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

历史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
——由《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所引发的思考
摘要：本文联系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述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与朝代更替的关系。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因此，古代农业对气候变化有较强的依赖性。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业来影响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

气候变冷，则社会衰退；反之，则国家强盛，民族兴旺。

由此得出，历史气候变化实乃朝代更替之根本原因。

关键词：竺可桢气候变迁人口迁徙战争朝代更替
竺可桢教授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我国现代气候变化研究的基础。

受到国内外许多同行的关注与好评。

同时，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研究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的原因，以及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许多历史学家终生奋斗的目标。

然而，过去研究历史朝代的更替大多都只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从而找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然而，当我读完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后，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当历史气候进入冷期的时候，社会矛盾就比较严重，朝代更替也比较频繁。

相反，当历史气候进入暖期时，则比较容易出现盛世和治世。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我国的汉唐盛世都出现在暖期，而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宋金对峙等乱世都出现在寒冷期。

按照竺可桢教授的研究，中国古代气候的变迁是冷期和暖期交替出现的。

即一个冷期出现之后，紧接着是暖期的来临。

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是一个冷暖交替循环的时期，竺可桢称它为物候时期。

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的西周前期，我国进入第一个短暂的寒冷期；2、从公元770年到公元初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气候又转入第二个温暖期；3、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东汉、三国、六朝时代我国气候又转入第二个寒
冷期；4、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的隋、唐、北宋初期，我国气候进入第三个温暖期；5、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的两宋时期，我国气候进入第三个寒冷期；6、从公元1200年到公元1300年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我国气候又转入第四个温暖期。

此后的1400年到1900年，又是一个漫长的寒冷期，期间也有一些冷暖起伏。

根据这段冷暖期的大致划分，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点就会发现，凡是冷期来临，期间的朝代更替和战争的发生就比较频繁，而暖期则相对稳定，国力也比较强盛。

如第二个、第三个温暖期的秦汉和隋唐时期，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国力比较强盛的时期。

而第二、第三个寒冷期中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宋金对峙等都是少数民族大肆南侵、战乱频繁的年代。

那么历史气候变迁究竟是如何影响朝代更替的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历史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的关系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国，因此，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基础的农业，在封建社会具有国家命脉的作用。

而农业则与气候的变化紧紧相连，尤其是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们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下，气候对农业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土地的产量, 从而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带来影响。

这种影响在古代高人口密度的农业社会当土地产量减少时会带来饥荒、移民和国家力量的减弱, 从而引起战争、动乱和朝代更替的严重后果”[①]。

农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盛衰繁荣，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否。

因为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中国土地辽阔, 跨越多种气候类型地带, 所以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特点强烈地体现了气候的特征, 气候效应有极其深远的历史后果。

”[②]因此，中国对气候的变化有较强的依赖性。

研究表明，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而寒冷气候则引起农业萧条[③]。

在暖期，农业耕作区扩大，土地能够利用的绝对面积增加，农作物的生长期及复种指数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

可耕作的农作物品种比较多，再加上土质疏松，易于耕作，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而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因为气候适宜，也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可以在自己的区域内安居乐业，从而保持了边疆相对稳定，社会矛盾比较缓和。

尤其是在中国的北方，这种特征显得更
为明显。

在冷期，寒冷干旱的气候，不利于地处中高纬度的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北方少数民族畜牧业的发展，从而引起资源短缺，导致农业区逐渐南移，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逐渐减少，人地矛盾逐渐加剧。

因此，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

“五胡乱华”、蒙古和满族入侵，便是很好的例证。

二
农业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基础，是关系国家存亡的生产部门。

因此，气候变冷所引发的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和衰退会引发各种不良的社会后果，甚至起到摧毁性的作用。

例如人地相争、饥荒、移民、疾病以及少数民族内迁等。

当气候进入冷期之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逐渐南移，北方农民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急剧减少，复种指数也变得极低，这就容易导致人口和土地的矛盾。

随着农作物生长北界的南移，农民必须寻找更适于耕作的土地，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疾病和饥荒随着移民的迁徙而遍布全国。

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南迁对南方本土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移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加剧。

气候变冷，还削弱了政府对边疆的控制权，游牧民族入侵，出现了农牧民族的对峙的局面。

北方的少数民族因为气候变冷，适合畜牧的地方越来越少。

他们要继续生存，就得强行向南方迁徙，这种迁徙是建立在暴力掠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强行将农民的可耕地变为牧场，将所到之处变为奴隶社会，使社会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农牧民族的这种对峙主要出现在寒冷期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的对峙；少数民族南下与辽金和两宋的对峙；明初政权与蒙古政权的对峙；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的对峙。

因此，气候变迁是造成国家政治分裂的终极原因。

“历史时期，气候变冷与中国的内部分裂期的重合，很难认为是偶然的。

国家的分裂，一般来讲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中央王朝权力的凋落，第二是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严重对峙。

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下，气候变冷确实提供了这种条件。

”[④]可见，气候变化对古代的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气候变冷，对中国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五代十国以及两宋期间，南方经济赶上并超过北方。

经济重心的南移，除了其它的一些客观原因外，正好验证了这种温度变迁的大趋势。

移民、少数民族的内迁、经济重心的南移，共同削弱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力和造成社会的混乱。

三
历史气候变冷，导致了农业生产水平下降，从而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而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又造成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加。

当这些矛盾被完全激化以后，战争便不可遏制的到来。

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战争，来势相当凶猛，战争遍及的范围也非常广阔，结果不是改朝换代，便是给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一般来说，战争的频率往往与气候的冷暖与否密切相关。

“气温和中国战争数目总体成负相关关系。

寒冷期,温度降低对应于战争数目增加；而暖期适宜的气候使得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战争数目相对比冷期战争数目少。

温暖期,降温只要达到一定程度也会造成战争的爆发,如中世纪暖期,虽然处于温度距平之上时期,但两次降温仍然对应大规模的战争爆发。

事实上,暖期中的突然降温,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压力更大,暖期激增的人口遭遇突然的灾害,往往缺乏应对措施。

”[⑤]按照竺可桢教授的研究，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正是比较寒冷的时候，由此时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发生的蒙古族的入侵，就是因为气候变冷所导致的生态压力。

1644年，清军入关，也基于相同的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大多数的反叛战争和农民起义，都发生在气候变冷的时期。

研究表明，“与中国东部气温相比，高频战争期在低温期(<0℃)中也占有8次，此可以说大部分的战争爆发是在低温时期。

反叛战争在所有战争中比例最大(46%), 其频率变化与气温变化存在密切相关，每10年4次高于20次的战争时期都在冷期内。

”[⑥]可见，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短缺，是战争爆发的诱因，这是人们基于生存需求做出的必要选择。

结语
竺可桢教授关于中国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对我们解释历史现象和寻找皇朝循环的原因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气候变化是古代王朝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研究表明，85%以上中国改朝换代和所有全国动乱都是在冷期发生的。

[⑦]气候通过降温或回暖来对农业施加影响。

在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是一切生产部门的决定因素，也是国家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农业的发展与衰退，关系到整个封建王朝的存亡与兴衰。

气候变化通过降温，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破坏，从而诱发其它不良的社会后果，如饥荒、移民、疾病以及少数民族内迁等等。

这些后果的发展与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