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的预设”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辨析

传统“人的预设”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辨析环境伦理学关于“人是什么”的预先设定，我们称之为“人的预设”。

它是现时代实践根据与传统“人的预设”理论逻辑两相结合的产物。

传统“人的预设”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偏颇，在内容上偏执于理性、轻视甚至搁置自然，这些问题最终导致其扬弃自己，走上新“人的预设”。

而这正是环境伦理学对人探讨、对人重新设定的重要内容。

标签：环境伦理；“人的预设” ；偏执理性人始终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对环境伦理学而言也是如此。

环境伦理学到底是以人与人关系还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存在着不同声音，但只要它归属于伦理学，那么就必然且只能研究人的伦理，就只能规范人本身而不可能规范自然。

自然是以人为其代理的，抛开人只论自然，环境伦理学就会失去目的而沦丧其存在价值。

我们认为，环境伦理学要研究人的伦理，就必须有关于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的观念定位，即关于“人是什么”的预先设定，我们称之为“人的预设”。

只有在观念中存在着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定位，才能开创伦理思路，明确伦理构架，才能合理理解和进行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究。

那么，环境伦理学是怎样确立“人的预设”的呢？它对人的探讨是如何进行的呢？“人的预设”并非关于人的杜撰，它是一个时代、一定社会人们对自己已是何种存在、怎样存在的确认。

社会实践根本上规定着它的变化、内涵，以往“人的预设”为其提供理论来源，每一时代、特定社会的伦理学家又把实践根据、理论来源化为理论创新，他们结合自己的道德理想，做出事实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的预设”。

“人的预设”存在着历史变化和逻辑传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作为创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中“人的预设”是现时代实践根据与传统“人的预设”理论逻辑两相结合的产物。

就其逻辑演化而言，它是对以往尤其是近代伦理学“人的预设”的扬弃，是传统“人的预设”因其偏颇而走上辩证否定的产物。

辨析“人的预设”中存在的历史问题，揭示其思维方式和内容上的偏颇，是环境伦理学对人探讨、对人重新设定的重要内容。

一、传统“人的预设”在思维方式上的偏颇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过深刻的剖析和有力度的解构。

譬如，德里达认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黑格尔，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到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等，都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精神谱系。

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遵循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先行在现象与本质、欲望与理性等等之间设定一种对立关系，认为在这关系系统中，总有一方属于中心或主导地位，另一方则居于边缘或从属地位。

[1] 241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是独到的。

在柏拉图之前，自然哲学还能够朴素地统观宇宙，笼统地体认自然与人的统一性。

而自苏格拉底转向后，自然哲学的朴素思维方式就很快被突出人与自然、灵与肉对立的思维方式取代，柏拉图视现实世界为易逝虚幻之物，只是对永恒的理念世界的摹写。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强调人神之分、人与自然之别，二元对立已构成普遍思维方式。

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近现代世界观，更是把中古时期的二元对立方式加以强化。

“西方自然观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开始走向与古希腊的自然观对立。

”[2]224这种自然观经培根、笛卡儿而上升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从而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形而上学中迅速发展。

康德确立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崇高地位，完成了思维方法论上的“哥白尼革命”。

各种科学又实证了二元对立方式。

二元对立终于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灵与肉、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中心与边缘等的分立、分离。

作为二元对立的逻辑必然，在对人的认识、把握和设定上，“人类中心论”逐渐形成。

“人类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人总是企图征服自然，取得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权力，人们以占有、索取和改造方式拥有自然。

人相对于自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和主人，自然在人面前是被征服者，是臣民和奴隶。

”[3]331而且，这样的人本身也是二元对立的，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人的灵与肉之间呈现激烈的对立，偏执一方。

某种意义上，“人类中心论”其实质是人类理性至上。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指向的乃是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方式本身，它要从根本上祛除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有关本源、中心、真理、意义等的幻象。

”[1]242环境伦理学，尤其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在建构自己理论体系中至少部分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深入剖析西方传统主流价值体系。

在人的认识、把握和设定上，环境伦理学反对二元对立，要求人与自然协调，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理性与非理性、人的灵与肉之间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是人类思维发展历程中必经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过于笼统模糊，缺少细节、验证，只是朴素的思维方式。

克服朴素性的要求必然带来的是思维方式上的二元对立，以二元对立之思认识、揭示朴素统一思维难以把握的细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无视这一点，将是错误的。

所以并不能随意把传统二元对立方式贬低或肆意解构，应该承认其基本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有限度的。

二元对立方式一旦走向其中一方，形成僵化的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等对立，并以中心、主体、理性等一方来统治另一方时，该思维方式就超越了合理限度，步入偏执的失当境地。

我们应该批判和解构的是二元对立方式的偏执和僵化，而非这一方式本身。

正像二元对立否定朴素统一思维方式一样，二元对立一旦趋于偏执、僵化，其历史命运必然是一种新的统一思维否定之。

而这正是环境伦理学在对人探讨中所依赖的思维方式。

二、传统“人的预设”在理性上的偏执传统伦理学对“人的预设”，明显受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支配，是在二元对立的架构中展开和叙述的。

随着这一传统方式走向偏执和僵化，传统伦理学对“人的预设”也呈现出偏执的问题。

原始人在最初的认识中，把人看成是精神与肉体质朴同一的存在，没有明确区分精神与肉体。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原始人拥有万物有灵观念，相信有某物就有其自身的灵魂。

这一方面表现出原始人对灵魂是什么的不解，另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他们对人的灵、肉一体的模糊体认。

对人的灵、肉一体的早期把握，是一种多少带着神秘意义的认识，是人类对人自身认识途中跨出的第一步。

随着实践能力的提高，人对自己异于禽兽之处关注得多起来，对自己的灵魂、精神和肉体存在的认识也逐渐出现了分化。

人如何异于禽兽呢？古代中西方都有关于人是两足无毛动物的说法。

据说柏拉图在晚年就曾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

但肉体上的人物之分，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这后一部分人更愿从灵魂、精神方面看待自己。

如亚里士多德肯定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他认为，其他诸种动物也大多内含了与灵魂有关的一些迹象，而在人类中才具有了更为明显的区别。

不过精神与肉体的初步分野，并不像近代思想家设想的那样清晰，而是经常有冲突的。

比如，柏拉图在理念论中认为，巨匠以理念世界为蓝图，赋予世界以生命和灵魂，创造人的理性灵魂，最后创造身体，灵魂是先于肉体且不朽的。

这种突出灵魂的说法就与前面两足无毛说法有冲突。

柏拉图关于人的设定，反映了当时对人本质把握的状况。

在总的模糊、冲突的观念里，希腊文化突出人的精神，开创了精神存在与肉体存在分离的先河。

这种对精神的重视在伦理学中以“美德即知识”表达出来，“德行与知识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于一切的希腊思想中……”[4] 128希腊时期对人的设定比之原始蒙昧时期对人的模糊把握有了巨大进步。

突出人的精神存在，尤其是强调一种可以离开肉体的精神存在，逻辑上必然推演出上帝。

中世纪，人类的精神被折射到上帝身上，人成了上帝的造物。

人的丧失，上帝的确立，其实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变态推崇。

人神的对立、灵肉的分离已演化为尖锐的二元对立。

“中世世界与古代世界对比之下，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特征的。

”[4]377源自柏拉图的灵肉对立，曾被新柏拉图主义、圣保罗等强调，构成为强大的禁欲主义力量，支配着中世纪人们的道德生活。

文艺复兴及其后的近代西方，人们开始致力于人的各种属性及本质的重新思考。

人的肉体存在不再被否定，满足肉体需要不再被认为是种罪恶。

人的精神存在，不再被上帝赋予，有了独立的定位。

而且，精神属性更丰富成理性、感性等多重内容。

人的存在代替上帝存在，人成为世界的主宰。

整个近代，对人的本质的把握，其主流是肯定肉体存在的基础上弘扬人的理性。

“我思故我在”、“为自然立法”等口号，成为近代最具普遍意义的张扬主体性的观点。

近代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推崇理性这点上相互支持，使得理性像脱缰野马般驰骋在人类生活中。

“人是理性存在物”的设定，成为规范和引导人类生活的主导前提，理性主义伦理思想获得统治地位，即使是感性主义伦理观也必须借助理性思维，以此来整理感性经验并提出“善”的理性原理。

人性的回归本是身心、灵肉的回归，不过近代伦理思想中并没有平等对待两者，而是突出精神、突出理性、逐渐走向偏执。

人的发现，实质变成为人的理性力量的重新发现；人的解放，主要成为人的理性力量的解放；人的肉体存在并未获得精神存在一样的重视，在对人的设定中，肉体属性从属于理性属性。

从古代开始的灵肉分离之势并未得到遏止，反而在感性与理性的分离中酝酿着更大的冲突，致使“人的预设” 走向偏锋。

偏执理性，使人类的思想和实践陷入困境。

理性至上，非理性、肉体因素都因应理性才能存在，人化身为技术，化身为数字，化身为游移于躯体之外的精神，人自身失去了人性的合理内容，成为非人、异化的人。

譬如，在经济学、伦理学研究中，“经济人”是那种不计非理性因素而只理性地追求经济最大化的人，“道德人”是那种不计经济只牺牲利益的人。

可是，人真能抛开非理性因素、理性真能与非理性分离吗？理性的科学研究呈现了偏执理性所含的悖论，证明了上述对人本质把握的荒谬。

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进展都表明：人拥有强大的感性因素，人的情感、意志、本能等与人的生命血肉相连；过分推崇理性、贬抑非理性，会导致人的失常。

难怪理性能力前所未有的现代人，却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惑和人生迷惘：在原本应该理性地把握自己命运时却迷失了自己。

也难怪海德格尔会发问：“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5]55我们也会进一步发问：如何还能有人？在数学领域，19世纪以来许多伟大数学家曾企望用理性的数学推理来解决所有数学问题。

要知道那是一个把一切世界问题都数学化的时代。

上述的企望意味着一切现实问题都将理性化，以后只要拉开数学家的抽屉，人类面临的任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种企望成了理性至上论的数学翻版。

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提出不完备性原理，理性地证明希尔伯特判别不成立。

这反映在哲学上意味着，并非所有世界上的问题都可用数学方式即最典型的理性方式加以解决，世界存在非理性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