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
新文化史_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_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学术讲演・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3王 笛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介绍的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有关成果,仅是那些对我自己的研究有所影响和启发者,并非综合或全面的评述,难免有些重要成果没有在此进行讨论。
一、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新文化史从1980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加入这个阵营的学者们把普通人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他们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
虽然大事件的研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的发展。
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葛兰西(Ant oni o Gra m 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广泛的影响。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在20世纪20、30年代身陷囹圄时,认真思考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怎样取得文化霸权等理论问题,并将自己的思考写在笔记本上,竟达几十本之多。
他去世后,这些笔记被整理为《狱中札记》出版。
葛兰西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
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陈的形式显示出来。
①这种理论趋向在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汤普逊(E.P.6213①此讲稿系在2008年5—6月间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演讲提纲基础上整理而成。
对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历史地位和命运的思考
对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历史地位和命运的思考1842年，世界第一张新闻照片—“汉堡大火”问世，百年间新闻摄影作为最时尚的媒介展示着强大的影响力和超凡的魅力。
然而，悄然之间危机降临。
危机的成因是科技的发展，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是网络影像的崛起。
外部的挑战和业内某种困惑、悲观是不争的现实。
这只是事物现象的一个方面。
决定一种媒介历史地位和命运的是它的要素，要素依然能合理存在，那么它所支撑的媒介就有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新闻摄影生存和发展的要素对新闻摄影来说，它生存和发展有哪些要素呢？它必须具备六大要素：传播主体、摄影器具、反映对象、展示载体、受众群体、社会功能。
传播主体包括个体或群体，即包含摄影记录者以及它所服务的机构。
今天，摄影记录者可以是专业新闻记者，也可以是签约摄影师，甚至可以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业余记录者。
摄影器具是记录新闻的载体。
自银版摄影术诞生以来，摄影器具发生了一次次的革命性的飞跃，但它的基本特质并没有因技术的改进而发生本质变化。
反映对象是一种客观外在，它是一种流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人、事、物和社会生活。
展示载体是新闻摄影作品传播的媒介，随着科技、社会与审美观念的演变，传播载体因时而变，从某种意义上，它反映并决定着新闻摄影的展现形式、时代风貌和兴衰趋向。
受众群体是新闻摄影的传播对象，它对新闻摄影的需求、读图能力和审美取向带有明显的文化和时代特征。
在当代，受众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分众化倾向以及与传播主体角色兼备的趋势。
社会功能是对新闻摄影的一种政治和历史的界定，它因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
正是以上六大要素，体现了新闻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的基本构成。
这六大要素，自新闻摄影诞生以来，就客观存在着；直至今天，它们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和时代内涵作用于作为媒介的新闻摄影；并且无论时代如何演变发展，这六大要素尽管会发生诸多变异，但它将一直与新闻摄影这种媒介相伴而行。
新闻摄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它会没落吗？它会消亡吗？如果审视和思考构成新闻摄影的六大要素，就会得出一个清晰而确定的结论—任何关于新闻摄影的悲观预测，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都没有真正寻求到事物发展的本原。
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
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鲍昆2003年，对于中国摄影同人们来说，可能真正具有意义的事件，就是这年12月12日在广州广东美术馆举行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的揭幕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如下几个原因：首先，这是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京《十年一瞬间》和陕西《艰巨历程》两个大型纪实主义的摄影展览后，时隔近15年的又一个大规模的此类展览。
其间巨大的历史跨度之中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中国文化的变异，都给这个展览赋予了历史的色彩。
尤其是策展人用半年多的时间，对中国大陆的纪实摄影人进行的拉网似的征稿，颇有几分影像田野调查的意味。
中国的纪实摄影到底现状如何？这显然是中国摄影同人们共同关心的，大家显然期待这次展览能够给人们某种回答；其次，这届展览告别了传统的组委会、评委会制度，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普遍流行的策展人制。
这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含而不露的历史进步。
策展人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突出是次展览的立场、主张和表现风格，将这个世界越来越庞杂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理念条理化和明晰化，强调更为个性的声音；再次，此次展览的主办方广东美术馆将对所有的展品进行收藏，开创了中国大陆美术馆规模性收藏摄影作品的先例。
一方面，它预示了传统美术馆收藏展示的视野终于向现代艺术媒介的全面开放。
一方面说明影像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终于又获得一个角度的确认，和再次肯定影像对当代中国视觉文化不可缺少的支柱作用。
此次展览的主要策展人安哥，就是一个成绩斐然的纪录当代中国历史变迁的摄影师。
他20多年来的摄影，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和考古中国现代摄影史的重要文本。
他和一批坚持纪录摄影倾向的摄影师（如李晓斌、侯登科、吴家林等），为搭建丰富完整的当代中国历史画廊，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这次展览的策划运筹中，安哥与曾经成功运做过陕西《艰巨历程》大型纪实摄影展览的胡武功和谙熟现当代艺术现象的王璜生合作，显然是想从历史文化的高度，让这次展览更具权威性。
对摄影记录历史的体验思考
新闻三昧●许之丰●﹒业务研究﹒在历史文化中有许多记载和承传方式,如文字、音乐、绘画甚至一切艺术。
用摄影作品记录历史不可忽视。
在文字和文本中加入图表和摄影图像，大都以图像为主要欣赏对象，以文字语言为意蕴支撑，形成一种复合综合性的形式。
这变换了单纯阅读文字信息的接受方式，以双重的解读方式交织、互补，使摄影和文字达到以言不尽立图像以尽意，同时也是图像不尽，以言尽其意。
从广义上讲，新闻摄影与文字和口头的播送虽然同属传播，但形式不同。
摄影图像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它是从视觉的角度报道新闻，反映现实，感染读者。
所以，摄影工作者在采访中不仅仅要考虑如何用文字表达，还要尽力达到通过拍摄的画面来体现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一、发现新闻事件的主题及时到达现场新闻摄影作为一种视觉新闻，它是新闻形象的现场摄影纪实，以图文结合的形式，传递新闻信息。
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在采集新闻方面有所不同，文字记者是对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事实的报道，它可以记述也能追述，而摄影记者则不能追述，它只能是及时到达事件的现场，根据其自身的真实性特点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瞬间定格。
在报纸版面上，一幅内涵丰富的精美照片往往首先撞入读者眼帘，它胜过千言万语，比大段的文字描写更能吸引读者。
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以良知和慧眼去发现新闻，并且把最能说明问题的新闻瞬间拍摄记录下来。
新闻事件对摄影记录历史的体验思考主要蕴含在突发性事件、社会新闻、日常生活新闻、体育新闻、军事和法制新闻等方面。
只要摄影记者按照新闻的价值认真地去寻找，就一定能发现和捕捉到。
实践告诉我们，到达现场的时间越早，获得拍摄最佳瞬间的机会就越多。
比如，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的抗震救灾中，全国数百家媒体的摄影记者云集抗震第一线，用自己崇高的人文精神谱写了中国新闻摄影事业史上最为辉煌一页。
二、记录新闻事件的真实性照相机是记录历史的眼睛。
新闻摄影是用镜头定格记录发生的真实见闻。
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要求。
影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对文化的传承作用分析
中国影像文化的当代解读
中国影像文化的当代解读张艺声浙江台州学院中文系中国影像文化在20—21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彷徨，不能不感到迷惑与困扰。
为了尽早摆脱受动的负影响，接受能动的正影响，有必要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影像文化的生成模式、造型符码与新潮品格三大特征。
以管窥天，终乏大观；以蠡测海，自知浅陋。
殷祈大家指正。
一、影像文化的生成模式20世纪90年代，尽管好莱坞的影像文化依然强大，但是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增强了自主意识，与好莱坞抗争，改变了过去的受动格局，使世界电影呈现多极化的能动格局。
19 99年世界各大电影节，好莱坞影片开始有点儿黯然失色，其他国家的电影佳作纷纷亮相。
这就促使世界电影进入多极化时代。
中国第5代导演的作品以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为代表，在世界影坛上大放异彩。
中国第6代导演群也不甘示弱，奋力搏击，决心伫立于世界影像文化之林。
这就首先需要对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影像文化生成的模式、形态与理念进行相应的解读。
80年代中国影像文化开始摆脱政治独语症状，无论就其发生学、形态学或理念学等维度而论，都从单一趋于多元化。
这对以往若干年代的影像文化都不仅是量的递增，而且是质的超越。
首先，从发生学审视中国影像文化具有三类模式：政治影像、艺术影像与商业影像。
政治影像的生成：政治形态与影像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
80年代以后，政治斗争虽然转轨为经济建设，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政治电影”的内涵从阶级斗争一元化扩散为非阶级斗争多元化；对开放改革与市场经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对当代英雄与理想信念等，表示深切的关注、多维的创造。
于是，《血，总是热的》、《周恩来》、《焦裕录》与《孔繁森》等政治模式的电影相继推出。
与传统的政治电影的模式化有质的区别是：对历史事件重在再现与表现的有机结合，对历史人物重在非神化与非鬼化的如实表现，力求消解政治与艺术的悖论。
特别是90年代末，依据张平冒着风险创作的小说《天网》改编的当下走俏的政治电影《生死抉择》，火爆场面从京、津、沪、穗蔓延全国，是典型的政治题材和反腐题材，获得了轰动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在摄影创作中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在摄影创作中的传承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摄影创作的影响1. 思想内涵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对摄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人伦之道，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道德关系；道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注重自然与人的和谐；佛家思想强调超脱世俗，注重心灵的平静与解脱。
这些思想在摄影创作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的表现方式。
摄影师可以通过拍摄人物的日常生活、情感交流，体现儒家思想的人伦之道；可以通过拍摄自然风光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可以通过拍摄禅意之美，表现佛家思想的超脱与解脱。
这些哲学思想的传承，使得摄影作品更加富有内涵和深度。
2. 艺术表现形式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绘画艺术、文学艺术、古代建筑等也对摄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山水画强调“以意传情”，追求“以形写意”，这种表现方式对于摄影创作中的画面构图、光影运用、色彩搭配等都有借鉴意义；中国的古诗词强调“婉约含蓄”，追求“诗意画意”，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对于摄影创作中的意境营造、情感表达、文化内涵等都有启发意义；中国的古代建筑强调“天人合一”，追求“凝重典雅”，这种建筑风格对于摄影创作中的空间构图、结构美感、历史文化等都有感染意义。
这些艺术传统的传承，使得摄影作品更加具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特色。
1. 传统文化的主题选择在摄影创作中，选择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选择人物肖像、山水风光、传统建筑、民俗风情等主题进行拍摄，通过这些主题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色。
可以通过拍摄古典美女、书法家、音乐家等人物肖像，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可以通过拍摄秀美的山水风光、古朴的村落风情、庄严的古建筑等，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念和审美理想。
这些主题的选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弘扬。
2. 手法和风格的融合创新在摄影创作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手法和风格进行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通过运用中国画的“写意”技法，进行光影的处理和构图的安排，使得摄影作品更富有中国文化的艺术韵味；可以通过运用古诗词的意境，进行情感的表达和内涵的展现，使得摄影作品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可以通过运用古建筑的线条美感，进行空间的构图和结构的表达，使得摄影作品更具有中国文化的历史底蕴。
摄影与文化记录
摄影与文化记录引言在数字化时代，摄影已经成为记录和表达文化的重要手段。
通过镜头捕捉的瞬间能够传递丰富的情感和信息，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本文将探讨摄影如何作为一种文化记录工具，以及它在保存、传播和促进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摄影的文化价值历史见证摄影自诞生以来就承担着记录历史的任务。
从早期的黑白照片到现代的彩色数字影像，每一张照片都是时间的凝固，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历史见证。
无论是战争的残酷、社会的变迁还是日常生活的点滴，都被摄影师们忠实地记录下来，成为后人了解过去的窗口。
艺术表现除了记录功能外，摄影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摄影师通过构图、光线、色彩等元素创造出具有美感和深度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的情感、观点和审美追求。
同时，摄影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和主题。
社会影响摄影作品常常引发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例如，新闻摄影揭露了贫困、不公和冲突，激发了人们对改变现状的渴望；而纪实摄影则通过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同情。
摄影与文化传承文化遗产的保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传统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威胁。
摄影作为一种记录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保存那些独特的文化元素，如传统节日、手工艺技术和民族服饰等。
这些图像资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当代人提供了学习和欣赏的机会。
文化身份的构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摄影有助于个体和群体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
通过展示特定的文化符号和习俗，摄影作品强化了人们的归属感和文化自豪感。
同时，这也是对外宣传本土文化的有效途径，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教育与启示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介，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它能够以直观的方式向人们介绍世界各地的文化景观和社会现象，拓宽视野，增进知识。
此外，摄影还能够启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鼓励他们以新的视角观察世界。
结论总之，摄影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娱乐方式，它是文化记录和传播的重要工具。
通过对历史的见证、艺术的表现和社会的影响，摄影在保护文化遗产、构建文化身份和提供教育启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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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编撰大部头的中国摄影史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摄影界的集体呼声和摄影发展的紧迫需要，但研究基础的薄弱使得编撰工作难以深化。
不但是摄影史本身的研究成果很少。
作为研究基础，缺少有针对性、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工作难以顺利推进的主要阻力之一。
新文化史学作为20世纪最为突出的新兴史学流派其研究方法极具特色，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和有针对性的借鉴会给中国摄影史的编撰带来新的方向和启示。
标签：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中国摄影史；启示；基础研究新文化史学因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产生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在新文化史运动已经由先锋前卫演沉淀为历史经典，新文化史学已基本建立的当下，研究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艺术史这类新兴学科的历史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尤其是对如摄影这样的研究时间短、研究基础薄弱、极为缺乏元理论建设的专业门类意义尤为重大。
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摄影各方面的专业史、门类史、各地区的地方发展史（其研究基础多为空白）等课题而言，新文化史学等新兴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甚至有着救命稻草般的现实意义，可以保证该类历史编撰工作顺利启动并形成初步成果。
当然，首先要对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本身进行辨析，取其精华区去其糟粕。
一、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概述（一）新文化史学概述新文化史学形成于新文化史运动中，以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开创，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新文化史学派。
新文化史学颠覆了传统历史学的系统性、严谨性和经典性，对历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意义重大。
对现当代诸多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的研究起到了醍醐灌顶般的作用。
随着文化史的地位在历史研究里的逐渐提高和历史专业学科发展的日趋细化，原来在传统历史著作里只字不提或只在文化章节里稍带一笔的研究对象现在都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角度进入了本专业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
这样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因为基础建设薄弱而缺乏系统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新文化史学有明确的治史主张，但自身反传统的学术定位似乎使得其对于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不够重视，因为系统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标志着其已经不再是前卫的先锋了。
但现在新文化史学本身也已经由先锋变为经典，甚至在当下也成了被新的先锋所反对和批评的对象。
于是，研究其自身学科研究方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何况还有如中国摄影史这样自身尚缺乏元理论、元思维方法及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的历史编撰等学术呼声的存在。
总的来讲，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不迷信数据、注重哲学性思考、思维方法的简约等四大方面的特色和优势。
这对于严重缺少研究基础、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而言，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当下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基本情况（一）研究基础薄弱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工作基础很薄弱。
摄影术传入百余年来，中国摄影史专题的著作（包括发表的文章）总共不过百余部（数据来自2013年12月的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摄影家个案研究的成果不在统计之列）。
以这样的研究基础，编撰大部头的中国摄影通史的历史时机显然远未成熟。
应该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研究基础和地域特色出发先将一省一市的地区摄影史编撰着手进行，《广东摄影艺术志》《上海摄影史》《长安摄影志》（东莞长安镇）是其代表。
随着这方面研究基础的不断积累，从全局出发进行编撰的中国摄影史自然就成了有的放矢的有源之水。
（二）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中国摄影的发展缺乏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缺乏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方法。
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多是从传统的艺术学研究方法中截取的，能保证研究的大方向，但难以保证研究的深入性和专业性。
而中国当下的艺术学本身的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处于发展阶段，许多元理论问题也尚未得到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撰中国摄影史在研究方法方面出现混乱和无助就是必然的了。
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选择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强研究方法在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就成了摄影史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
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哪怕是先做以单方面的有效尝试），中国摄影史的系统编撰就是一句空话。
三、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一）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新文化史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十分灵活，几乎从不按套路（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体系）出牌。
其实，在新文化史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另类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传统史学来看就是研究方法使用的混乱）和灵活性。
中国摄影史的编撰目前是出于初始阶段，甚至是“哪些内容可以成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象”这个基本问题还在讨论之中。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本无需讨论，只要从自身能力和兴趣出发，对各自感兴趣的专题各自进行研究，如各省市各自的摄影发展史。
待这些研究成果日渐丰厚和完善之后，大部头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自然就会水到渠成。
于是，各省市各地区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各行业各专业的摄影发展史、各种风格及各种审美取向的摄影发展史就是目前及其后的时间段里（至少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摄影史的实际研究对象的主体。
而面对这些个性大于共性、区别大于联系、甚至连发展的时间断代都有很大差异的不同的摄影现象和类别，单纯划一的研究方法肯定是不适用的。
无论这种研究方法是多么的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对于中国摄影是而言，在当下特定的历史阶段，以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出发，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即强调灵活性而不是经典性和系统性，才是研究方法运用的最大的原则。
对此，新文化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最为直接的。
（二）不迷信数据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系统中，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是较为常用的。
在现代的年鉴学派里，对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更是推崇之极。
通过数据以及数据的比对，许多观点可以增加可信度甚至是直接被证实。
而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多是一个小小的点，与其所在的体系相比，因为在性质方面的极为不对等，很大程度上二者各自的数据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
于是，新文化史往往集中阐述研究对象本身（甚至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太关注），而不通过引用其他类似对象的相关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阐述的史实。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阅读的枯燥并有助于理解的顺畅。
摄影的便捷性和普及性使得我们在某一方面较容易地获得了影像资料及其相关数据的同时很可能忽视了（也可能是无法获取）另一方面的资料和数据。
当我们谈及摄影的时候很可能实际所指的是在“艺术摄影”这个语境下，而不包括新闻摄影等其他摄影类别。
而若编撰“中国摄影史”则除了艺术摄影之外的如新闻、纪实、科考、人类学、商业、新锐、现当代艺术等形态的摄影也必须给予考虑。
甚至为了结论的客观性要将这些摄影形态给予大致相等的文字表述，而不是花大量笔墨在艺术摄影而忽视了其他摄影形态。
这种情况现在较为普遍。
若认清了上述弊端之后，就不应该迷信现有数据（因为其很可能是从艺术摄影这个单一的渠道获得的），而是应该花精力去再广泛搜索其他摄影形态的数据以保证结论的客观性。
或者索性先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位在区域研究、地方研究、行业研究甚至是摄影家个案研究上，以减小对数据的依赖。
（三）注重哲学性思考哲学性在传统史学看来不是研究和表述的主体。
虽然传统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之下的经典专著如《史记》《左传》等，无不闪耀着传统东方哲学的光辉，以至于被传统哲学反复引用。
但无论中外，传统史学观点在主观意愿上是不注重对哲学性的研究和表述的。
这就从根本上成为了阻断历史学与哲学交汇，尤其是阻碍了“以史学专著来探索并发展哲学”、“以哲学理念来指导修史和理解历史”这两个编撰和研究历史主要的价值意义。
而新文化史笔下的研究对象似乎都是按照某种哲学理念来运行或生活的（客观上也的确是如此）。
这使得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哲学性和哲理性和明显，也恰恰暗合了现当代学术研究交叉性、综合性、复合性的历史发展需要。
中国摄影史的编撰恰逢我国华夏文明伟大复兴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注重研究成果包括哲学导向、哲学立场等在内的哲学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于是，为了中国摄影史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学术深度，强调研究方法的哲学性是十分必要的。
哲学作为所有学科尤其是文化类各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其研究方法无疑会对每个文化类的专业和学科发挥作用。
而且，近年来受浮躁之风的影响，学术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浮躁现象，对哲学等基础性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少。
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恰逢此时，在系统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初更应该在此方面引以为戒。
（四）思维方法的简约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不选择传统史学那种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思维方式方法，转而选择微小的切入点来做研究，讲究小中见大，体现了思维方法的简约。
为了不因此使研究陷入琐碎和虚无，新文化史学加强了对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
这也是为了与强调哲学性的研究主张相配合所决定的。
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为了能够跳出单纯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表述的传统研究方法体系（至少没必要每个研究课题都这样做），而转向文化史、艺术史表述方式的轨道上来。
强调思维方法的单纯简约反倒是有意义的。
而且，由于摄影的可视性和直观性，容易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倾向于具体法而忽视抽象法。
但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是使研究成果由初级提升至高级，由琐碎提升至系统，由片面提升至全面的必然之路。
未来数年，中国摄影史各局部的研究成果会迅速增加并得以汇总。
于是，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会确保其系统化、理论化的顺利完成。
四、结论虽然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经典史学看来缺少严谨性和系统性。
但对于摄影这样缺乏本专业元理论体系建设的新兴专业，对于中国摄影史这样非常缺少研究基础的全新课题，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其可以很快地启动中国摄影史尤其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门类的摄影发展史的初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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