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2015 学年第二学期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

题目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学生姓名陈超阳

学号8

班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学生所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课教师林媛

教师所属学院

成绩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正文： (3)

一、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变化 (3)

二、现今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3)

三、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变化 (3)

四、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的困局 (3)

总结: (3)

参考文献： (3)

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摘要：世界上恐怕再也难以找到像中国与日本这样微妙的双边关系了。从历史角度上讲,两国间有二千年的交往史,从官方到民间都有大量的人员相互交往,相互学习,有着惊人相似的文字。然而从甲午战争,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都建立在“软弱和分裂的中国”思维之上。中日关系自1972年复交以来,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近年来,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逐渐转向“政冷经凉”,引起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日本民族文化的角度，先对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大致的阐述，再者着重研究当今中日关系，最后分析日本文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文化中日关系对华政策

正文：

一、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变化

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与调整，日本人的眼中的中日关系有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受国际环境、中日各自国内状况及两国关系等诸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大体以冷战结构崩溃为一大转折点，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而这两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

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为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阶段。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以20年左右为一个时期，以十年左右为一个阶段，从邦交正常化到现在经历了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恶化的过程。

1972年中日两国在当时的国际情势下恢复邦交。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交往。从总体上讲，复交以来的35年，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好的全面交流时期，其中经历了前20年的“蜜月期”和后15年“重新定位期”。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后35年的历程，尽管合作与协调是贯穿其间的主线，但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可以得出三个阶段性特点:强调友好的70年代、经济主导80的年代和矛盾频生90的年代。7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一个转折时期。它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反映了当时两国爱好和平的民众之间渴望交往，希望相互认识、加强了解的良好愿望。应该说，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是顺利的，基本上不存在、确切地说是尚未暴露出实质性矛盾。以平等互利为基础、加强经济合作是80年代中日关系的显著特点。70年代以前,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以民间形式进行，到70年代末形成了官民并举和由贸易向投资、政府开发援助、技术合作等方向的转变。尽管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与中日友好相悖的问题，如教科书事件、中曾根内阁集体参靖国神社事件、光华寮事件等，但总体上中日关系尤其是经济合作关系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日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继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员的往来与复交初期相比成百倍增长，但是政治方面的摩擦不断，出现了所谓的“政冷经热”现象，由70年代的友好第一、80年代的互利合作进入了合作、协调与矛盾、摩擦并存的新阶段。这些变化的

一个直接反映就是两国民众在相互理解与信赖方面的全面后退，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几度跌入“谷底”状态。中日双方的舆论调查也显示出两国民众相互认识与理解降至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充分说明了中日间矛盾存在的实情和问题的严重性。

二、现今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至现今，中日关系进入正常化以来的低谷。

2001年8月，小泉纯一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其后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坚持连年参拜,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多,两国政治关系日趋冷淡。民意调查表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趋于下降。

2005年9月1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的大选。这一结果，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之外。小泉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表明，小泉政府所实行的国内外政策在日本国内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9月13日，共同社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小泉的支持率几乎达到60%。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却坚持认为，破坏中日友好大局，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只是少数政治家和小部分右翼势力。

《“对中国亲近感”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有亲近感者占47.5%，而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占到48.1%,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超过了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

2002年在日本经历了人为制造的“沈阳领事馆事件”充满敌意的媒体煽动下，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为45.6%，“不感到亲切的”为49.1%。

日本内阁府2004年10月《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认“中关系不

好或不太好”的人占61%，比上次调查上升18.1%；对中国“没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人达58.2%，比上次调查上升10.2%。这两项调查结果都是迄今最糟糕的。

据2007年12月日本《读卖新闻》和美国盖洛普公司联合调查，63%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威胁最大，只有31%的日本人认为对华关系良好。在对华信任感的调查中，表示“信任”的仅有16%，“不信任”的仍然高达74%。自2004年调查中加入了“是否信任中国”的问题以来,2007年的不信任感是历年中最高的,可见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

三、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变化

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以及在此文化中孕育形成的国民性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该国对外政策的倾向。日本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国家更不例外。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它其中不乏诸多优秀的成份,也包含着许多消极的因素,二者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

日本特殊的民族性和民族心理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对日本国家政策的制订有着很大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功利性、其外交行为上的“机会主义”与“媚强欺弱”的特征实际上都是日本民族文化在政治实践上的折射。

分析二十一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紧张的原因,首先与日本政府利用日本民族心理进行“靖国神社至上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煽动性政治”有直接关系。日本当局利用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为手段,在日本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并刺激曾经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邻国人民的感情,再利用邻国的反应转过来进一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进一步加快了日本向右转的步伐。

其次,日本对华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受到的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不适。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有感于中国发展引起日本民族心理变化。过去日本人一直是站在高处看中国和中国人,总觉得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但中国经济不断增长,而且还成了日本经济得以复兴的重要因素,这不能不让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变得十分复杂,感到惶惑、无奈和担心。可以说,日本人最近对中国的批判风潮和日本政府的对华强硬,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疑惧而作出的一种近似本能的反应。按日本学者天儿慧所言其一,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停滞的现象一直在持续。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保持近20年高速成长的中国,日本感到着急和嫉妒。其二,认为中国不久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将威吓日本的存在,日本人对此有了不安感和威胁感。

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从日本历界政府对华立场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政府经历了敌对的立场，到向处于对权力政治格局解读后，做出的“尊重和理解”的选择、着眼于中国强大市场和残存的对中国的“赎罪”意识背景下开始的“友好”和“经济合作”，再到对本身经济失去信心后,本能地做出的“对抗”姿态和制造“摩擦”的历史演变。纵观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亲近感走向之高低,它是和日本文化中的民族意识的走向是一脉相承的。

四、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的困局

在中日关系上有两个不可避开的问题——不承认历史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关系的恶化与激发与这两个问题有着极大的关系。

下文就从日本民族文化出发，分析日本为何在这两个导致中日关系困局的问题上，持有强硬的态度。

首先，日本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深刻反省历史问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日本文化角度来看,认为有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日本人本身缺乏历史感。在一般日本人的感觉中,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的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日本人缺乏历史感,特别是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一种更为重视现在的倾向。

其二，日本人缺乏责任感。日本人对个人的行为判断很多都取决于当时的情境而很少与历史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总是把“对不起”“添麻烦了”挂在嘴边。但是,日本人说“对不起”并不说明他们有责任感。对于日本人来说,道歉这一行为是个人感情的表达,道歉的意图是使与对方的关系不受伤害。日本人喜欢道歉,但又是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是集体承担的一种文化。他们道歉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该行为对人际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为此,先道歉而把责任的区分放在次要地位。这种行为模式,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道歉与责任相分离,自己即便不是责任者也要道歉,这就是到无所谓的歉。另一方面,即便自己是责任者,如果眼下没有造成严重的人际关系,他们也不真正道歉。

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告们一致否定自己的战争责任。在天皇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决策者由下到上推卸责任,没有人主动承认责任,可以说整个日本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与日本人特殊的国民性有关。日本社会不是个人主义的,个体不是独立的,个人是融合在集体中的,日本人的每个个体是微不足道的。有了成绩是大家的,有责任也是大家的。没有原罪感,没有忏悔的传统。所以,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较弱,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个人由于缺乏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而常常逃避。

中日关系之间另一个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日本首相每年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这一做法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一再抗议,但换来的仍旧是无视和漠然。日本国内存在的右翼分子利用了日本民众对神道教的崇拜,重新鼓吹侵略言论,宣扬大日本帝国的“皇国梦”,麻痹了人民的思想,这也导致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加深,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一些日本政治家乘机宣扬“中国威胁论”,又引发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敌视。

靖国神社问题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瓶颈。现在的日本国民,希望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点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但问题是,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迪尼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中国的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仁”的思想而日本儒学作为武士阶层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的精神。一名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很重视“名誉”,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以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成“神”。在日本人看来,“死非生的结束,而是回归宇宙生命的怀抱,是新的生命的开始。”日本人对于死者往往不再区别对待,即便是民愤极大、罪该万死的犯人,一旦死了,日本人一般也就不再对他说什么。家属和单位都会为死者按佛教习惯办丧事,享受佛教意义上的祭祀。有亲属关系的和无亲属关系的一切生灵都属于拜祭之列。这也就是为什么小泉首相以“个人信念”作理由为其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辩解的时候,会在不了解中国人生死观的日本普通民众中引起一定共鸣的原因。

两国这种在“仁”与“忠”方面的差异文化,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一部分日本人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日本传统文化下的道德观是“死者皆为神”。生前所有的是非功过将随着肉体的消失,而一笔勾销。而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是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中国人的挑衅。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的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委曲求全,软弱无能”,从而群情奋起,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动作。日本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多次激起中日民间的反日情绪。也使中日关系几度达到冰点。由此可见,中日两国文化中,生死观的差异也是造成中日关系困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结:中日关系中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文化认识观分歧,而这种分歧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发展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映出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所貌似而实不同的气质。文化背景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入的,虽然期间有不断地调整,但其整体方针却从未改变过。这种文化中的特性反映到了日本的外交模式当中,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

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新世纪携手共进,中日两国能够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趋向,中日两国应当抓住良好机遇迎接严峻挑战,共同推动世纪的中日关系朝向更好的前景健康发展。我们古代的先辈已经创造了东亚如此辉煌的文明,作为他们的子孙,有着两千年文化联系的中日两国国民,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比我们的先辈更加聪敏,更加具有力量,更加能够审时度势,更加能够明白未来己经决定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的命运,我们一定能够承继历史的力量,以更大的智慧,更高的理性精神,更加坚定地选择中日理解和合作的道路。特别要注重加强两国间文化交流,感知双方文化差异,增进文化理解和共识,通过文化交流推动民众感情上的沟通与接近。携手共创世界和亚洲和谐的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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