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促统筹,“一区多园”模式争议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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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行政争议跨部门协同化解的意见建议

促进行政争议跨部门协同化解的意见建议

促进行政争议跨部门协同化解的意见建议【主题】促进行政争议跨部门协同化解的意见建议【前言】政府内部的争议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可能会导致政策实施的困难,并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个人观点和理解,提出一些建议,旨在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化解政治争议,以实现政策目标的顺利实施。

【目录】1. 引言2. 分析政策制定中的政治争议现象2.1 了解政策争议的本质2.2 分析政府内部政治争议的原因2.2.1 各部门职权错综复杂2.2.2 利益冲突导致政治争议3. 促进部门间协同化解政治争议的建议3.1 加强信息共享和跨部门沟通3.2 设立中央协调机构3.3 强化决策评估和监督机制3.4 建立政策评估与矛盾分析的制度化机制4. 总结与展望【引言】政府的职责是为社会谋求最大福祉,但各个部门之间的政治争议经常成为政策实施的瓶颈。

跨部门协同化解政治争议,成为提升政府决策效力的重要环节。

本文将针对促进行政争议跨部门协同化解,提出一些意见建议。

【2. 分析政策制定中的政治争议现象】2.1 了解政策争议的本质政策争议是指政府内部在制定、实施和评估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意见不一致或冲突。

政策争议不仅来源于各部门对政策目标的不同理解,还涉及各部门立场、职权和利益之间的冲突。

2.2 分析政府内部政治争议的原因2.2.1 各部门职权错综复杂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往往交叉重叠,导致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职权冲突。

不同部门为争夺自身利益,往往会对政策目标提出不同的看法,导致政治争议的产生。

2.2.2 利益冲突导致政治争议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特别是在涉及资源分配和权力配置的政策制定中,各部门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

这种利益冲突可能导致政治争议的产生和激化。

【3. 促进部门间协同化解政治争议的建议】3.1 加强信息共享和跨部门沟通政策制定中,信息共享和沟通的不畅导致政治争议的加剧。

各部门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定期会议和沟通渠道,及时交换信息和沟通立场,以促进政策协同。

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破解之道

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破解之道

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破解之道金潇;薄飞飞;王雅峰;冯彬【摘要】随着我国社会公共管理事务发展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基本确立了以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现代服务型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目标,并已取得一定成就。

随着改革的深入,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内容的大部制改革面临诸多困境,利益格局未能有效破解、部门重组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支撑等,导致大部制改革进程缓慢。

通过分析我国大部制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分析其原因,并借鉴西方国家大部制改革的经验,创新改革制度设计,推进和完善改革所需法律法规,妥善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破解大部制改革困境,为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打下坚实基础。

%As social public affairs in management are more diversified and complicated,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imed at establishing modern service government,and have already made some achievements.With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grand department system faces many difficulties,making the reform very slow.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obstacles and reasons,introducing foreign reform experiences,suggesting reform system design,perfecting the matched laws and regulations,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reform to build a modern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期刊名称】《北京城市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00)004【总页数】5页(P23-26,35)【关键词】大部制;改革;服务型政府【作者】金潇;薄飞飞;王雅峰;冯彬【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杭州310018;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杭州310018;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杭州310018;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杭州31001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30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对社会治理的主体即政府提出了新的期望和诉求,旧有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已不能有效承担起社会治理的功能,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提高行政机构自身活力,处理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必要而且重要的,我国确立以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得到普遍共识,大部制改革在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层面都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杭州市江干区不断释放机构改革红利深入推进建设项目“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杭州市江干区不断释放机构改革红利深入推进建设项目“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国土资源LAND&RESOURCES13JUZHANGLUNTAN局长论坛为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干分局充分发挥管理职能合并优势,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深入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全面实现“两书合一”“书证合办”“核验合一”。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由9个事项压缩至7个,办结时限由34个工作日压缩至17个,提交材料由65份压缩至34份,审批许可结果证书由10本减少至6本,实现全市首宗 “书证合办”“核验合一”项目办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该局有力保障了全区120余个公共道路、医院、学校、安置房、公园绿地等民生项目提前落地。

一、突出“统筹+破除”,推进“多规合一”(一)“一本规划”强统筹,破解“部门藩篱”打破机构改革前城乡规划许可、建设用地审批等流转“多个部门”、依据“多部法律”、参照“多类规划”、按照“多套程序”办理的部门藩篱,坚持一类事项由一个部门统筹的指导原则,牵头集成规划和自然资源、环保、住建等10多个部门数据实现规划空间管控的多规合一。

建立数据标准规范、综合数据库、业务协同平台、协同机制,促进国土空间管控合起来、规划编制统起来,为“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做好顶层架构。

截至目前,该局已牵头组织“多规合一”前期项目审查44宗,并委托中介单位先行介入服务,高效保障辖区3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工建设。

(二)“一张蓝图”强应用,破解“各自为政”以“多规合一”平台为基础,理顺各部门间规划期限、规划目标、规划内容、信息平台、协调机制等方面关系,对全区规划和重点区块杭州市江干区不断释放机构改革红利深入推进建设项目“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干分局 戴志芳划准确到位。

三、下一步计划和举措一是强化多规融合,市域统筹,建立健全全市多规融合体制机制。

建立全域统筹、分级管理、分类指导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体系,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和实施;建立健全以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为支撑的统一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推进“多规合一”。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南州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南州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南州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布日期】2018.10.08•【字号】黄政办〔2018〕155号•【施行日期】2018.10.08•【效力等级】地方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其他规定正文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南州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各县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委、办、局:《黄南州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已经州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18年10月8日黄南州加快推进产业园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产业园区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全州工业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质增效,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各类产业园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意见》(青政〔2018〕13号),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加快产业园区改革创新发展,是贯彻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省委“五四战略”“一优两高”战略和我州“三区建设”战略的具体措施,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和资源配置、扩大招商引资、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全州综合经济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州大力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先后规划建设了河南县有机畜牧业产业园、泽库县生态有机畜牧业产业园等绿色产业园区,对创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与省内其他先进市州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发展慢、规模小、档次低、同质化和带动能力差,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定位不明确、园区管理体制不灵活、运行机制不够市场化、投资环境不够优化等。

当前,经济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集群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没有园区经济超常规、高速度、跨越式发展,就难以实现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此,全州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切实增强加快产业园区整合优化的紧迫感,把改革和创新园区经济发展摆到突出位置,瞄准大目标,树立新观念,抢抓机遇、创新机制、加大投入,以更大的气魄、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奋力推动园区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破解区域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破解区域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破解区域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旨在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区域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有效的破解之道。

首先,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北京以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服务业为主导;天津在制造业、港口物流等方面具有优势;河北则以传统制造业和资源型产业居多。

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

为了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加强产业规划的协同,明确三地产业定位和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

例如,可以将北京的一些非首都功能产业有序疏解到河北和天津,同时,通过产业转移带动技术、人才和资金的流动,促进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

此外,还应加强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推动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尽管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交通拥堵、运输效率不高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提高交通的便捷性和通达性。

另一方面,要加强交通管理的协同,通过智能化交通系统的建设,实现交通信息的共享和交通流量的优化调控,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生态环境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

由于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发展,京津冀地区面临着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

要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需要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标准。

三地应共同制定环保规划,加强环境监测和执法合作,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

同时,加大生态修复和保护的力度,推进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鼓励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京津冀三地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存在较大差距。

为了缩小这些差距,需要加强公共服务资源的统筹配置。

加快改革突破 统筹资源要素 全面开创区镇联动发展新局面

加快改革突破  统筹资源要素 全面开创区镇联动发展新局面

加快改革突破统筹资源要素全面开创区镇联动发展新局面###高新区突出资源整合、功能共享、优势互补、产业集聚、民生和谐、集约发展,强化对接合作、融合互动,全面落实###高新区与巴城镇区镇联动、创新发展各项改革举措,在深化联动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机制、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经验、开创新局面。

1.创新区镇联动机制。

按照“统分结合、逐步融合、资源整合、一体发展”原则,实施“以区管镇、联动发展”模式,理顺区镇联动整体设计与分步实施、全面推进与把握重点的关系,在现有行政、财税、考核机制不变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区镇联动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制定经济统计、规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招商四个对接小组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实施步骤,每个对接小组下设若干分组,选派区镇精干人员组成,各尽其责,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对接工作。

先后召开###高新区、巴城镇联动发展工作会议以及巴城镇石牌工业区规划建设现场对接会,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发展规划、项目实施、沟通联系、并联审批、服务保障等相关制度。

2.统筹推进规划建设。

以大区理念统筹修编总体规划,合理调整产业发展布局和基本农田,整合发展用地规划空间,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加强区镇沟通,摸清家底,整合梳理现有规划及项目用地情况,绘制区镇联动规划图和招商专用图。

实施区镇联动规划论证,共同研究阳澄湖科技园教育配套项目、公共自行车布点规划以及巴城镇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老镇区城市设计等方案。

完善基础设施、绿地及水系专项规划,促进区镇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设施无缝对接和生态建设统筹推进。

研究环庆路、恒盛路延伸工程,实现与石牌、陆杨工业区以及巴城老镇区、周市镇交通规划贯通。

统筹玉湖地区教育设施建设,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3.整合产业发展资源。

统筹区镇各项经济和科技统计数据,扩大统计口径,实现对上开发区评比扩量。

重新调整区统计月报,在主要经济数据中增设巴城数据和区镇联动后的合计数。

按照区镇产业特点、优势和布局,统一投资强度要求,把关项目引入质量,建立项目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项目联动20余次,其中3个项目意向落户巴城镇。

开发园区“去行政化”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开发园区“去行政化”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开发园区〃去行政化〃改革脸佥与启示一、改革与探索(一)管理“流程再造”,推动从“机关化”到“扁平化”“市场化”的机制之变“去行政化”改革,关键在于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改革前的淮安高新区,机关化、行政化倾向较为突出,部门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界限比较模糊,招商模式相对固化,服务效能仍需提升。

为此,淮安高新区真刀真枪地开展体制机制改革,从管理体制入手,以市场化、扁平化为方向,以打造“特种部队”为标准,全力构建更加契合园区发展的体制机制,"机关’的味道逐渐淡去,放开的是束缚、身份,提高的是动能、效率。

1 .系统谋划改革方案在学习借鉴南京等地经验的基础上,淮安高新区认真研究谋划,统筹设计改革方案、措施、步骤。

提请淮阴区委区政府专题研究高新区“去行政化”改革工作,印发《淮安高新区去行政化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对改革中涉及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绩效考核等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明确区直各部门支持高新区“去行政化”改革的职责分工,为改革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精准定位职能职责针对部门、平台、属地街道履职过程中出现的职责不清、边界模糊、推诿扯皮等问题,明确各方职责职能,即党工委管委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领导职能,内设职能机构统筹协调、产业引导、项目培育、营商优化的服务职能,平台公司开发建设、资本运营、招商引资的发展职能,属地街道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维护稳定、征地拆迁的保障职能。

推进“瘦身强体”,调整设置8个内设职能机构、6个产业园区管理办、8个议事协调工作组和6个派驻单位,整合设置5个科级事业机构。

突出园区经济发展主业,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交由属地街道承担,让管理更精干、职能更聚焦。

3 .全面压缩管理层级针对机构臃肿、行政事业企业性质庞杂,以及综合管理部门人员多、经济一线人员不足的实际情况,淮安高新区党工委提请上级编制部门,精简机构数量,充实一线人员,实行员额管理。

成立高新区招商、“三资”管理等13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由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分别牵头、一线指挥,有效打破了部门壁垒,推动形成了“扁平化”管理体制。

我国城市行政区划改革的难题和改革思路

我国城市行政区划改革的难题和改革思路

我国城市行政区划改革的难题和改革思路一、我国城市行政区划改革的难题虽然我国城市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已取得了明显进步,不断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现行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现实难题,尤其是以下这5个“不能适应”的问题。

1.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不能适应新城新区发展的需要2.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不能适应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需要3.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不能适应城市空间管控的需要4.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不能适应县域自主发展的需要5.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不能适应立足更大空间尺度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需要二、我国城市行政区划的改革思路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迈向新时代的改革应该着眼于解决现实的突出问题,从以下 6 个改革方向精准发力,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

(一)因势利导启动新城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试点1.建立新城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体制。

2.促进行政区与城市功能区有机融合。

(二)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园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我国绝大多数的产业园区现阶段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腾退纳新亟须园区发展功能调整,不宜继续停留于产业发展功能,而需要建立相应的城市配套功能。

具体而言,主要的思路是:1.支持面积较大、集中连片的产业园区设立行政新区。

2.探索设立功能型、分散布局的产业发展功能区。

3.撤并衰退的城区老工业区。

(三)从行政区划调整入手,完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空间治理1.撤并中心城区,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

2.合理调整郊区和远郊区行政区划,承接城市非核心功能分散疏解。

3.利用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创新方法指导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

(四)有保有压,调整撤县(市)设区审批政策长期以来,我国撤县设区和撤市设区审批政策争议较大,为此,我国民政部门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和社会需求,对现行的审批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1.稳妥有序推进撤县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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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促统筹,“一区多园”模式争议的破解之道长城战略咨询关于“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研究”系列→通常认为“一区多园”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指将跨行政区或地理上不连片的园区整合并入高新区,突破高新区原有的地理空间,形成“多园”;另一种是指同一功能区内部的多个专业园或产业集聚区。

本文仅讨论第一种“一区多园”形式。

01全国高新区普遍出现“一区多园”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关村、天津高新区、深圳高新区等发展较快的国家高新区为进一步推进产业规模扩张,在现有范围内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相继开展了“一区多园”模式的探索。

如1991年,中关村建立丰台、昌平两个科技园区,以弥补海淀区建成空间不足的问题后,走上了“一区多园”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中关村已经发展成了“一区十六园”。

此后,上海张江高新区、福州高新区、宜昌高新区、江门高新区等均实施“一区多园”模式,助推高新区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高新区进入新一轮“一区多园”模式探索期。

2017年,南京市集中力量打造15个高新园区,形成南京高新区“一区十五园”发展格局。

2018年,重庆市整合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北碚区、巴南区、江津区现有工业集聚区,组建为新的重庆高新区,形成高新区“一区多园”模式,辖区面积增至1031.2平方公里。

2019年,深圳市将南山园区、坪山园区、龙岗园区、宝安园区、龙华园区等纳入深圳高新区范围,形成高新区“一区两核多园”发展格局,规划面积扩大到159.48平方公里。

由此,“一区多园”成为诸多国家高新区发展模式,但与此同时,有观点认为,部分高新区采取“一区多园”模式后,高新区平均发展质量和水平有所下降。

如何通过优化“一区多园”管理体制,促进“一区多园”发挥正面积极作用成为值得探究的问题。

02“一区多园”管理体制包括三种类型实施“一区多园”发展模式后,高新区管理体制会相应发生变化,原管委会升级,同时,各分园组建各自的管理机构,按照高新区管委会承担的职能和权限划分,形成建设主导型、非建设主导型(协调管理型)、半建设主导型三种类型:01建设主导型高新区管委会管理区域内人、财、物等所有事项,负责所辖区域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对所有园区形成“五统筹”,即统筹组织协调、统筹产业规划、统筹管理、统筹招商、统筹项目建设。

如成都高新区“一区四园”,高新区管委会职权集中,负责所辖区域开发、建设、管理和运营,人、财、物权统一。

图1建设主导型高新区管理体制示例02非建设主导型高新区管委会不负责各园区的开发、建设、运营与管理,对各园区的人财物也不具有决策权,仅是统筹、协调、指导各园区的发展。

如中关村实行“一区十六园”,中关村管委会负责整体的调研、政策研究和制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并不对十六园的具体开发、建设和管理负责,十六园所有开发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都由该园所在区政府负责。

但十六园都能充分享受“中关村”的品牌溢出效应,同时申请中关村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图2协调管理型(非建设主导型)高新区管理体制示例03半建设主导型高新区管委会对主园区(直管园)进行直接管理,负责其开发建设、招商引资和管理运营,对分园管理权限相对较弱。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对分园的管理权限不同,借用国家结构的概念,又可分为邦联制与联邦制两种类型。

邦联制是指高新区管委会对各分园管理松散,对分园的管理权限仅限于数据纳统。

联邦制是指高新区管委会对各分园实施统筹管理和协调,具备资金支持、政策辐射、考核评价、数据纳统等统筹手段,但分园的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等由分园负责,财政税收归属分园所在行政区。

如珠海高新区,高新区管委会对唐家湾主园区直接管理,对分园在“产业规划、创新要素、人才服务、建设标准、品牌打造”等方面全面统筹。

邦联制和联邦制本质上反映的是各分园与高新区管委会之间的亲疏程度。

图3半建设主导型邦联制高新区管理体制示例图4半建设主导型联邦制高新区管理体制示例03“一区多园”模式的现实意义与问题高新区“一区多园”模式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从高新区和区域层面来看,“一区多园”模式促进了高新区和区域的发展。

“一区多园”能够有效地拓展发展空间,解决高新区土地资源不足的瓶颈;能够引导各分园突出特色主导产业,利于统筹开展产业规划布局,实现区域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能够迅速做大高新区总体规模,提升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位势和显示度;同时,“一区多园”是高新区发挥品牌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关键模式,有利于推广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和经验,复制高新区高效的管理运营模式,促使更多区域享受高新区政策红利,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金字招牌”凝聚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促进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审视,“一区多园”模式的推进直接或间接提升了国家高新区的战略位势。

改革开放以来,高新区一直就是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创新等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据统计,2018年169家国家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超过12%。

经济下行压力下,“一区多园”模式有利于持续提高高新区经济总量、增速及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国家高新区的战略位势。

着眼于未来,要长期保持规模优势,支持“一区多园”发展势在必行。

同时,在推进“一区多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最大的错误就是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大,甚至是单纯追求统计数字的扩大,而没能用高新区的品牌、机制、政策去实质性的带动新纳入区域高质量发展。

这种现象既出现在众多新升级国家高新区里,也出现在很多老牌高新区里。

这些高新区迫于升级、评价排名等压力,或承接地方清理整顿园区的任务,将更多的区域纳入高新区,扩大了高新区数据指标,碍于众多的区域利益纠缠,实质的管理体制调整又没能真正到位,最终形成半建设主导型的邦联制治理模式。

由于新纳入区域先天不足,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且纳入后缺乏统筹规划与管理,对高新区整体发展质量造成影响,这也是“一区多园”模式引发争议的关键所在。

针对这种模式,要加大改革力度,积极引导其从邦联制向联邦制转变。

04“一区多园”管理体制改革的地方实践国家高新区在选择“一区多园”发展模式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管理体制。

半建设主导型高新区中,珠海高新区通过理顺领导体制、加强对各分园的统筹管理等方式,提升高新区管委会对分园的协调力与影响力,从邦联制向联邦制转变。

宁波高新区自实施“一区多园”战略以来,基本建立高新区与各分园以产业为纽带的联动发展机制,成为“一区多园”联邦制管理的典型。

非建设主导型高新区中,南京高新区明确高新区管委会与各分园管委会的职责,突出高新区管委会对15个分园的统筹协调、管理服务职能,推动“一区十五园”协同联动发展。

上海张江高新区则通过管理体制调整,由非建设主导型管委会向半建设主导型转变,有利于管委会更好地履行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职能。

同时,也有部分高新区在管理体制改革中,未充分考虑到自身发展水平等因素,单纯的将高新区管委会“悬浮”,高新区对分园的统筹管理力度降低,甚至失去对主园区的建设主导权,未来的发展极易受管理体制掣肘。

向上滑动阅览案例1:珠海高新区推动邦联制向联邦制转变珠海高新区于199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1993年3月正式挂牌运作,规划面积9.8平方公里。

经过1999年体制调整,高新区形成“一区多园”发展格局,这一时期,各园区均由高新区管委会直接管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新区分别于2006年、2012年、2017年进行了“一区多园”管理范围和管理模式的多次调整,高新区规划面积也从9.8平方公里调整到129.42平方公里,包括唐家湾主园区53.52平方公里,南屏科技工业园7.06平方公里,三灶科技工业园2.4平方公里,新青科技工业园10平方公里,富山科技工业园44.08平方公里,航空产业园2.91平方公里,横琴高新技术和科技研发园区9.45平方公里。

管理模式上,高新区管委会直接管理唐家湾主园区,负责其规划建设,各分园管理以所在行政区为主,高新区负责各分园产业布局、政策协调、科技统计等协调管理工作。

高新区管委会实行半建设主导型的邦联制管理模式,对分园的管理权限和统筹力度较小。

2019年,珠海高新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启一轮“一区多园”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市级层面,成立珠海市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高新区“一区多园”重要事项,并在考核监督、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等方面加强对“一区多园”的统筹管理。

高新区层面,仍采取高新区管委会直接管理唐家湾园区,其他分园区以所在行政区(功能区)管理为主的形式。

分园所在行政区(功能区)分管领导兼任高新区党委委员。

此外,高新区大管委会全面统筹“一区多园”产业规划、创新要素、人才服务、建设标准、品牌打造,构建各园区联动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由此,珠海高新区在新一轮管理体制改革中,管委会对分园的统筹协调能力进一步加强,形成“一区多园”邦联制管理模式向联邦制转变的正面示范效应。

案例2:南京高新区积极探索非建设主导型的联邦制管理模式南京高新区于1988年成立,1991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总面积16.5平方公里,位于南京市浦口区。

1997年2月,南京高新区进行了区域范围调整,从国务院批准的16.5平方公里规划面积内,调减10平方公里给南京新港高新技术工业园和南京江宁高新技术工业园各5平方公里,南京高新区形成“一区多园”发展格局。

但在管理体制上,南京市并未将新港和江宁高新技术工业园管理机构并入南京高新区管委会统一管理,而是新成立了“南京高新区一区多园管理办公室”,设在南京市科技局。

新组建的“南京高新区一区多园管理办公室”(相当于高新区大管委会)并未真正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三个片区完全独立运作,非但未形成合力,反而竞争关系加剧,使得南京高新区政策优势迅速弱化、区位弱势被放大。

2002年后,南京高新区与浦口区在领导层面交叉任职,两区联系加强,加之南京市“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新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017年,南京市提出建设创新名城,为充分发挥高新区创新名城建设的主阵地作用,市政府提出重整高新区,将全市83个各级各类园区整合为15个高新园区,统一品牌化管理,对外统称南京高新区,至此,南京高新区形成“一区十五园”发展格局。

园区整合后,南京市政府积极探索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提出搭建“1+N”管理架构的思路,建立“1”个非建设主导型的高新园区管理服务机制,以加强对全市“N”个高新园区的统筹协调和促进服务。

明确南京高新区管委会为非建设主体,负责定期召开15个高新园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各高新园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承担“宏观规划、监测评价、品牌建设、政策支持、服务支撑”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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