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王大昌茶庄

记开封王大昌茶庄寇华亭遗稿在开封古城繁华的市中心鼓楼街路北，有一座古补典雅的茶叶店，它就是名扬中原的“主大昌”茶叶店。

开封王大昌茶庄创办于一九一三年。

我从王大昌创办之日起，就进店当学徒，以后由学徒而店员，由店员而经理，直到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历时四十余年。

对王大昌的兴衰变迁，身历目睹。

但在抗战胜利前的很长时期（一九二二——一九四三），我专司外地采购、熏茶和推销事务，甚少留在开封，以致有些事情虽略知梗概，但未审其详。

现就追忆所及，将王大昌的发家始末，经营手法、内部倾轧及其所遭所遇等，记之于后。

一王大昌茶庄创办人王泽田，河北省冀县人。

王母寡居，稍有积蓄。

王幼年曾在北京某茶庄学徒，清宣统年间辞出，用母亲的积蓄作本,在北京囤积贩卖茶叶，经营行庄，王最初的资本只有白银五、六百两，嗣后经营得手，便去周口长途贩运，几年内资本增至三、四千两。

以后又改去江南茶叶产地采购，亲在福建熏制，运销北京，获利甚多，王的经济力量遂日益雄厚。

一九一三年，王译田经友人介绍，与同乡王钟岭（也是茶叶同行，当时在家赋闲）合作，筹划开设茶庄。

这时王泽田虽已发迹，但如在北京设店，同一些老字号竞争，自料还非对手，因而决定来开封，并派王钟岭前来筹办，不久，在开封鼓楼街择定店址，略经筹备，即于一九一三年旧历七月二十六日开业。

王泽田取王家世代昌荣之意，定名为王大昌茶庄，并由书法家了然和尚亲书“王大昌”三字，作为金字招牌高挂门首。

时东伙学徒等共二十佘人。

王大昌系王泽田独资经营，最初未定资本，只是从福州发来货物销售。

二年后，王泽田见在开封经营茶叶可为，乃定资一万元，并在亳州开设分号。

当时王大昌有经理三人,一是王译田，一是王钟岭，一是王镜波。

王泽田、王镜波二人负责去苏州、杭州、徽州等地釆购和在福州设场熏制，王钟岭在开封主持店务，掌管一切。

王大昌开业后，于同行的竞争从未停止。

开业初，；在开封同行中的有力对手是义利成荼庄（开设在鼓楼街)，王大昌与义利成竞争中，开始不占上风，甚而一度亏累。

一九一六年后，义利成内部出现挫折，经营失利，王大昌乃乘机夺得优势，营业日渐上升，终于在开封打开局面，立定脚跟。

一九一九年，正大林茶庄又开业于马道街，彼此竞争亦甚激烈。

而这时王大昌已经打下根基，正大林虽具有一定实力，其经理栗彦卿（也是东家）也颇善于经营，但与王大昌相比，始终稍逊一筹。

至于同行中较小的商店，则更非王大昌的对手。

如是，王大昌乃后来居上，在开封茶中渐居首位。

一九一八年，王泽田在亳州另开王庆昌茶庄。

一九二五年,王庆昌同原毫州分号均被孙殿英部烧毁（以后复业时并为一个字号）。

一九二一年在开封鼓楼街开设王恒昌百货店，不久，又在济南开设亚东百货店,经营均极为有利。

至此，王泽田遂拥有五处生意，在开封商界中渐露头角。

在旧社会，有钱必须有势。

王泽田深谙此理，乃渐事结交权要，冀得庇护。

一九二八年前后，王经西北军将领孙桐萱之父为媒，将女儿王萍嫁于韩复榘的长子,同韩复榘结成儿女亲家。

自此以后，王泽田虽在经济上并未得到韩复榘的资助,但在政治上却得到有力靠山。

不久，王泽田便关掉开封的王恒昌百货店，在济南开设福东百货店和大东煤油公司。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王大昌的经营，又先后在开封相国寺前街、相国寺后街分别设立分号，继而又在商丘、郑州、许昌各地开设分号（商丘分号于一九三一年撤销）；一九三五年又在西安购置两处市房，开设两个分号。

至此，王大昌的分号几遍布陇海降沿线，形成垄断之势。

根据我的记忆，王泽田的商业经营这时已发展到最高峰。

他一身拥有八家茶庄，两家百货店，一家煤油公司，在福州还有一个小型制茶场,总计有店员、学徒、工人等近二百人。

当时王泽田在济南有“王百万”之称。

称百万固属夸大，但五、六十万则是毫无疑问的。

好景不长。

“七.七”事变后，韩复榘被蒋介石所杀。

王泽田失去靠山,加之经营上用人不当，济南方面的几处生意遂先后歇业。

以后随瀋日本侵略军的进犯，又相继撒销了王大昌在郑州、许昌、开封的三个分号，只剩王大昌的开封总号、西安两个分号、亳州一个分号和福州的制茶场，继续经营。

一九三八年开封沦陷，王泽田逃往西安，王钟岭居家未归，王镜波因患风瘫长期在家休养，我被隔在福州，开封总号同仁大部出走，只由店员齐正卿留店看守，营业暂时停顿。

不久，同仁等陆续返回，乃又继续营业，因东家经理均不在开封，便由伙友李桐轩主持店务，代行经理之责。

一九三九年日寇占用店房，王大昌被迫迁至二道胡同原做仓库之处，营业额顿时下落，开始赔累。

幸而西安分号业务尚好，我在福州，利用西安、开封两处汇去的钱，往天津运销茶叶，获利甚多。

以后因交通阻隔，福州制茶场停办。

西安分号自在成都设场制茶,我又去天津推销货物，兼事其它有利经营，所得之利,均作为开封盈余，所以开封总号虽然处境艰难，但终能安然渡过。

只是由于经营萧条，店中纪律日见废弛，李桐轩及诸多同仁终日出入赌场，不务正业，堕落腐化之风靡于一时。

一九四0年，王钟岭病死北京,一九四一年王泽田死于西安。

一九四二年末，王泽田的侧室阎氏命长子王保庆到天津见我，并带来阎氏亲笔书信，言及王泽田已死，遗下孤儿寡母,无力从事经营，对我恭维备至，恳请我出任王大昌总经理职务。

但我以李桐轩资历较我为深，当时又代行经理之责，未便僭越，遂再三雅辞,并力荐李桐轩，终不获允。

如此相持至二九四二年春节,我由天津返开封，王保庆亦随我回来，续商此事,并公开声言，如我坚辞不就,他们母子决意撒销开封总号，只留西安一处自行经营。

当时河南、河北诸省正遭严重饥荒，总号果真撤销，开封数十同仁都将陷于无助。

在此情况下，经数度协商，李桐轩乃辞去经理职务，并离开王大昌。

从此，我便担任王大昌的总经理。

齐正卿、阎协武、王锡庆、李宝璋四人任副总经理。

我和齐正卿留开封总号，其余三人去西安。

西安分号经理由李宝璋担任。

在选拔总经理过程中，东家母子属意于我，一方面是见我一向小心谨慎，老实可靠，堪为他们效力；另一方面则由于李桐轩在开封沦陷后，曾借口遭到日伪当局搜查，吞没原韩复榘存放店中的两箱衣物，加之在其主事期间，迷恋赌博,不事经营，因而不为东家所信任。

李桐轩既遭东家冷遇,心怀愤懑，乃提出清算王大昌财产，要求除东家资本一万元外，其余按份分配，并将王钟岭的妻子、儿子邀来开封，串通一气，企图搞垮王大昌。

结果李桐轩和王钟岭名下各分得一万余元，王大昌亦未垮台。

李桐轩离店后，即在鼓楼街开设同庆昌茶庄，同王大昌对抗。

王大昌虽然地址偏僻，但因素著声誉，且来货成本较低，便在货色上尽量提高质量，降低售价,在竞争中始终压他一头。

李桐轩见竞争不过，曾联络福建、蒙山、春祥、正大林等几家同行，公开向王大昌提出抗议，甚而威胁要挟。

但王大昌对此置之不理，李只得作罢。

以后南京厚德福菜馆财东陈某在开封相国寺后街开设正德茶庄，实力雄厚，并聘用原王大昌同仁张芝生为经理，扬言打倒王大昌，但也只支持二、三年，终于垮台。

我主持王大昌以来，对内严禁赌博，整饬店风,力图振奋；对外加紧竞争，不择手段。

记得当时王大昌每天都买来同行各家货样进行比较，力求在货色上、质量上高人一头，有时甚至暗加斤称，拉拢顾主，打击同行。

抗战胜利后,两安一度银根奇紧，各商号都急于拋售存货,以偿债务。

王大昌本身并无外债，但为了同当地建华茶庄竞争，西安分号也乘机削减货价，大力抛售，并在彼此竞争最为激烈的短时期内，公开宣布买一斤送一斤,以广招徕。

嗣后，在亳州也曾采用同样办法，打击同行。

如此廉价拋售，虽难言有利可图,但当时将款汇至上海等地进货，价格更低，利润反而更大，因此在抗战胜利后，西安不少商号曾一度陷于瘫痪，而王大昌的经营却非常顺利。

不过王大昌一向自恃条件优越，为竞争而不择手段，在开封、西安中结怨殊深，致遭嫉恨，在旧社会里,王大昌不断遭遇某些麻烦，想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四五年十月，开封总号又从二道胡同迁回原址，营业更为好转。

后以房主无理抬高房租，王大昌不堪重负，便在鼓楼街路北购到市房一座，并于一九四七年末迁至新址。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胜利阶段，人心惶惶不安。

在此情况下,东家母子竞相向店中大量借支，加上反动当局搜刮勒索，经营遂日渐困难。

但王大昌毕竟根底较深，在顾客中威信较高，尚能勉力维持。

在此期间，除将毫州分号撤销外，其余均照常经营，直至解放。

解放后，王大昌在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指导下，逐渐革除旧弊，经营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于一九五六年实行公私合营。

是时，王大昌在开封、西安两地共有资金十一万元（人民币）。

此外，东家在济南、毫州、开封等地尚有房产数百间（不包括开封总号和西安分号所用店房），所值当不下数十万，东家总的财产仍不减当年。

二王泽田由创办王大昌时的区区万元资本，最后发展为数十万之富（虽前后币制不同,但若按银元折算，币制基本相同），其间经过已如上述。

惟王泽田之发家致富，亦有其一定的机缘和手目法，择要之，有如下述：一、王泽田最初发迹于北京，却千里迢迢来开封创办王大昌，可谓颇具见地。

因当时华北知名茶叶巨头如北京全祥、天津正兴德等字号，每多争霸于各大城市，开封地面较小，未受重视。

是以在弱肉强食的旧社会里，王大昌得以避却强大对手，独创局面。

二、王大昌所售货物，均系向产地直接采购，自行加工熏制，成本低廉，利于竞争；而开封其它同行大都无此条件。

如最初的义利成，一向自天津进货，经过中间转手盘剥，成本甚髙。

再如以后的正大林，其东家栗彦卿虽亦在产地自己采购熏制，但制成之货，却另加百分之二十利润卖给正大林，因此在正大林方面，进货成本并不低廉。

栗彦卿如此做法，看来颇似精明稳健，然却大大削弱正大林的竞争能力，致使其在同王大昌竞争中陷于失败。

三、王大昌的多数同仁，在经营上不失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虽然开封被日军占领期间，总号同仁曾一度堕落腐化，但为时不久，即得以纠正。

四、王泽田、王钟岭利用吃干股的办法，笼络上层店员、伙友。

王大昌的工资制度和吃股办法是：店员一般每年工资最多三、四十元，从无达到五十元的。

上层店员、伙友除工资外,按其在职年限和工作成绩规定吃干股若干，每吃干股一厘，平年可得红利五元，遇有盈余则按股分红。

学徒每月只拿（名为月费）二百六十个钱，约合银元两角，除伙食外，衣服鞋袜、零星用品等全归自备，王大昌实行低工资制自不待言，就以吃股办法来说，有利的仍是东家和经理。

当时王泽田的资本一万元作为十股（即十份），王译田、王钟岭、王镜波三人各吃干股一分一厘（以后王镜波因患风瘫，回家休养，所以吃干股逐渐减少），一九二七年增为一分二厘，一九三0年又增为一分七厘。

而店员伙计吃股最多者亦不过几厘，且人数极少。

以我来说，一九二五年只吃股二厘五，到我担任总经理前也只吃写五厘五，其间却经过十八年之久。

由此可见，东家、经理在全部吃股份额中占绝大部分，因而真正分到同仁手中的红利寥寥无几。

同时还规定三年一账，又可增加资金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