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近代变迁述略

2003年第1期(总第76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eilongjiang S ocial Sciences NO 11,2003G eneral.N o.76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近代变迁述略陈 红(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　要:在中国近代,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中国人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及妇女的地位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使然,更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进行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

虽然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运动成为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变迁的内在原因,但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近代变迁的内驱力不足问题。

关键词:日常生活世界;近代变迁;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B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3)01-0024-04收稿日期:2002-10-25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青年资助课题(01C009)。

作者简介:陈红(1971-),女,黑龙江饶河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国近代以来,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而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自然也要引起一些震荡,由此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了些许新的气象。

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逐渐渗透,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

一言以蔽之,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成为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变迁的外部原因。

同时,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及西方物态文化引进的历程,许多带有西方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也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少有变化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从而打破其持续了数千年的封闭与沉寂。

其主要表现即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开始出现松动,并在逐渐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化。

实质上,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近代变迁,也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深刻转型。

一在中国步入近代之前的数千年中,以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几无巨大变迁。

它作为一个封闭、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在整体上保持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生活观念,顽强而执著地固守着民族生活惯制而不情愿做任何有悖于祖宗之法的改动,从而形成一个充满惰性、缓慢变化的生活世界。

早在明清之际,一些西方传教士就曾陆续来华传教,同时他们也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西方人的生活习俗。

此后,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西方生活习俗对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影响。

中西方的生活方式虽然迥然不同,但经过戊戌、辛亥及五四时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运动,某些西方习俗、生活方式业已渐入人心,并在不断改变着传统中国人的一些生活陋俗,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西俗东渐”的大致过程。

正因为西方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渗入,使近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现了中西杂陈、不中不西的局面,这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

当然,除了看到政治、文化等思想观念的变革对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外,也不能忽视西方物质文明对传统中国人改变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

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人士着力效仿西方,他们在开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又以“求富”为目的,开始创办一些民用工业。

随后,近代商业、交通业也在各地陆续展开,这些均为传统中国人改变固有的陈旧而落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优势,通过中国被迫开放的商埠,造成了向中国进行商品倾销的“一边倒”局面。

一些“洋货”诸如洋布、洋蜡、洋钉及洋油等鱼贯而入,中国人在使用这些新鲜玩艺的同时,很容易改变旧有的生活习惯,相应地在头脑中也会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的生活,因为毕竟某些西方工业产品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

但从根本上来看,洋货的大量涌入与泛滥,必然危及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生产。

家庭手工作坊式的小生产显然无法与强大的西方近代工业生产相抗衡,这也就必然预示着自然经济的全面崩溃。

毫无疑问,自然经济乃是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经济基础,而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必然使得中国人的传统日常生活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中国近代,这一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诸如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等“近水楼台”地区,人们更容易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

20世纪初,在一些繁华的沿海城市,从西装的流行到西餐的广为人知;从独特的欧式建筑的落成到轮船、有轨电车的纷至沓来,无不反映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1]。

而生活方式的变迁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习俗与风尚,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当然,这种生活方式的变迁与社会风尚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沿海到内地逐渐深入的嬗变过程。

在上个世纪初的内地广大农村,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人们依然过着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日常生活。

这就与一些得西方生活方式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方是充斥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气息的繁华生活景象;另一方则是固守传统农业文明生存模式的田园生活情调。

强烈的时代反差使得中国近代的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一道“即中即西”、中西合璧的生活风景线。

二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近代变迁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其变迁的动因决不仅仅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外力撞击,因为西方文化的影响不过是一种外因。

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之所以发生巨大变迁还有其内在根据,这就是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求富求强”而掀起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运动,诸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均为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近代变迁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

这些社会政治变革涉及婚姻、家庭及妇女解放等方方面面,古老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质的改观。

首先,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变革体现在婚姻方面。

婚姻生活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而在中国人数千年婚姻生活的迁衍中,又形成一整套错综复杂的婚姻模式,其中体现了传统中国人婚姻生活的特点。

比如男婚女嫁一定要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被传统礼俗所认可,否则便是遭人唾弃的“私会”,这实质上即体现了传统婚姻由父母做主、婚姻当事人双方毫无自主性的特点。

又如,买卖婚姻形式成为贯穿中国传统婚姻生活的主线,甚至在中国的偏远山乡至今都难以禁绝,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显而易见,包办、买卖婚姻的实质即是把婚姻看做是一种商品交换式的人(女性)与“彩礼”(钱财)之间的交易,此即传统婚姻的交易性特征。

以上所列,仅为中国传统婚姻生活特点的简单枚举,但其弊端从中却可略见一斑。

正因为存在着上述诸多弊端,所以,及至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变革中国传统婚姻生活的途径。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即对传统婚姻的无自主性、早婚、寡妇不能再嫁等陈规陋俗进行了严厉批判,并提出婚姻自主、婚礼从简等具体主张。

至清末民初,已有越来越多的开明之士认识到变革传统婚俗的必要性,并为此而奔走呼号,这就使得新式婚姻形式初现端倪,如自由婚、寡妇再婚等现象均已出现。

显然,这与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婚姻自由、废除买卖婚姻等主张是截然不可分的。

如果说清末民初有识之士的鼓动成为中国人婚姻生活变迁的肇端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呼号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

人们的婚姻观念较此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在新文化运动中“鼓而呼”的进步青年为中国传统婚姻生活的变迁起了表率作用。

譬如,与封建婚姻礼俗抗争而终至离家出走、追求幸福生活的现象在“五四”青年身上已是屡见不鲜,这些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政治变革对传统婚姻习俗的巨大影响。

从此以后,种种有悖于传统婚俗的新气象便蔚然成风,从而开启了中国人婚姻生活的崭新时代。

其次,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变迁也体现在家庭方面。

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或家族是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赖以存在的基本单位。

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社会长盛不衰,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诸如能够使家庭内部的成员间和谐共处,互爱互助,做到孝敬老者、呵护幼者等等。

但是,当中国的历史进行至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家庭理论、家庭观念的引进与传播,人们越发意识到传统家庭内部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加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此予以深刻的揭露,最终引发了清末民初时期的“家庭革命”浪潮。

何谓家庭革命?在1904年《江苏》第7期中,一位署名“家庭立宪者”的家庭革命开路先锋对此做了一番论述:“家庭革命者何也?脱家族之羁轭而为政治上之活动是也,割家族之恋爱而求政治上之快乐是也,抉家族之封　而开政治上之智识是也,破家族之圈限而为政治上之牺牲是也,去家族之奴隶而立政治上之法人是也,铲家族之恶果而收政治上之荣誉是也。

”[2](P135)该界定通过辨析政治革命与家庭革命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意在强调家庭革命的必要性。

作者已经意识到,如果不经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家庭革命,政治运动便无从谈起。

因为当时繁密的家庭制度已经完全束缚住人的手脚,控制住人的思想,使人“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

”[2](P137)亦即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家庭制度最终造成了人们的爱国心薄弱,使之缺乏应有的国家意识。

并且,广大民众身处宗法等级制度的阴影之下,思想麻痹、精神涣散,畏服于权威,自甘为奴隶,这些均为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所造成的积弊。

并且,其陈陈相因,经过数千年的陶铸,已是积重难返。

面对此种严重情形,只有进行以变革家庭关系为主旨的彻底的“家庭革命”,才能为此后的政治革命扫除障碍。

为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科学与民主旗帜的引导下,对宋明以来的传统家庭制度展开了更为猛烈而深刻的批判。

他们边破边立,跟出了一系列变革家庭制度的具体主张。

诸如提出改变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的主张,也即“通过教育子女,侍奉父母,家庭娱乐,家庭间的交际,来改良旧生活方式,主张实行社交公开,建立家庭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和自立人格,发展互助精神,讲求勤俭节约,革除不良嗜好等。

”[2](P149-150)再如,当时知识界的先觉者们又提出变革中国传统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制度的主张,转而提倡建立小家庭制度。

经过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与五四时期的“小家庭化”运动,在20世纪初的中国,确实引起了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强烈震荡,许多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开始解体。

据有关资料统计,五四时期大多数家庭的成员为4～6人,小家庭已成为当时家庭规模的主流,这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同居共爨”的大家庭正在向小型化的新式家庭过渡。

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模式也便由此而发生了改变,最终促成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