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内容摘要】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

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键词】乡村精英；治理；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张芳山，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熊节春，哲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哲学研究。

涂宪华，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当代经济发展。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因而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

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

这也许是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训练的国度的政治文化惯性延续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当前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执掌着乡村治理权力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村的各类能人。

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

但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往往会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角色摇摆，会垄断乡村本已稀缺的资源，会破坏乡村的民主化治理；如果没有规制或规制不完善，精英治理就会成为百姓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一、乡村精英政治：偶然与必然关于何谓精英，我们一般援引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pareto）的定义，他曾经将精英分为“治理精英”（governingelite）与“非治理精英”（n on-governingelite）两类。

显然，政治精英只是治理精英中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军事上的领导者、有影响力的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等。

政治精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具体到中国，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级组织中拥有领导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在村级组织决策中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指的乡村精英是一种狭义的精英概念，主要是指乡村政治精英。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

为什么乡村选择了这种精英体制？文化上的原因是最深刻的根源。

首先，传统制度文化型塑了“臣民”文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期处于一种压力体制，民间缺乏自由、民主的生发空间，长期的压制型塑了中国的国民性格：“臣民”性格。

对政治不关心，认为自己的言论于政治无关紧要，与其浪费唇舌去谈论政治不如退避三舍饮酒吟诗，如果自身权利受到非法伤害，也只能忍气吞声，对待权力唯唯诺诺敬若神明，不敢说半个不字。

这是长期压抑塑造的人格，在这种“君臣父子纲常伦理”文化的压制下，每个人都成了权力的奴隶，且奴性十足。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曾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

”臣民性格的反面是公民性格。

具有公民性格的人对政治比较感兴趣，而且敢于与权力抗争，当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会进行合法的抗争，而社会也保护他的这种权利。

一般来说，公民性格的民众是民主生发的良好土壤，而臣民性格的民众就滋养了精英体制的生长。

詹姆斯·汤森、布兰特·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说：“帝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泾渭分明……少数握有权柄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民众之间的这种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

”[2]其次，当前的组织文化很不发育。

就目前而言，农村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发达，民间组织也非常缺乏，兄弟之间都基本上是各顾各，村民与村民之问的关系就更加松散，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3]。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组织文化之中，才更加凸显出政治精英的重要性。

anton steen曾经说过，在一个制度缺乏或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精英之间所形成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对于民主化来说就特别重要[4]。

当然，传统的乡绅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下，乡村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开放性，权力结构比较固化，作为乡土社会权力场域的精英角色也比较固定。

在封建社会，乡村社会精英主要由乡绅阶层来扮演；在近代社会，乡村精英主要是有财富、声誉的人甚至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也跻身入内。

本文探讨的乡村社会的精英是帕雷托所言的两类精英的结合体，他们往往先是在各自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有一定的成就，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然后在基层选举中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政治博弈，最终成为了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

传统精英理论一直认为精英政治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铁的事实。

正如米歇尔斯所宣称的那样：“像物质财富一样，政治权力完全不可能、也没必要为社会成员平等地占有，凡是有组织、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精英。

在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的抉择是虚构的，任何政治都是精英政治。

”[5]熊彼特也认为：“浪漫的大众民主是不现实的，民主政治不是由人民在掌权，而是由选举产生的精英在掌权。

”[6]实际上，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的法理型治理模式也并不排除精英的作用，因为民主与精英并非完全排斥、背离、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时期。

早在19世纪布赖斯就曾说过：“大概没有什么统治会比民主更需要伟大领袖了。

”[7]对此，马克斯·韦伯也有过相似论述：即便是法理型统治，统治的稳定和有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理型统治是否拥有一个克里斯玛的政治人物作为统治者的[8]。

民主也需要英明的领袖，或者说也需要一批精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而言，亦是如此。

另外，如果规制得好引导得好，精英政治也是通往民主的捷径之一，如徐勇教授所说：目前的村民自治是一个由形式到实体，由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培养民主习惯，到民众运用形式化民主实现民主权利、充实实体性民主的互动过程。

可以说，发挥乡村精英的带动作用正是由形式化民主转为实体性民主的关键一步[9]。

william.a.welsh依然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对于社会中人口占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尽管政治参与的机会已经扩大了很多，但是，在绝大数社会中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10]。

joseph fewsmith指出，在中国，群众被看作是由政治活动分子动员与组织起来的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拥有法律与公民权利的个体[11]。

二、乡村精英政治：利与弊乡村精英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并不是一个团结互助、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群体，而是利益不同、层次不同、组织状况不同、目标不同、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影响力大小有别的个体和群体。

从扮演角色来看，在中国乡村政治（治理）精英的功能或作用，可将他们的作用描述为：决策者、组织者、推动者、平衡者、操纵者[12]。

因为乡村精英具有公共身份和私人身份，在村里是决策者或影响者，在家里是家长，是父亲是丈夫是其他村民的亲戚……不一而足，所以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纠缠，这是一个利益的旋涡，所以乡村精英政治也经常会出现以下的一些问题：第一，以金钱换地位，以地位促金钱。

一般而论，精英最为倚重的砝码就是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是他们获取政治资源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他们一方面可以用金钱优势购买村民手中的选票（尤其是在宗族、家族势力比较严重的地方）。

在很多乡村，选举前几天村民全部抽上了名牌烟，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经济影响或权钱交易直接影响村干部或更上一级领导，获取上层的支持。

当然，在这种经济购买政治的过程中，也屡次发生竞选中的“承诺捐赠”不予兑现的现象。

如连江县坑园镇×村前任村主任谢某，他在竞选村主任时，不但花钱包车拉回外出民工投票并给每人每天五十元的误工补贴费，还收买了一些乡镇政府官员前往村民家中说服村民投其一票，而且许诺如果当上了村主任，他会捐资十万元用于改造村中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当谢某被选为村主任后他却说当初承诺的是十万元给村庄，然后在其任期三年内连本带利从村级集体收入中取回此款项，村民不服，却是无计可施。

毫无疑问，类似于此的失范行为均极不利于农村基层民主的良性发展[13]。

第二，或促进民主进程或阻碍民主道路。

精英主义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它认为社会都是由极少数卓越分子及其组合掌握着方向，承担起了领导社会前进的责任，并因此实际享有和运用广泛的国家权力，在消极意义上则是指这些少数人，实际控制甚至垄断了国家权力，因而广大国民的实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侵害甚至被剥夺。

精英理论的核心是论证社会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对社会的关键或决定作用。

意大利的莫斯卡·帕累托和德国的米切尔斯是早期精英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代表，他们都指出了社会进步与发展是因为政治精英在引导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功能，政治精英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但事实上，乡村精英在控制权力之后，大都私欲有了膨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就想方设法去限制民众的参与，而“政治参与是提升国民民主素养的最好途径”[14]。

他们限制民众参与政治，限制民众的利益表达。

“农民教育要进行维权意识教育农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的淡漠才是更大的贫困。

农民维权意识增强了增收才有保障”[15]。

因此，这种限制不但带来了政治合法性的下降，也直接影响了当地gdp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三，固化了体制模式与思维，助长了臣民文化与奴性思维。

由于长期都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加上臣民文化对权力的服从与膜拜，所以传统的体制和文化得到强化。

广大村民认为村委会、党支部是农村基层的正式权力，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们认为对村委会、党支部应该给以支持，这种支持不是认同性的支持，而是一种由于长期被统治所导致的被支配性的习惯性服从。

也就是说，村民对自身的角色还没有觉醒，没有清晰的认识，传统的臣民意识与特有的子民习惯地影响到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他们有意无意或多或少都存有做“好臣民”的理想远远高于做“好公民”的认识，而这种思维定势又最终影响和消解了每个村民在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过程中作用的发挥。

由于对自己角色定位的错误，所以即使有些村民对村干部和村政存在着不满和牢骚，他们不满的也不是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不满，而是对“领导没有替他们做好主”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