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师奇书奇人叶子奇

奇师奇书奇人叶子奇浙江温州叶高首文/摄朱熹曾说：“味道贺孙有论古之才，直卿黄干有讲今之学，此二子吾门高弟子也”。

朱熹把毕生所学传之于女婿黄榦，初传朱子学说大都出于黄榦之门。

黄榦是传播和推广朱子之学的第一人，创立了勉斋学派；叶味道是传播和推广朱子之学的第二人，创立了木钟学派，朱子之学盛行于浙江。

黄榦任江西临川县令时，将朱子学说传之于金华何基，何基传王柏，王柏传金履祥，金履祥传许谦。

何基与王柏、金履祥、许谦并称“金华四先生”(或北山四先生)，“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金华曾建“四贤书院”。

他们以朱熹之学为宗，以传承朱熹之学为己任，学脉不断，延续经久，师门兴盛，人才辈出。

金华的学人如柳贯、吴师道、黄溍、宋濂等皆承续四先生的学髓与文澜。

许谦再传龙泉布衣硕儒王毅，王毅高弟子有开国元勋章溢、著名将领胡深、学究天人叶子奇。

叶子奇学宗朱子，师承勉斋，学脉绵绵，硕儒奇才。

何基（1188—1268），字子恭，号北山，学者称北山先生，谥文定。

父亲何伯熭为临川县丞时，黄干正好主持县事，伯熭让两个儿子何南、何基敬畏受命，微言典义，精研深思，深得学术精髓。

所读经书，标记注明，意义显明；序正诸经，弘论英辩，高明绝伦。

王柏执弟子礼后，何基谦逊自守，质疑问难，不厌其繁；研治经书，精心玩味，谨慎持守。

学源朱子，新意层出；教育门生，克践服行；治学笃实，有类汉儒；阐明发挥，多创新意。

作字犹如“柳法”，为文温润和畅，做诗从容闲暇。

对金华学派贡献颇多，有中兴“金华学派”之誉。

王柏（1197-1274），字会之，初号长啸，后更号鲁斋，卒谥文宪。

祖父王师愈，绍兴十八年进士，曾为崇正殿讲官，为潘良贵门人，又从杨时、吕祖谦、张栻游，后拜师建安林志宁。

父王瀚，拜师朱熹、吕祖谦，尝知县事，主管建昌军仙都观，被称为仙都公。

王柏少年时敬慕诸葛亮，十五岁时父死，依兄受抚教，而立之年，知晓理学，授受渊源，捐弃俗学，以求理学。

先拜朱熹学生刘炎、徐侨为师，后拜兰溪杨与立，有人告诉他说，何基尝从黄干得朱熹之传，于是端平二年乙未(1235)冬即从何基学，此时他已三十八岁，主攻质实坚苦之学，质疑问难，所得甚多。

一生不仕，教授为业，研讨性命之学。

承“理一分殊”论，认为“统体一太极者”，即谓“理一”，重“分殊”甚于言“理一”。

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号次农，自号桐阳叔子，卒谥文安。

创金氏学派，为浙东学派、金华学派的中坚，学者尊称“仁山先生”。

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无不精研，靡不毕究。

讲学著书，以淑后进，许谦、柳贯皆出其门。

在“金华四先生”中，他对于经学和史学的研究成绩最著。

幼时聪慧明达，长大勤勉励志。

倾慕周程学说，壮年师从王柏，又随王柏一起投到何基的门下。

精深研治，造诣弥深。

赵宋将亡，隐居山中，守洁怀贞。

考证诠释，订正含义，新意迭出。

见王柏，先立志，立本性，恭践行；见何基，分天理，节人欲。

纯朴如初，俨如尹焞；高超明达，酷似王柏；刚毅耿直，，犹如良佐，兼收并蓄，明体达用,有中兴浙学之誉。

许谦（1269～1337），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世称白云先生，卒谥“文懿”，晋代许孜后裔。

六岁时，就出继给金华的堂叔许觥为嗣。

从金履祥学，刻若勤奋，悉得真传，学识渊博，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医经、文学音韵、刑法术数、释老之学，无不通晓。

中外荐举，皆不应就，不胶古，不流俗，素志恬淡，以道自乐。

开门授徒，慕名相从，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至诚谆悉，内外殚尽，声誉所及，独不授科举文。

隐居讲学，门人众多，著作文章，各有成就。

为学之功，从无间断，致力探求微言大义，前人之说亦不苟同。

兼收并蓄，学说显扬，推原统绪，朱熹世適。

王毅（1303—1354），字刚叔，号讷斋，龙泉人，称讷斋先生。

六岁读书，过目成诵，勤苦嗜学，稍长嗜深，挂书牛角，随牛东西，如饥似渴，日落忘归，观周子太极图，叹圣域之阶梯。

成年后，恰逢上饶郑原善来处州为官录事，即拜郑原善为师。

郑原善亦是刘基、宋濂之师，宋濂名字即是郑原善所改。

后又拜师金华许谦，得“理一分殊之旨”，豁然如梦，觉居久之絶，有千载之思。

游学四方，及至京师，黄溍危素，争相引重，检讨经筵，编修翰林，皆不应就。

南还乡里，聚徒讲学，精思疾读，潜研朱学。

“刻志经传而其所学，必欲见之于实用”。

.元末战乱，组织乡民，驱杀群盗，保境有功，遭人忌恨，后致诱杀，诸生为师报仇，碎尸万段鼠軰于街市。

叶子奇（1327—1390）一名琦，字世杰，功归主靜，因而号静斋，又号草木子，龙泉市九都山双溪村人。

自幼专业于学，少而聪颖，广泛涉猎，学问极博，凡天文、历史、博物、哲学、医学、心理学、音律，无不涉猎，且多有造诣。

熟谙本草，为明代医家。

元至正十年府判叶景渊荐试方州，中第四名，退隐不仕。

龙凤八年，府判叶景渊再荐，署县事。

明洪武八年，浙江行中书省以学行荐，廷试高等,授岳州巴陵县主簿。

著《草木子》，并有《太玄本旨》、《本草节要》、《地理节要》、《诗宗选玉》、《静斋诗集》、《静斋文集》等行世。

元朝末年，浙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被誉为“浙东四先生”，叶子奇的学问与他们相颉颃，又都是交谊笃厚的朋友，其造诣与“浙东四先生”不相上下。

然而叶子奇的命运却与他们相比迥异，明王朝建立后，“浙东四先生”都做了朝廷大官，而叶子奇却没被重用，只做了湖南巴陵县主簿这样的小官。

有人认为声名不显，与“刘宋蔽贤”有关，明人郑善夫在《叙草木子》中说：“刘基、宋濂夫二子者，亦蔽贤乎哉。

凡人贱近而贵远，知者相世机则掩其识。

”其实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的，叶子奇约生于公元1327年，刘基生于1311年，宋濂生于1310年，较他俩要小十来岁，只能勉强算同辈之人。

洪武八年（1375），刘基已逝，宋濂也已“温树以自警”，因此并非“刘宋蔽贤”。

只能怪草木子叶子奇与郁離子刘基同郡，与龙门子宋濂同时。

“而显晦迥别，天將各有位置焉，而非人所能知也，又非郁离子龙门子所得專美於浙東也”。

叶子奇的命运十分坎坷，洪武十一年的二月十五日，按照朝廷的规定，巴陵县照例举行祭祀城隍神活动，作为主簿的叶子奇要提前去现场，然而却是灾祸降临之时，祭祀仪式尚未开始，他手下的几个小吏聚在城隍庙后厢偷偷地喝猪脑酒，大概就是以“猪”，谐音“朱”，“猪”字犯忌，而且还恰恰发生在祭祀之日，喝猪脑酒就是喝朱姓皇帝的脑酒，明朝明令禁止民间养猪，因为猪养大了难免挨一刀，实属不吉不敬。

这在当时无疑是件严重的“政治事件”。

偏偏这事被几个“无限忠于”朱皇帝的县学生员发现了，以他们那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喝猪脑酒，不就是喝朱脑酒吗？于是赶紧向按察司告发，并说主簿叶子奇也在其中。

就这样，叶子奇平白无故地坐进了班房,被告发到按察司，作为县主薄的叶子奇即使没有策划参与，失察且见而不报，也该惩办，于是受到牵连进入大牢。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叶子奇简直不想活下去，他长吁短叹，惶惶然不可终日。

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而思虞卿以穷愁而著书；左丘以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

是皆因愤难以摅其思志，庶几托空言存名于天地之间”。

有一天，狱中独坐，闲而无事，他偶尔从囚室一角的地上发现一堆烂碎的纸笺，叶子奇心想与其坐以等死，何不把平时自己的阅历、感悟等所得记下，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

然其字画模糊，略辨而已。

叶子奇侥幸没有被赐死，终于等到释放的一天，回到老家，专心著述，首先整理充实在狱中所做的笔记，原稿分二十二篇，诚可谓“草木其人，不草木其言”，于是起书名为《草木子》，完书于出狱之后的洪武十一年(1378)十一月。

书是写成了，却没有资费付梓。

万幸的是，一百多年以后，叶子奇后裔孙辈出了一个进士叶溥，明正德十一年（1516）在福州任知府时，为叶子奇出版了《草木子》。

这时距《草木子》写成已过了138年。

也许书稿有些散佚，刊行时，叶溥将书稿改并为八篇，分四卷。

当时弘治进士后任兵部右侍郎的黄衷读后欣然为之作序，认为叶子奇的《草木子》：“观天之文与地之法，鬼神屈伸之故，礼乐明备之体，阴阳顺逆之度，天人交与之征，卉木虫鱼之候，器象沿革之制，农圃术技之末，幽幻玄怪之迹，穷檐委巷谣歌之语，冥搜賾捃，区物而辨才，综百家之棼颣，列九域之风习。

”又过了90年，到明万历三十四年，有人重刻出版《草木子》，有松江学者林有麟作序，称该书“上自玑衡堪舆，下至医卜、农圃、昆虫、卉木，亡不探玄奥，析精微，发前人之所未发，可以证经补史。

”清初，经史专家、大文豪朱彝尊更是推崇叶子奇和他的《草木子》，其在学界声名鹊起。

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出身的陕西人苏遇龙来龙泉任知县，下车伊始，此公十分重视发掘地方文化，在编修县志时，又发掘了叶子奇《太玄本旨》、《本草节要》等书稿，然而五百年后，《太玄本旨》行于世，《草木子》残篇还在，《本草节要》却已不复存在。

《草木子》是一部古代中国文言笔记小说集,说理透宗，多发先儒未发之精蘊。

至于论述元时得失，纲举目张，直追朱熹。

其书博大精深，能括天地人物古今，载籍之深奧而洞悉其根源，于学术政治制度风规等是非得失,确有至理，法戒炳然,为两汉后成一家言所罕及。

本书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博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

其中当然有不少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免有浅薄鄙陋的记载和议论，但在十四世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和见解，已经算是非常难得，比刘基、宋濓高明得多。

以现今的观点读五百多年前的《草木子》，我们不得不叹服叶子奇的高明。

“天盖不使其见用于当时，而留其有用于百世”,而如今叶子奇却留芳百世，《草木子》确实是中华文化中一笔不朽的遗产，实在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草木子》对元末红巾军起义原因和经过记载颇详，有很多是其他书所没有述及的。

“至正癸巳春三月，是时江淮群寇起，张九四据高郵，韩山童男据临濠，徐贞一、倪蛮子、陈友谅乱汉沔。

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万出征，声势赫然，始攻高郵城，未下。

庚申，君入丞相亚麻之谗，谓天下怨脫脫，贬之，可不煩兵而定。

遂詔散其兵而窜之，师遂大溃。

后亚麻忧虑脫脫再入相。

篡改诏书用毒酒杀之”。

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在五月率教众发动起事，但事泄，韩山童被捕杀，于是刘福通带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杀出重围，指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打出“复宋”旗号，以红巾为标志，其后郭子兴等人也纷纷加入。

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寿辉起义。

至此揭开了大元灭亡的序幕。

蒙古政府则派兵镇压各地红巾军，由丞相脱脱亲自督战,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丞相脱脱被亚麻谗害被杀，元朝最终灭亡。

叶子奇以元朝覆灭亲历者的体会，分析了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腐败，官贪吏污，横征暴敛。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变本加厉向汉人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