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饷
历史趣谈：史上唯一可能挽救大明朝的人 明末战略家王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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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唯一可能挽救大明朝的人明末战略家王在晋
导语：明朝末年，天降灾变，小冰河期，北方干旱，大规模减产，引发了许多问题，边患也频频发作，后金还在辽东叛乱，这些都是明朝必须解决的问题。
明朝末年，天降灾变，小冰河期，北方干旱，大规模减产，引发了许多问题，边患也频频发作，后金还在辽东叛乱，这些都是明朝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些问题最后非但没有解决，而且还越发严重，因此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
此前，关于明朝灭亡有许多观点，比如崇祯的问题、三饷的问题，李自成的问题，后金的问题，其实都错了，最根本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是策略问题。
所谓策略问题，主要是明朝在辽东战场上的策略问题。
当时，关于辽东问题，明朝采取了长期消耗的策略，就是在关外大兴土木，在宁远、锦州这些地方修筑城池，打造所谓的“关宁锦”防线，并大搞所谓“以辽人守辽土”，以图保卫京师不受后金威胁。
这个策略的主导者是孙承宗，以下是他对设置整个防线以及策略的理解：
“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屯土。
曰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
况守在关以内则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在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
”
然而这个策略是全盘错误的！这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了最终大明王朝的崩溃。
这个错误的根本是因为孙承宗根本不懂军事，也不懂经济。
首先是不懂军事，孙承宗的策略在军事上犯的是常识性的错误。
生活常识分享。
高三历史：6.2《明朝中后期政治的腐败和明末农民战争》教案(1)人教版
课题
明朝中后期政治的腐败和明末农民战争
教学目标（目的）
识记政治腐败概况和明末农民战争经过；分析农民斗争进入新阶段。
教学重点、难点重点：明Fra bibliotek中后期的政治危机；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朝。
难点：“均田免粮”标志着中国农民阶级反封建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备注
教法：以归纳分析为主，以补充材料为辅。
答案要点：
（1）变化：前期李自成团结知识分子，发挥了他们出谋划策的作用；后来义军内部分裂，起义最终失败（8分）。作用：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取得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2分）。
师
生
互
动
记
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令牛金星与李岩饮，杀之（指李岩）。由是自成将相离心，宋献策他往，刘宗敏率众赴河南。真正呈现出了解体的形势。宋献策与刘宗教后为清兵所擒杀。第二年（1645年）九月，李自成战败，牺牲于湖北九宫山。
——摘编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1）根据材料一，归纳攻占北京前后起义军情况的变化。（8分）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起义军提出“均田免粮”口号的作用。（2分）
教
学
过
程
及
板
书
要
点
新课引入：
在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明末农民战争爆发，最终推翻了明王朝。
教学过程：
第二节明朝中后期政治的腐败和明末农民战争
一．明朝中后期政治危机
1．皇帝昏庸腐朽。（明武宗长期不朝；明世宗迷信道教；明神宗不理朝政；明熹宗醉心于木匠手艺）
2．奸臣把持朝政。（明世宗时严嵩、严世蕃父子当权）
3．出现宦官专权局面。（明英宗时王振；明武宗时刘瑾；明熹宗时魏忠贤）
明末辽饷是一个什么概念
明末辽饷是一个什么概念明末辽饷是一个什么概念泪痕春雨据说，辽饷一出，把帝国的老百姓都逼的没法活了。
问题是，在崇祯十年前，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50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银子（0.012两）。
［注1］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折算，也就能买3斤米。
［注2］甚至在崇祯十年后，明帝国已到最后的疯狂，但是，所谓的三饷全算上，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
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算，最多也就能买五六斤米。
按理说，一亩地多收3斤米的税，并不会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
问题是，在现实中，他就是可以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无非是因为，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永远是不会按中央政府的指示办事。
换而言之，他们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种事由来已久了，绝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在辽饷出现之前，它就存在了。
而且这从来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在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怪事。
“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一亩地，本来只需要纳0.012两银子，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纳银十两呢？原因很简单，有钱有势的人，都能想办法逃避这种税收，最后相关的税收，就都落在了底层百姓身上。
更主要的是，既得利益者还会借机大发国难财。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中央政府开始向一亩地多收0.009两银子（9厘银子）；后来涨成了0.012两银子（一分二厘）；最多时也不过0.03两银子。
但是，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就有可能翻十倍（成为0.12两银子），甚至百倍（成为1.2两银子），更有甚者，是翻几百倍（成为好几两银子）。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帝国政府在收税的环节上，能够做到相对公平，所谓的辽饷，是不会对帝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问题是，无论是阉党余孽，还是东林党成员，从普遍意义上，都是这种腐败行为中的主要受益者，所以面对这种问题，他们永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换而言之，无论东林党，还是阉党余孽，都也不会对这种事大呼小叫的。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
老师，请详细介绍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过程答：一、中国古代主要赋税制度1.夏商周时期：主要是贡赋制，它是我国赋税制度的雏形。
周王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各诸侯必须向周王交纳一定的财物作为贡赋。
2.春秋时期：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它是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公元前6世纪初，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开始按亩收税。
3.汉朝时期：编户齐民制度。
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
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对封建国家的主要赋役负担有田租、人口税、更赋、徭役、兵役等，另外统治者还征收各种田亩附加税和征发杂税等。
汉代的田租税较轻，但人口税和更赋很重。
4.魏晋南北朝时期：租调制。
北魏孝文帝时开始实行，受田者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定量的租调和服徭役兵役等。
5.隋唐时期：（1）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
“租”是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定量的谷物；“调”是缴纳定量的绢或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徭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庸”。
隋朝的庸有年龄限制（50以上），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龄限制。
它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
（2）唐朝后期实行“两税法”。
主要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季征税，它开始改变了以人丁为主的收税标准，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6.北宋时期：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指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愿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
方田均税法指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多少和贫瘠收赋税，官僚地主不例外，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
7.明朝时期：一条鞭法。
把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一，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多少收税。
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8.清朝时期：地丁银。
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它废除了人头税，有利于当时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内容特征分类1.以人丁为主征收标准的赋税制有编户齐民制度、租调制、租庸调制。
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
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方兴内容提要：“苏松重赋”曾经是明史学界一个热门而又颇具争议的话题。
本文认为，苏松重赋确为事实，但北方农户的负担并不比苏松稍轻。
明初的赋税政策是根据南北经济的差异和战略地位的不同而制定的，包含着平衡南北关系的长远考虑。
由于晚明国家财政的拮据而苏松重赋呼声不绝，决策人物又多出自江南，故明末“三饷加派”采用按田亩平均摊派的方式，以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公平，打破了南北平衡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朝江南民谣云：“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洲。
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①]这首民谣很好地印证了明史学界关于“苏松重赋”论题。
在明清两代的官书私乘中，都有关于“苏松重赋”的记载，称天下赋额之重惟苏、松为最。
当代史家如韦庆远、林金树、樊树志、唐文基、范金民等先生对这个问题也均有论述，并且多以“官田”和“民田”为考查对象，讨论当时是否存在“官田至重，民田极轻”的现象，可以说揭示出了这一问题的部分本质。
但我同时认为，苏松重赋更涉及到明代的整体财政布局，还应该从历史的渊源和明朝的全局来进行考虑。
一苏松二府以田亩计，其税粮之重及其在明朝岁入中所占比例之大，固是既成事实。
但苏松重赋由来已久，而且是以当时的“两浙”或“江南”为大背景的。
如丘濬所云：“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
”[②]可见，从唐后期开始，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苏、松、常、嘉、湖五郡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就已经成为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国家征收赋税一般来说都是以收成高低为计算的基础，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古代社会，田赋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那么田土产量多少也就成为赋税征收的依据。
正因为两浙地区田土肥沃、自然条件优越，产量在全国居于前列，才会成为赋税重地。
当然，即便在江南地区也有不同。
例如，苏州吴江县，“其田皆美，其粮皆重；嘉定县则其田皆瘠，其粮皆轻”[③]。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pdf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是明朝末年的一场大型农民起义，起始于1627年（天启七年），持续至1644年（崇祯十七年）。
这场起义的背景是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天灾频发以及赋税沉重。
起义军主要在陕北地区活动，最终推翻了明朝统治。
以下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部分史料：
1.《明史》：详细记载了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
方面的情况，其中也包括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
2.《绥寇纪略》：记载了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情况，特别是
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的事迹。
3.《明实录》：详细记录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
状况，其中也包括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
4.《国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明朝的历史，其中包括
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
5.《石匮书后集》：记载了明朝末年的历史，特别是农民起
义和南明史实。
这些史料提供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详细情况，包括起义的原因、发展过程、各地起义军的活动和最终的结果。
这些史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明朝末年的社会状况，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的规律和特点。
中国古代朝代GDP排行
宋朝唐朝明朝清朝元朝隋朝汉朝晋朝秦朝周朝商朝夏朝元朝的经济数据很难统计，根据国外研究机构估计其GDP占世界的30%-35%左右。
宋朝人均GDP达2280美元，整个宋朝占世界的GDP的65%，北宋80%，南宋50%，是中国历史最富有的朝代。
明朝的万历时期占世界GDP的80%，整个明朝的GDP是45%，可是明朝末期发生灾荒和战争使其从80%迅速下滑至一半，在明朝中后期部分江南地区已经恢复至宋朝水平。
清朝（35%-10%）可以排到明朝（40%-45%）后面，可是其后期的经济大幅度衰退，侵略战争以及大量白银用于赔款并流向国外，所以造成整个国力迅速跌落，从康熙乾隆嘉庆的35%跌至10%。
北宋朝税峰值达到1亿6000万贯。
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所以，1贯=5克。
现在1克黄金=19美元，按黄金折价，现在约值152亿美元。
当时的税率约为1/15，农民没有额外负担，也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进城，商业尤为发达。
司马光曾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接着丝袜”。
由于其他赋税不多，那么GDP差不多是152×15=2280亿美元。
当时北宋的人口差不多一亿，因此也可以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
其实，换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黄金的开采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所以，应该比2280美元高得多！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万~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为国家每年带来大概1000万两左右的财政收入。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 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明代军队饷银供给演变探析
摘要军饷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始终受到明政府的重视，对明王朝的财政、军政、乃至其政权的兴衰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本文仅从介绍卫所系统的领导体制，组织编制，分布状况等入手，对明代卫所系统各个时期的军队人数、军饷供应及其相关的问题作初步系统的探讨。
明初，军队数额庞大，其军饷供应相对明了，相当一部分来自军屯收入，但却不像某些学者估计的那样高达６０％，应当充分认识民运、开中和犯人赎纳等对明初军饷供应的作用。
明初军饷供应以实物和劳役为特征，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同时，也与元蒙游牧民族自身解决军费的传统有关。
“土木事变”后，京营耗散朽败，多时则只有１４一１５万。
其军饷来源，除军屯外，还从潜粮和太仓库银中支取。
嘉靖中期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南倭北虏，军费剧增，太仓负担沉重，军饷支出受到限制。
至于外卫军饷，除军屯外，还可从地方存留中支取，但南北方地区从地方存留中支取的比例却有明显的不同，南方远高于北方。
明中后期的“九边”军饷供应复杂化。
首先，笔者对万历《大明会典》关于“九边‘军数“原额”和“原饷额”的记载提出质疑，并进而论证其关于“九边”“原饷额”的记载是万历以前各朝该饷项的“大杂烩”，对其应客观对待。
军数方面：万历中期之前呈上升趋势而后逐渐下降，由正统前期的６４万（在籍）发展到万历年间的８０万后下降到崇祯时的４０万。
“九边”军饷，初取之军屯、民运，继而开中、京运、加派等，但由于卫所制的废弛，募兵增加；战争频繁，客兵大量涌现，及军官贪污等原因，军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造成了明朝后期“兵减饷增”的现象。
同时，也表现出向食物、货币转化的特点。
总之，从明初军饷供应渠道的相对简单到中后期的复杂化，从实物征收到改征银两，从军屯、民运、开中，到京运、内帑，再到捐募、加派。
为解决军饷问题，明政府是穷尽其法，却丝毫没有缓解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反而加速了其政权的全面崩溃，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一个重要表现关键词：明代；军数；军饷；供给；演变探析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ｐａ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ａｄ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ａｒｍｙ，ｅｖｅｎｉｔｓｒｅｇｉｍｅ．Ｔｈｉｓｔｅｘｔｂｅｇａｎｗｉｔｈｉｔ＇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ａｔｅ，ｅｔｃ．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ｐａ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ｕｍｂｅｒｗａｓｈｕｇｅ，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ｐａ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ｌｅａｒ．ｑｕｉｔｅａｆｅｗｃａ／ｌｉ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ｓｏｆＪｕｎｔｕｎ，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ｕｐｔｏ６０％ｊｕｓｔａｓｓｏｍ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ｗｅｓｈｏｕｌｄ剐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ｄ，也ｅｆｕｎ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ＫａｌＺｈｏ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Ｉｎ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ｐａ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ｗ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ｄ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ｉｓ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ｄｅｃｉｄｅｄｂｙ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ｔａｉｓｏ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ｏｎｅｓｅｌｆ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ｅｎｄ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ｔｈｅｃａｍｐｏｆＢｅＵｉｎｇｗ私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ｄａｎｄ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ｒｏｔｔｅｎｌｙ，ｈａｄｏｎｌｙａｂｏｕｔ１４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Ｔｈｅ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ｐａ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ｍａｉｎｌｙｄｒｅｗｆｒｏｍＣａｏ－ｙｕ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ｓｆｌｖｅｒ．，ｂｅｓｉｄｅｓＪｕｎＴｔｍ．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ｅｄｏｄｏｆＪｉａｊ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ｅｖｅｒ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ｎａｒｙｗａｓｈｅａｖ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Ｗｏ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ｔｈ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ｐａ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ｗａ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Ｅｖｅｎｔｏｔｈｅｐａ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ｏｕｍｉｄｅ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ｉｔｃｏｕｌｄｄｒａ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ＪｕｎＴｕｎ。
明朝历史记忆口诀
20XX年明朝历史记忆口诀明朝(1368-1644)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历经十二世，共十六位皇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
下面是明朝历史记忆口诀，希望大家喜欢。
明朝的兴衰和专制制度的加强记忆口诀一、明朝专制制度的加强1、背景：元末暴政民抗争，各地兴起红巾军。
①红巾军起义：起义将领朱元璋，平定南方又北征。
②明朝建立攻占大都灭元朝，国号大明称帝君。
(1368年)建元洪武都应天①，专制主义举措新。
2、专制措施废除丞相相权分，六部尚书管行政。
吏户礼部兵刑工，行使相权权归君。
①控制中央太祖颁行《大明律》，权贵特权特鲜明。
内容集中条理明，经济立法初施行。
主张重刑惩腐败，君主专制为核心。
②控制地方地方各省三权分，布政使司掌行政。
监察司法按察司，都司执掌省军政。
③控制军队明设五军都督府，统兵有权勿调兵。
兵部调兵听帝命，军队统帅为帝君。
④特务统治明朝专制新特征，特务统治最典型。
掌管缉捕“锦衣卫”，皇帝直辖捕官民。
旋后设立东西厂，宦官统领帝掌政。
⑤控制思想明清科举新特征，八股取士最鲜明。
四书五经来命题，八股行文禁议论。
知识分子遭束缚，利于君主育顺臣。
二、“靖难之役”和营建北京记忆口诀1、靖难之役(15世纪初)太祖封王到边庭，藩王势大图国君。
建文削藩燕王反，挥师南下破京城。
“靖难之役”易帝君，改元永乐都北京。
2、营建北京朱棣诏令建北京，蒯祥主持设计新。
突出皇权城三重，宫城皇城外京城。
布局对称又庄重，黄瓦红墙喜建成。
成祖诏令迁都城，改称京师远扬名。
3、成祖主要活动①政治太祖封王埋祸根，建文削藩起风云。
“靖难之役”破京师，营建北京迁都城。
②民族册封蒙古两首领②，修缮长城北疆靖。
西南平叛黔设省③，“改土归流”明施行。
③外交郑和西下扬国威，亚非外贸交流频。
④文化《永乐大典》解缙编，最大类书今现存。
三、明末农民战争(1627-1644年)记忆口诀1、起义原因明朝后朝局变更，政治腐败败日深深。
从军屯制出发解析明末军饷激增的原因
从军屯制出发解析明末军饷激增的原因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在吸取元朝的教训和历代屯田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所制度，其核心在于寓兵于农，使军饷能够自给自足，以达到“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的目的。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驱除鞑虏、一统天下都是仰赖卫所制保证了充足的军饷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朱元璋在卫所制初成之后曾经自豪的说道：“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
明太祖朱元璋然而，朱元璋这最引以为豪的制度日后却成了明朝最大的隐患，成了明朝最大的负担。
崇祯元年，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奉命清查九边欠饷，最终清查出来的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仅从万历三十八年至天启七年，短短十七年间共积欠九边军饷968万两，其中万历三十八年至万历四十八年积欠共281万两，而从天启元年至天启七年则共积欠687万两，以天启六年、七年积欠最多，均达到每年200万两以上。
这还不算每年因辽东战事所需的430万两军饷，巨大的军饷压力使得明朝不得不数次加征辽饷，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天灾人祸导致流民四起，为了应付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崇祯又下令征收“剿饷”、“练饷”，随着“三饷”的征收，百姓负担更为沉重纷纷加入义军，最终壮大的义军在李自成的带领下将明朝送入坟墓。
那么曾经“不费百姓粒米”的军制为何会造成这么沉重的负担呢？其实从上面也能看出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其军饷来源是出自实物，军士的军饷皆是粮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军饷从实物粮食变成了货币白银，也就是说明朝的财政体制由实物财政体制变成了货币财政体制。
在财政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明朝由于未能及时建立起与货币财政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导致财政管理纰漏丛生，致使财政收入流失严重。
一、赋税与屯田子粒数“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为治，首定民田，验亩起科，以便军国之用；次定屯田，上纳子粒，以给军士之食”——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从马文升的奏疏中可以看出明代前期的军饷和赋税是分开的，在《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赋税粮数”和“屯田子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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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三饷1. 前言明末三饷向来被评价为亡国之举，这已经是所有人的共识。
简单的看，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朝政时候，是明帝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代，当时户部太仓库岁收入四百万两白银，号称国库充溢。
而到崇祯年间，三饷加派多达每年近两千万两白银，可想可知耗尽国力。
然而，明政府不是不知道加派的危害，只是确有迫不得已的地方。
《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赫晋亦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
今加派辽饷七百三十余万。
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明末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绝，帝国财政入不敷出，无力筹备军饷组建军队，又不能任蛮夷、流寇蹂躏国家而置之不理，于是不得不征收巨额赋税，却又将良善百姓逼上造反之路。
为御敌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于是恶性循环，乃至亡国。
但明末这种加派和平乱两难的局面，究竟应该怎样妥善解决呢？对此，孟森先生说：夫古礼家之说，年不顺成，天地祖宗可以杀礼，社稷神诋可以变置。
古者神权最重，而救国只有夺典礼，而不闻可以剥民生。
卧薪尝胆，乃有国者自处于极苦，与军民同其生活，自能尽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度此难关。
孟森先生的这种意见代表了传统史观的看法，虽然合情，却未必合理。
明帝国户部正常岁收入不过四、五百万两白银，皇帝个人收入金花银不过一百万两白银，在支出京师宫廷日常开销、武将薪酬等等必要费用后，只要节省，就能解决辽东边防所需每年上千万两白银的问题吗？显而易见，三饷深深的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在明末时期赋税最重的是在长江三角洲一代，为什么期赋税最重的地区没有造反起义呢？仔细想来，其实关于三饷以及相关的明代财政税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
三饷究竟占到明帝国田赋总收入的多少？三饷摊入田赋的是多少？三饷怎样分配给各个地区？明代真实的财政总收入是多少，明末军事费用的总支出是多少？明帝国的财政结构是怎样的？了解这些以后，我们才能做出判断：明末三饷是否过分重到民众不可接受？明帝国是否能够在不征收三饷的情况下打赢国外国内战争？2. 三饷的计算辽饷，征收于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争，总共为一千零二十九万九千六百零二两。
《明史食货志》记载：“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
明年复加三厘五毫。
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
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
”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剿饷，征收于崇祯十年，共二百八十万两。
《明史》记载：主要来源于“因粮”（亩输六合，石折银八钱，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驿递”（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
剿饷，征收于崇祯十二年结束。
练饷，征收于崇祯十二年。
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
《明史》记载：主要包括田赋（大江南北地狭粮重，乃照地亩，每亩加一分，共四百八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两）。
以及赋役（七十万）、兵部所裁站银（五十万）、关税（二十万）、盐课（四十万）、契税（二十四万）、账罚（二十万）、典税（三万）、公费节约（一万），杂税合之二百七十八万。
三饷同时征收时加起来大概有二千一百万两白银。
我们主要讨论的加派中最大的项目——田赋。
明政府采用的是万历六年会计录所额定的田亩数，共七百多万顷（折算七亿亩，即七千万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加派。
辽饷加派计算序号田地基数（万亩）加派率计算加派银（万两）实际加派银（万两）偏差率说明170000.0352452000.82 万历四十六年加派270000.0352452000.82 万历四十七年加派370000.021401200.86 万历四十八年加派470000.03210165.30.79 崇祯四年加派（显然，以上偏差是加派时对某些贫困地区的免税造成的）整的来说，直接用亩来折合银是不恰当的方法。
土地有肥沃贫瘠，产量各不相同，如果仅仅按照亩来统一征收赋税，显然是行不通的。
明代一般采用税亩的概念来计算赋税，大致认为每税亩即能够产一石粮食，这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亩可以算一税亩，而西北地区甚至要七、八亩才是一税亩。
然而，在明政府进行加派计划时，并不做过多考虑，只是简单的用亩乘以几分几厘几毫得出加派的白银数量。
这样就给我们造成了分析上的困难，究竟明代田赋的正常税率是多少？明代田赋的总收入有多高呢？我们来看明代的田赋税率。
1578年省直税粮定额序号省份田地总数（亩）税粮总额（粮食石）平均税率（每亩石）1浙江46,696,982 2,522,627 0.0542江西40,115,127 2,616,341 0.0653湖广221,619,940 2,162,183 0.0104福建13,422,500 851,153 0.0635山东61,749,899 2,850,936 0.0466山西36,803,927 2,314,802 0.0637河南74,157,951 2,380,759 0.0328陕西29,292,385 1,735,690 0.0599四川13,482,767 1,082,544 0.08010广东25,686,513 999,946 0.03911广西9,402,074 371,696 0.04012云南1,799,358 142,690 0.07913贵州516,686 50,807 0.09814南直隶77,394,662 6,011,846 0.07815北直隶49,256,836 598,622 0.01216合计701,397,607 26,692,642 0.038引黄仁宇著作摘自《大明会典》的这个数据显示平均每亩约0.038石，较符合《大明会典》提到明初制定的单一税率，民田每亩0.035石，官田每亩0.0535石。
当然，以上税率有一定虚假成分，税率低的河南要承担巨额的河工费，北直隶要承担京师的各种沉重徭役，而税率高的云南、贵州则可以用水银、丹砂、甚至贝壳来代替税粮。
不过作为简略的全面分析，这个数据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明帝国田赋的总收入大概在2600万石左右，黄仁宇推断当时每石折合0.8两白银，那么，明帝国来自田赋的总收入大约在2100万两白银左右。
三饷的加派共二千一百万两，则相当于将明代的田赋赋税增加了一倍。
然而，明代田地总产量的多少，三饷占其比例是否非常高，这才是三饷是否明帝国百姓沉重负担的关键。
不得不承认要了解明帝国田赋总产量的困难，缺乏土地数据、改折比例、农产品价格、会计方法等必要的数据，很难进行数学处理，对于明代经济全面而透彻的研究至少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黄仁宇是目前对明代经济全面考察的的第一人。
他首先分析了具有代表性，并且数据较为清晰的1572年浙江杭州府（全府约田地四百二十万亩）田赋的税率，得出结论是税率最高的仁和县约为全部农田的10.8%，最低的富阳县约为3.3％，全府税收收入占该地区全部粮食和丝绢的6.7%。
然后又分析了1608年山西汾州府（全府约田地四百八十万亩）的田赋税率。
得出结论是灵石县税率为12％，孝义县为5.5％，全府平均8.3％。
黄仁宇还进一步选取了更多的典型案例：1、1543年的湖广安化县，税率为3.9％；2、1569年的南直隶溧阳县，最高税率不到农田收入5.4％，最低不到1％；3、1570年山东省，最高税率在8.6%到12.2%之间，最低在5.8%到8.1%之间；4、1573年福建省漳州府，税率达12％（税率过高的原因是同倭寇作战而增加的附加税）；5、1580年左右山东曹州，税率在8.5％到12.6％之间；6、1584年广东顺德县，税率在3.5％到6.1％。
之间；7、1620年浙江开化县，税率低于6％；8、十七世纪初南直隶苏州府吴县，赋税最严重的地区，实际不超过农业产出的20％。
于是黄仁宇得出结论认为：十六世纪时候的明帝国，税收不超过总产量的10％。
这也符合明帝国“藏富于民”的基本国策。
那么，如果明帝国田地产量10％有2100万两白银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明帝国田地总产量大概在21000万两白银左右，那么三饷的加派2100万两白银大概是明帝国田地产量的10％。
我们知道，三饷真正同时征收不过两三年，还不是全部都摊入田赋，至少有三百万两白银来自于其他方面。
即使三饷全部摊入土地，明帝国末期老百姓所要承担的田赋负担共计4100万两白银，只是田地总产量的20％，仅从这方面看，绝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我们还需要注意另外两个数字，一个是随着海外贸易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在十七世纪物价水平上涨了40％；另一个是即使在和平年代，明帝国税收的完额缴纳从来也没有超过80％，资料显示加派的税收在许多地区可能只完成了50％左右。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三饷的2100万两白银还得大幅缩水，由此可见，明帝国即使是征收三饷的这一税率也绝不会高到不可接受。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的数字来予以验证。
我们可以看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统计的清代田赋数据：年代粮食（石）银（两）顺治十八年6,479,465 21,560,006康熙二十四年4,331,131 24,449,724雍正二年4,731,400 26,362,541乾隆十八年8,406,422 29,611,201我们知道，十六世纪晚期到时期世纪初期，中国大陆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土地总产量大幅下降。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统计的清代人口和田亩数据：年代人丁（口）田地（亩）顺治十八年21,068,609 549,337,640康熙二十四年23,411,448 607,845,001雍正二年25,284,818 683,791,427乾隆十八年102,750,000 708,111,288我们不难发现，直到乾隆十八年，清帝国的人口和田亩数才相当明帝国万历年间的情况，这个时候清帝国的税收，如果按照粮食每石1两白银来计算，则田地收入共计3800万两白银，相当于明末田地正赋和三饷加派的总和，明末百姓的负担和乾隆时期的负担是差不多的，而乾隆年间，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还是“永不加赋”的低税统治时期。
其实，清帝国在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期间，只有二千万人口和六百万顷的田地，，还能征收2100万两和六百万石粮食的赋税，略高于明帝国至少六千万人口和七百万顷田地的正常赋税，清初老百姓的负担才是真的沉重呢。
对比黄仁宇的结论与清代数据的核对，我们可以了解到，三饷加派只不过占到明代田地总产量的10％，使田赋增加到田地总产量的20％，这样的征收水平并不高，而且在清代以这种税率水平征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
何况三饷在明末因为通货膨胀和严重的拖欠，导致实际征收数额远远低于政府所期待的数字。
由此可见，三饷绝没有到“直接导致了明帝国的灭亡”这种地步，明代的农业经济也没有到被榨干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