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衡今,资治育人——儒家史论通说(一)
读史论今,以史明心,借史育人
读史论今，以史明心，借史育人作者：蔡伊思锐来源：《新教育时代·学生版》2016年第04期摘要：通过读《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此进行总结和陈述，通过对书中黄仁宇先生所阐述的阴阳理论的理解和解析，联系万历皇帝、申时行、海瑞等历史人物的言行理解，以此来在对学生进行历史观塑造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上，让学生能够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和冲突，形成自己的特有的原则，已达到读史论今，以史明心，借史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申时行海瑞价值观塑成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不能说完全能领悟大历史观，通过六个人物的绘写：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纨。
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全部，看似只为明朝末年的一些著名人物，表面没有很强烈的衔接关系，但人物的串联环环相扣，通过点线面的结合，贯穿的是一幅相对完整的历史画卷。
书中传达的内容远比我能理解的更深入得多，在这也不能一一阐述每一点的心得。
只能阐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1]一、读史论今关于作者提到了一个阴阳调和。
阴阳就像道家的太极图，对比鲜明却又是相容和谐。
但是在这我想表述的阴阳，更多的是一个人在这种阴和阳之间的矛盾，即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冲突。
书中申时行对于这种矛盾和冲突有着很深的体会，“（申时行）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
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尤知忌惮。
而贤者有所依归’。
”那些极阴者放大自己的私欲，成为贪官污吏；极阳者清高自负，树立的是绝对的道德观念，以海瑞为典型。
[2]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德模范，他把理想的政治投入到了实践。
他的生命只有理想没有私欲。
他是民众眼中的英雄和楷模，却是其他官员眼中的麻烦。
海瑞只是一个被社会需要的道德楷模，摆在一个又高又孤寂的位置，只是一个偶像，纵然是有真知灼见，却无法被采纳。
简单来说，海瑞抗衡的是人性欲望。
刘知幾《史通·自叙》原文注解与鉴赏
刘知幾《史通·自叙》原文注解与鉴赏史通·自叙刘知幾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
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
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
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
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
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
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
”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
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
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
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
次又读《史》、《汉》、《三国志》。
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
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
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
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
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
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
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
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
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
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
所有榷扬，得尽怀抱。
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
儒家学说与汉代政治关系的作文题目
儒家学说与汉代政治关系的作文题目论儒学对汉代政治、经济、礼仪制度的影响汉代的儒家学者在继承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于汉代封建大统一。
西汉前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汉初儒家在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也对秦朝时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加以反思，儒生认识到必须使儒学适应现实社会，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西汉中期，一代大师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黄老、法家、阴阳等各家思想，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特别是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也，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从而确立儒学在中国思想上的地位。
自此以后，汉武帝更是将儒学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地位，从而使儒学实现了由“在野”到“在官”的转变，从而对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儒学与汉代君主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直接提高了专制君主的素质，同时又对专制君主有着约束作用。
儒学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汉代儒学非常注重君主教育。
比如“天子之元子，士也。
天下无生而贵者也。
”（《礼记·郊特性》）从理论上肯定了君主教育的必要性。
博士晁错也十分强调君主教育。
《汉书·晁错传》曾经提到“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
”这时期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强调儒学的经世致用，以其所学施于政治是其最终的目的，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的政治效应主要表现为训政和施政两个方面。
汉代皇帝依循经义以施政：君主依循儒家政治文化学说施行了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改革，如汉武帝“行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协音律”，又东汉的郊祀制度、宗庙制度、百神祭祀，从而确定了汉代的礼仪制度；依循儒家经典中广开言路、议政以制的民主性观点，君主重视朝议制度，所以西汉时期，皇帝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之前，一般先交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员集议，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朝臣的智慧，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从而减少了决策盲目和失误，有利于合理方案的拟定，加强统治，减少弊端；依循儒家的屈君申天，谴告理论，君主常常下诏“罪己”，按照汉儒的“谴告”理论就是如果君主失德无道，上天便会降灾异以示谴责警告，直至“更命有德”，这样就对君主的人格有所抑制，有利于政治开明；依循儒家民本、德治思想，君主大多重农务本，爱民利民，两汉君主都把重农本奉为基本国策，春季劝农桑、废除苛政、赏赐民爵和布帛，停建劳民工程，赈济贫困鳏寡孤独，表彰孝悌力田，薄赋税亦是汉政的特点，汉赋一直保持在三十税一的水平上。
湖南省部分学校2022-2023学年高一(下)期中考试语文试题(含答案)
湖南省部分学校2022-2023学年高一（下）期中考试语文第Ⅰ卷（阅读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
《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
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
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
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
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
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
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
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
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
《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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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管理智慧教育宣传
（ 北 宋 张 载 ）
为 万 世 开 太 平 。
为 往 圣 继 绝 学 ，
为 生 民 立 命 ，
为 天 地 立 心 ，
事 事 关 心 ” ，
国 事 、 天 下 事 ，
入 耳 ； 家 事 、
读 书 声 ， 声 声
“ 风 声 、 雨 声 、
人 顾 宪 宗 提 出 ：
明 代 东 林 党
之 ， 笃 行 之 。 ”
04 打破西方学科体制的一统天下，使国学教育
与西学教育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使国学资 源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成果。这是实现文化多 元化，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标志。
国学倡导的人生价值观和人格境界论，可以 02
为我们重建社会主义八荣八耻与诚信价值体 系，构铸人生理想，提供学术深层的滋养。
国学的意义思考
05 振兴国学，将使中华文明崛起于东方之林，
加强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有助于打破西方话 语的垄断，使世界文明趋于多元化。
国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精神，可以帮
助人们热爱与认识祖国历史文化传统，树立 03
民族自尊心，培育民族精神。
国学所体现出来的开放精神，会通中西的包
06 容精神，可以为中华文化的融入世界，互相
交流，提供学术典范。
“国学”的来龙去脉
章太炎在《民报》1907年第十 五期上有一篇《中华民国解》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提出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 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 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 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 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 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
国学是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根基。更是 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推动者，新的世 纪，国学的价值正走向回归，我国文 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 概… …可以学先辈之人格，可以知学 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我国古史考辨学的伟大先驱 ——崔述
我国古史考辨学的伟大先驱——崔述一、生平事迹我国有史以来，以作史而扬名的人确实不少，但能够称得上“大师”、“大家”的人却寥寥无几。
所谓的“大师”、“大家”，是指学识渊博，造诣精深，见解独到，开一代风气，奉为学界楷模的著名专家和学者。
我们魏县历史名人崔述就是这样的史学大家、经学大师。
他学识博大而精深，一生以研治经史为务，致力于疑古辨伪，考信求实，开了近代疑古辨伪风气之先河，成为古史考辨学的伟大先驱者。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河北魏县沙疙瘩村）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
曾祖崔辑麟、父亲崔元森都是明道经世的儒家学者。
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
父亲崔元森对儿子崔述寄予厚望，家教严格。
他牙牙学语时，父亲就教他识字，每每见到门联匾额、药橱菜谱，父亲都指指画画，认真教儿子认读，并形象地讲解字义。
他刚懂事，父亲就随读随讲，教他学习《三字经》、《神童诗》等启蒙课本。
在父亲的教导下，他从五岁起，就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父亲教导有方，每讲授完一遍课文，就让他诵读百遍，自觉了解文义。
正是在父亲的严加管束和悉心教导下，他才孜孜求学，熟读经书，学业有成。
求学入仕，正是当时学子们的追求目标。
乾隆十九年（年），他到大名府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受到知府朱煐的赏识。
朱煐把他召到府内晚香堂，延请名师执教，与他儿子士琬一块学习。
他在晚香堂求学八年，学业大有长进，填词赋诗，著文应对，出口成章，下笔成文，风发泉涌，才华横溢，被称为“当世奇才”。
乾隆二十七年（年)，他与弟弟崔迈应顺天府乡试，双双中举，一时传为科举佳话。
乾隆二十九年（年)，他奔赴陕西邠州迎娶大名才女成静兰。
他们夫妻次年回归家乡。
这时，恰逢魏县闹水灾，崔述一家流离失所，居无定处。
大名知县秦学溥非常器重崔氏兄弟，特意在礼贤台畔购房置屋，供他们一家居住。
他怀才不遇，此后五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
他屡试不第，心灰意冷，再也无意仕进。
乾隆三十三年（年),为了生计，他在武安设馆，走上了教书的道路。
《资治通鉴》原文赏析以及读后感
新注《资治通鉴》序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晋乘、楚梼杬虽不可復见，春秋经圣人笔削，周辙旣东，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
秦減诸侯，燔天下书，以国各有史，刺讥其先，疾之尤甚。
诗书所以復见者，诸儒能藏之屋壁。
诸国史记各藏诸其国，国滅而史从之，至汉時，独有秦记。
太史公因春秋以为十二诸侯年表，因秦记以为六国年表，三代则为世表。
当其時，黄帝以来谍记犹存，具有年数，子长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与古文乖異，且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虽颇有，然多阙。
夫子之弗论次，蓋其慎也。
子长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
汲冢纪年出於晋太康初，编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国史记，脱秦火之厄而晋得之，子长不及见也。
子长之史，虽为纪、表、书、传、世家，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虽以纪纪年，而书事略甚，蓋其事分见志、传，纪宜略也。
自荀悦汉纪以下，纪年书事，世有其人。
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乱，王僧辩平建业，与文德殿书七万卷俱西，江陵之陷，其书燼焉。
唐四库书，编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春秋义类作传百卷，逸矣。
今四十一家书，存者復无几。
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蓋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监于往事，有资於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
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繁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
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
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
其忠愤感既不能自已於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
至於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
编年豈徒哉！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
」夫道无不在，散於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
他主要的史论和史学评论集中在《资治通鉴考正备叙》、《谥法》、《大学衍义》、《春秋左传集解》等多部作品中。
首先，朱熹在《资治通鉴考正备叙》中认为，史书是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但史书所记载的内容存在误差和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历史真相。
因此，为了准确地了解历史，我们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比较、分析不同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以此完善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此外，朱熹还强调要把现代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融入对历史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
其次，朱熹在《谥法》中对古代帝王的谥号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和总结。
他认为，适当地赋予帝王谥号可以反映其在历史上的成就，有利于后人对其作出评价。
但也需要遵循谥号之间的连续性和慎重地赋予，以维持谥号的尊严和确切性。
第三，朱熹在《大学衍义》中对古代儒家经典《大学》进行了注释和解释，深入研究了其思想内容和价值。
他认为，《大学》所推崇的“格物致知”可以通过个人的实践和经验获得知识和智慧，同时也需要依靠传统的儒家教育和学习方式。
此外，朱熹还倡导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
最后，朱熹在《春秋左传集解》中对古代历史文献《春秋》进行了深入解读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学说。
他强调，要准确地理解《春秋》，需要从世界观、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入手，以更全面地认识和解读文献中的内容。
此外，朱熹还倡导对古代文学的注释和解释需要融合历史、文化和哲学等多种视角。
总的来说，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亦融合了儒家思想、哲学、历史文化等多元元素，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一页。
2018新课标新高考历史第一轮总复习考点集训选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含解析
考点集训【P300】1．(2016雅礼)【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北宋中期，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编撰刊发一系列论著，阐发了其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被称为“新学”。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世之不见全经（指儒家经典)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均为古代中医著作）、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
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
——王安石《王临川集》材料二己酉，王安石进所撰《诗、书、周礼义》。
帝谓安石曰：“今谈经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经义，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遂颁于学官（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号曰《三经新义》。
辛亥……安石《新义》行，士子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1）据材料一，概括王安石“新学”的治学特点。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新学”出现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学”在变法中的作用。
【参考答案】(1)特点:立足儒学，汲取百家之长.时代背景：儒学没落；北宋统治危机加深；王安石倡导变法革新.(任答其中两点即可)（2）作用：“新学”一度成为北宋官方统治思想;有利于统一思想；有利于培养变法人才；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2．（2016三湘)【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唐朝时,进士科每榜录取人数很少，自唐高宗武德五年后近300年间，平均每榜不到26人.唐代科举考试规则尚不严密,考试前,士子往往向达官贵人或者文士名流投呈作品,称为“投卷"或“行卷",希望得到赏识，以先声夺人。
同时，也允许官员向选举机关推荐，称为“公荐”.唐代科举录取名额没有地区分配.殿试开始于唐朝武则天，但没有成为制度.到宋代，宋太祖亲自主持考试，“殿试遂为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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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衡今，资治育人——儒家史论通说(一)维系华夏吾族五千年统绪相连、连绵不断者为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厚重博大，自有其历史之连续性和思想之一贯性。
此种连续性和一贯性，集中表现为儒家思想文化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主流、主干。
儒家思想文化不但形塑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生命世界，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民族品格，引导和规制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行程。
“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1]与道家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法家的现实功利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历史的高度重视。
除却庞大丰富的历史典籍之外，几乎历代儒家都对历史作出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议论和评价，从而构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史论。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
”2]儒家的史论浩淼淹博、寓意深刻，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和思想宝库，是打开神秘幽测的历史之门的一把锁钥，也是把握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文化特征的一个必要途径。
一、儒家史论的形成发展了解儒家的史论，首先需要对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殊。
在中国古代，没有“历史”这一专有名词，与之相近的两个字是“历”与“史”。
《说文》上说：“历，过也。
”《广韵》上说：“历，经历。
”《尚书》上说：“既历三纪，世变风移。
”3]其中“史”一词之含义近乎等于“历史”一词之含义。
“史，记事者也，从乂持中，中正也。
”4]“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
”5]由此而言：“夫以史为手持中正，则判断尚矣，即所谓史识焉；以史为职掌隆重，文献所归，则史学尚矣；以史为是非之所判，劝勉之所资，则史德尚矣；至于剪裁润色，勒成一家之言，则即昔人所谓史才。
”6]一般地讲，构成“历史”的要素大体可以分为史实、史料、史籍、史学等四个层面。
所谓史实，是指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的时间之流中“往者不可谏”8]的事实和真相，它具有唯一性，因而具有不可复原性。
但是，人不仅具有记忆的本能，也具有好奇的本性。
人希望认识自身，就不得不、也不能不对自身以往的史实进行回忆和分析，而其所凭借的物件，就是史料。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9]广义上的史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记录以外者，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等；一类是文字记录，如《四库全书》分类法确立的史部之列的史书，实际上经部、子部、集部中也含有大量的史料。
10]文字记录史料中的史书，就是史籍。
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的学问，它力图弄明白“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
11]史学的范围比较宽泛，举凡对过去史实、史料、史籍等进行研究的学问皆可称为史学。
史论与上述“历史”的诸构成要素都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
史论的构成要素包括两个必要的层面，一是历史事实，一个是对该历史事实进行的议论，而其中又以议论为主。
古代的议论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通称为“论”。
《韵术》中说：“论者，议也。
”魏文帝曹丕认为：“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12]即强调“书论”体重在讲明道理。
西晋时期的陆机主张“论”体的风格是“论精微而朗畅”。
13]即强调“论”体要意义精深而行文流畅。
齐梁时代的刘勰则对“论”体有着更为出色的解说和系统的梳理：“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
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
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
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
《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
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
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
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
傅嘏、王粲，校练名理。
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
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
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
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
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
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
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
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
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
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
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
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
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14]在这里，刘勰给予“论”体以明确界定，强调“论”体“述经叙理曰论。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的功用，把“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作为“论”体的衡量标准；同时，他还把“论”体分为政论、史论等不同种类，点评了历史上诸“论”体名篇，并初步分析了历史上的一些史论的得失。
至此，“论”体的宗旨、风格大体确立。
及至南朝萧统编选《昭明文选》时，特地收入了《汉书》、《后汉书》、《宋书》里面的论、赞、序等“史论”九篇，又使史论的内容、宗旨、风格大体得以厘定。
唐朝刘知己对此总结说：《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
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曰子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
史官撰录，通称史臣。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当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15]由此可见，儒家的史论由来已久，或者可以说与儒家自身的历史相始终。
其历史流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六个阶段。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他本人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16]他的孙子子思也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7]。
王船山则说：“法备于三王，道着于孔子。
”18]这表明，儒家学派尽管其开创者和奠基人是孔子，但其渊源有自。
这个渊源，我们可以称做是原始儒家。
出现于孔子之前而又经孔子删述的经书，作为原始儒家的文存，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历史评论，或者说六经就是历史书籍或者历史评论。
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是三代史。
”19]章学城更是明确地说：“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20]“经者，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
”21]作为史书的经，序定人伦、发微大义，涉及历史评论处，故亦可看作史论。
因部分经已在“儒学国民读本丛书”其他书本中选注，故本书没有再重复有关史论（《礼记?礼运》在秦汉时期予以节选）。
本书史论是从孔子处开始选注的。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
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22]孔子于中国上古历史多有精辟论述，实为儒家论纵论历史之发轫，亦大体奠定儒家论衡古今之基调。
由于《论语》一书为语录体和问答体，且由于孔子时代文字记录不便，故孔子论史虽多蕴意精辟，然又多或论而不述，或言简意赅，或语焉不详。
但《论语》全书渗透有厚重久远的历史意识，大部分条目涉及历史之事实或评价。
因此，了解儒家史论，不能不从孔子始。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时期儒家的史论还处于萌发和初创阶段，其史的色彩不很集中，而义理阐发稍多。
同时，这个时期的史论中也有一些于今不可考的史实描述，如三皇五帝的一些事迹，等等。
但古人所言，必有所据，不宜苛察。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由封建而郡县，中国由形式上的统一而到实质上的统一，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可谓绝无仅有。
然而“秦以吏法精神而一天下，亦以此而速亡。
”23]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突焉。
”在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使得抱守先王之道、遵从圣人大义的儒家被李斯讥为“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24]春秋战国时期的“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儒家由此遭致严重打击，乃有“焚书坑儒”之难。
“汉承秦制”，但不得不改变对儒家士人的态度：一则是儒家精神进入庙堂，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典型的象征；二是儒家士人进入庙堂，由此导致“战国为游士社会，西汉为郎吏社会。
”25]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引发了西汉初年人们对秦王朝兴亡原因的热烈探讨。
陆贾《新语》十二篇向汉高祖刘邦提出了“马上治天下”而不能“得天下”、务必“逆取顺受”的警示，可谓首发“过秦论”之嚆矢。
贾谊《过秦论》则开创了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史论，成为儒家史论中的不朽名篇。
两汉时期史学大盛，《史记》、《汉书》中也有一些很好的历史评论，本书都予以适当节选注释。
“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26]一般的来讲，在治世和盛世，更是儒家得以发挥其修齐治平作用的时期；而于乱世，礼崩乐坏，人心无常，儒家虽有明道淑世、匡扶时艰的精神，也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7]，但总体上来看，儒家发挥的作用并不很出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
在此变乱的情势下，人们迫不得已，只能在老庄思想中梦想着任自然、求逍遥，由此学理和思想都为之一变，前期玄学大为昌盛，后期佛学乘虚而入。
然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历史上种下根深柢固的基础。
”28]儒家并没有完全退出社会场域和思想层面，只是暂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却依然在现实中而不是梦想中维持着国家政治的运转，调护着芸芸众生的生命。
在史学方面，当时已经形成修正史的传统，《后汉书》、《宋书》等里面仍有一些史论。
一些忧国忧民的儒家士人也针对时弊写了不少的历史评论，如陆机“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