1950新中国禁毒运动

1950新中国禁毒运动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新政权建立之初，这些丑恶现象继续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且许多烟馆成为反革命分子和盗匪的藏身落脚之地，严重地危害着新中国社会秩序。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禁毒运动展开了。

历代禁烟效果不尽人意在我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烟运动。

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

由此便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

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门销烟。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

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

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后，各级政府坚持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八万多名毒贩子被判处刑罚，2000万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瘾，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

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支。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

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期。

西南地区：“几乎无户不种”建国前夕，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原料罂粟。

如西南地区调查，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3%，贵州的安顺地区则“几乎无户不种”；西康省种罂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8%以上；整个凉山地区烟片种植户占各县总户数的60%－80%。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鸦片2.3亿两。

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禁烟当作财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大收特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

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全省。

据统计，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记烟民300592人，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000余家，仅南宁市便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

桂林市一天销售烟土量就达2000两。

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

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那个时代烟毒危害之烈，仅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烟民数量就高达600余万，占总人口8%强。

无数吸食上瘾的烟民，不仅被戕害身体，耗散资财，甚至破产堕落，沦为游民无赖，如娼妓、盗贼、扒手、乞丐等，造成劳动力的大量丧失，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

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区严重饥荒，就是因为种烟过多，严重缺粮造成。

大西南禁毒在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

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

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由于建国初期种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采用了卡死流通环节的战术，着重打击贩运及出售毒品的罪犯，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

这样一来，种植鸦片的卖不出去，吸食鸦片的又买不着，因而成效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在烟毒泛滥的西南诸省，1950年即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烟毒犯1万余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查获烟具22万余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戒除1.3万余人。

政务院《通令》发布以后，四川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区之后，相继成立了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

各级禁毒组织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

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

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如四川广安县，组织烟民自编自演节目，如《烟民回头》《烟民自叹》等，同时还利用花鼓、金钱板等方式，劝谕烟民。

还有就是由各禁毒机构组织宣传队，收集创作一些戒烟歌谣，广为传唱：“毛主席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

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

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四川省涪陵县（现属重庆）于1950年12月召开两万余人的群众禁烟大会，广泛宣传烟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烟毒措施，当众焚毁烟土烟具，并判处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

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深入宣传，仅城区在三天之内就有1863人登记请求戒瘾。

许多烟毒犯纷纷交出烟毒具，要求自新。

城区各学校、治安组、民众夜校经常进行宣传，发动亲属友邻劝戒。

该县禁烟委员会扩大戒烟所，沿江各大市镇均成立禁烟戒毒支会，将禁毒工作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

在四川南川县（现属重庆），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县一方面采取检举、揭发、规劝、说服的办法，另一方面，以辖区为范围，把全县划为10个禁烟点，分期分批分别集训瘾民，每期2至3个月，共集训瘾民21116人，缴烟具23万余件。

全国至1952年底，除甘肃、四川、湘西、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个别地方禁烟毒延长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内陆省市及边远省份的汉民区，全部肃清了毒品。

《史林》武明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

新政权建立之初，这些丑恶现象继续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且许多烟馆成为反革命分子和盗匪的藏身落脚之地，严重地危害着新中国社会秩序。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禁毒运动展开了。

历代禁烟效果不尽人意在我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烟运动。

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

由此便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

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门销烟。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

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

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后，各级政府坚持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八万多名毒贩子被判处刑罚，2000万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瘾，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

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支。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

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期。

西南地区：“几乎无户不种”建国前夕，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原料罂粟。

如西南地区调查，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3%，贵州的安顺地区则“几乎无户不种”；西康省种罂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8%以上；整个凉山地区烟片种植户占各县总户数的60%－80%。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鸦片2.3亿两。

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禁烟当作财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大收特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

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全省。

据统计，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记烟民300592人，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000余家，仅南宁市便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

桂林市一天销售烟土量就达2000两。

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

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那个时代烟毒危害之烈，仅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烟民数量就高达600余万，占总人口8%强。

无数吸食上瘾的烟民，不仅被戕害身体，耗散资财，甚至破产堕落，沦为游民无赖，如娼妓、盗贼、扒手、乞丐等，造成劳动力的大量丧失，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

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区严重饥荒，就是因为种烟过多，严重缺粮造成。

大西南禁毒在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

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

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