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困境

摘要：工业社会的快速城市化使城市成为宏观社会运行的战略性场所，城市社会学由此兴起，并且成为一门显学。

然而城市社会学学科发展却存在着困境，首先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专属问题难以确认，这直接导致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有扩展为社会学研究的倾向。

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也存在着矛盾：或者发展理论不再关注城市；或者仍然关注城市却发展不出理论。

这些困境意味着城市不是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但城市是社会变化的权变因素，因此，城市仍然是研究社会的关键领域。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兴起；困境；社会理论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4）05-0162-04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困境———兼议城市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张品（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天津300191）城市社会学诞生于工业社会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城市进入社会学研究者的视野，是因为城市是工业社会运行的主要载体，亦是社会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的地方。

那么在现实中，城市是否是社会的典型体现？我们通过城市可否把握社会？如果可以通过研究城市揭示社会的运作过程，这是否意味着研究城市社会就是构建社会理论的核心？①这同时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必须确定城市生活所特有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过程，以区别开社会学的研究，而城市社会的专属性是否存在？城市与社会的关系是城市社会学建立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困境，将使我们从根源层次认识城市社会学科学的建设和发展。

一、工业社会“城市化”引发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工业革命促使商品的制造方式、制造地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城市里的工厂、仓库、商店、办公室、交通网络、大型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市场等成为工业经济的基础。

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整个欧洲社会的扩展性重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摆脱封建农奴制和中世纪行会限制的在城镇中建立新兴工业。

城市行会和社团的发展壮大破坏了家庭或宗族权威的延续。

在这些城市行会和社团中，个人是作为法律和政治组织单位的成员，从而成为被赋予法律权力和义务的公民。

古典社会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自17世纪以来社会阶级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剧变与城市的关系。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思指出，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必须的资本和劳动力聚集地。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划分为“礼俗社会”的乡村和“法理社会”的城市，礼俗社会（乡村）是个有机的整体，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法理社会（城市）是机械的集合体，其基础是物品的交易和个人利益。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城市化引发的单位空间人口的增长促使劳动分工细化，功能分化使异质性的成员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产生了有机团结。

这也是城市社会区别于农村社会的重要特征。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城市中的货币经济和劳动分工使城市人冷漠、工于算计。

虽然他们的研究未将现代城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理论联系起来，但却使人们注意到城市在研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到19世纪，城市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特征。

19世纪40年代，美国从贸易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大量移民涌入美国。

1840年，芝加哥还是个仅有四千多人的小镇，1930年人口就超过了三百万。

城市人口的剧增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并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当时的情况迫切需要社会学者对此做出回应，为此，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了第一个城市研究中心，这标志着城市社会学的成立。

芝加哥学派以城市社区为分析对象，提出了著名的生态学理论，至此，城市社会学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成为一门作者简介：张品（１９８１－），女，河南南阳人，社会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①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指出，我们应当把城市视为社会理论的核心，同样，城市社会学也是某些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核心。

独立、完整的学科。

在随后的20世纪，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城市和大都市区成为宏观社会运行的战略性场所，城市社会学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分支不断增多，新流派与新理论不断涌现。

二、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困境城市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的确定、学科范围的界定、以及理论建构方面都存在着困境。

这三种困境前者为后者的直接原因，层层递进，制约着城市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专属问题难以确认城市社会学具体研究城市内部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过程。

英国城市社会学家桑德斯指出，自城市社会学科学建立伊始，确定这一研究对象的尝试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作为生态社群的城市，第二次是作为文化形式的城市，第三次是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第四次是作为集体消费单位的城市。

［1］四次尝试虽然不能说是失败，但均遭到批判，显示出问题与漏洞。

人类生态学派认为城市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城市（社区）其中的人们自发地进行生物性的生存斗争，具有相同经济地位、社会价值的人们分化聚集于不同区位，这种非预期效应的功能性适应就形成了城市社区的结构和形态。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生物性斗争几乎存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和地方，人类的生态适应过程显然不是城市独有的。

齐美尔以及帕克的学生沃斯都认为城市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文化形式。

齐美尔试图确定一种与众不同的“大都市人格类型”，他的研究将大都市人格解释为聚落规模效应与发达分工和货币经济的共同产物，沃斯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城市生活方式是大规模、人口密集且混合的聚落的结果。

他们的观点混淆了城市文化与城市规模，因为城市规模所引发的特殊性并不是城市文化。

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主要是质的不同，而不是量不同的结果，当然，数量的增长，会促使城市的形态和结构发生改变，但只着重对城市人口数量、规模的研究，是无法深入探讨城市本质的。

由于城市本身生活方式的确认非常难，城市是一种文化形式的论断也遭到韦伯观点的反对，“一个地方之所以被视为城市，不应以生活空间的范畴来理解，更多的是要从经济的立场来观察。

”［2］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地位的上升，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改变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地方科层体制中的官僚和技术专家成为影响城市的主要力量。

英国新城市社会学者帕尔认为城市社会学的具体任务就是研究城市管理者在资源分配中的行为如何导致不平等，这又如何成为城市阶级斗争的主题。

这一观点遭到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质疑，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指出，城市管理者并不具备独立性，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央政府的限制。

帕尔回应了这种批评，他把城市管理者视为中介变量，并将城市经理人的行为放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宏观背景中去考察。

这样，帕尔研究的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城市的独特性被淡化了。

英国新城市社会学者雷克斯则研究了城市住房与种族的关系，提出了住房阶级理论。

这一理论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和质疑，桑德斯指出，雷克斯的住房阶级实际上是社会群体不平等，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但不是专属城市的问题。

关于城市研究专属问题的确认，美国新城市社会学者卡斯特的计划是实现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的统一。

城市是一个空间单位，有什么社会功能是在特定空间内组织和运行的呢？卡斯特认为是消费。

消费是在特定的空间中供给的，消费可以满足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的一致性要求，因此，专属城市系统的过程就是消费。

但随着人口的流动性，以及互联网消费方式的出现，消费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域的限制，而且任何根据城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功能建立城市理论的尝试都不能忽视生产问题。

因此，消费也不能作为城市独有的社会过程。

（二）城市社会学研究有扩展为社会学研究的趋势城市特殊社会过程的难以确定使城市社会学研究面临着一种困境：“创立城市社会学的任何尝试都必定会被扩展为研究社会整体的社会学。

”［3］这在城市社会两个主流范式中都得到清晰的体现。

人类生态学派通过研究城市发展出社会理论。

人类生态学派以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人类社区，提出了人类生态学理论。

人类生态学理论关注人类如何适应环境，这为研究经济、政治和道德现象提供了分析框架，因此，人类生态学理论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基础。

正如沃斯所言，“人类生态学并不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观点和视角、一种方法，从本质上讲是科学研究社会生活的知识载体，像社会心理一样，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

”［4］新城市社会学在研究城市时关注社会整体政治经济因素。

新城市社会学关注城市背后的社会过程，将城市作为社会内部的过程。

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指出，“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难以为分析提供边界，并很快由城市转向国家层次，如果分析一旦转向国家和实际经济，那么再回到城市就很困难。

”［5］（三）城市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二元性矛盾城市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二级学科，理应发展出“中观”层面的城市社会理论，但由于不能明确“城市与社会”的分析边界，城市社会学在研究中最终分为两派：一是有理论关注点，但却不再把城市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二是仍然关注城市，但却没有研究城市的基本理论。

人类生态学派的创始人帕克想把物质社区的空间形式与作为生态过程的建构社区二者统一起来。

通过对现实中经验社区的研究，发展出一般的城市社区理论。

其后的研究并没有很好的统一这两个方面。

古典人类生态学派的麦肯齐和伯吉斯希望能发展出一种模型，揭示出城市运作的过程，受其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兴起的社区研究将注意力放在了物质社区的空间形式上，对作为生态过程建构社区这方面则忽略了。

他们虽然积累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却发展不出一般的城市理论。

到了50年代，新正统生态学学者霍利开始扭转这个发展方向，他将人类生态学理论重新定位为研究人类适应环境的生态过程，“霍利在复活人类生态学理论时放弃了其与城市的特定联系，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发展更多地是一种生态学视角而不是城市理论。

邓肯进一步将生态学理论与城市理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是偶然关系。

人类生态学本质上不再是一种城市理论，它不能为特定城市理论的发展提供概念框架。

”［6］新城市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将城市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他们的研究也注定要分为两派：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不再关注具体城市问题的生产、消费等社会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学者继续分析城市及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作用，却发展不出“任何一致的理论框架来把城市理解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具体过程。

”［7］三、城市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城市社会学的兴起是因为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在研究中，城市的特殊社会过程却难以确认，城市究竟是不是研究社会的有效单位？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城市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通过上文的分析，这一答案已经基本明了。

（一）城市是社会变化的权变因素城市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