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政策10 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笔记
2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76文学思潮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1964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8年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所有的艺术舞台。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也几乎停止。
第二节“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一、“文化大革命”概述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此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艺事业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江青、康生等在60年代初期策划批判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与文艺观点，抓了所谓的‚个别问题‛。
1966年初形成并在同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发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把一场文学灾难上升为政治灾难，成千上万人受到牵连。
‚文革‛期间，江青等在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的同时，还攫取了《红灯记》、《沙家浜》、《臹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戏曲改革成果，封为‚革命样板戏‛。
他们还以总结创作经验为名，提出了‚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等理论。
文艺界变成了专臸主义的一统天下。
50年代、60年代小说50年代、60年代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一、历史题材小说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短篇有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等，也取材于解放战争。
中国文化政策
中国文化政策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已经成为人们公认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但很少人注意到，它也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文化体之一。
所谓“文化政策”是指与文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各级政府的政策。
不过在我国，它优先指向两个权威来源，即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报告和历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文化的部分。
尽管这些文件的内容在出台伊始尚未定型为法律法规，但它们是“一切政策中的第一政策”。
政治体系决定经济，同时影响文化体系的发展。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政策最为开放的时间为唐朝，宋朝，元朝。
所以在当时，涌现一大批至今广为流传的诗辞。
对于文人墨客也采取最大限度的包容政策。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高启，马致远等许多被后人铭记的诗人均出自此。
而自民国以来，在思想变革的驱使下，同样出现了文化的大发展。
鲁迅，郭沫若，胡适、梁实秋、沈从文、张恨水在当时的文化领域可谓百花齐放，这与当时的国情不可分离，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之下，为救国救民，鲁迅弃医从文，造就一段经久不衰的神话。
众多文人在当时都经历了惨痛的灾难，遭受政府的打压与抓捕，但他们依旧巍然屹立，用笔杆子与敌人做斗争。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步开放经济政策，大量西方的经济，文化涌入中国，给了中国一次彻底了解世界的机会。
于是，随着经济的日益强大，文化也呈多元化趋势发展。
一方面，接受并学习先进的经济模式，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进步。
看看中国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高楼，西餐厅，汽车，电子产品等，人们无时不刻在处理着瞬息万变的信息。
中国式的建筑慢慢变得少起来，现在只能在若干称为旅游景点的地方，我们能欣赏到那美轮美奂的经典。
国外先进的文化和经济带给了中国巨大的动力。
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精神文化层面。
更多的外国文化得以被中国人所接受，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星巴克这些外来饮食文化在中国变得炙手可热。
无法数记的电子产品充满人们的口袋，背包。
中国共产党十年发展成就
辉煌成就和历史性进步——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求是杂志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科学分析了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基本实践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提出了党和国家今后工作的总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作出重大部署，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明确前进方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回顾党和国家走过的很不平坦的道路，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的10年；是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10年；是波澜壮阔、气吞山河、极不平凡，中国社会发生新的深刻历史性进步的10年。
总起来说，我们党坚持基本路线，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坚持并不断发展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巩固和发展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具体讲，主要有以下一些标志性成就和进步。
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是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清醒认识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特征，牢牢把握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针对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变化新情况，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发展实现了新的跨越。
理解当代中国 -回复
理解当代中国-回复
当代中国是指当前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以下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几个关键点：
1.经济发展：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如升级消费、城市化、创新和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等。
2.政治形势：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政治和法律制度仍有改进的空间。
近年来，中国领导层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法治建设和反腐斗争，同时也将更多的政治权利交给了公众。
3.文化和社会变革：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一系列变化。
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加自由、开放和多元化，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性别平等、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4.国际地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加强，其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并与更多国家建立了贸易和合作伙伴关系。
综上所述，理解当代中国需要考虑到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并要关注
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解读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解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当代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了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进行了积极的政策解读。
一、加强教育与传媒的力度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教育和传媒行业积极参与并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
在教育领域，政府要求学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教学中，设计和开设相关课程，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
同时，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开发，推出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和比赛，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亲身体验，并通过这些方式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在传媒领域，政府强调传媒的社会责任，要求传媒机构展示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含量。
政府还鼓励传媒机构制作创意性、有深度的文化节目，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大众媒体上的传播。
此外，政府还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优惠政策和多样化的支持，从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二、培养专业人才和保护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府注重培养和储备专业人才，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技艺。
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和资金，设立学院、培训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培养专业的传统文化研究者、教育者和传承者。
同时，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鼓励专业人士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政府加强了对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力度，修缮历史建筑，恢复老街区，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文物保护的力度。
政府还大力支持相关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的研究工作，推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
三、鼓励社会参与和创新发展政府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业中来，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和激励。
例如，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举办文化活动，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传统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工作。
政府还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专项资金和项目支持，鼓励人们将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国家传统文化政策2022
国家传统文化政策2022基本原则《意见》指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总体目标《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保障措施《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加强宏观指导，提高组织化程度，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
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持力度，同时统筹整合现有相关资金，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项目。
修订文物保护法。
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相关法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
重要任务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意见》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
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
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
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
中国文化政策历史形成与特点
中国文化政策:历史形成与特点引言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文化政策是国家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社会成果，这对于塑造中国的政策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的文化政策在不断发展，受到现代化时代、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国际文化环境的影响。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这项工作旨在从历史的角度利用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并形成了其机制、运行结构、主要内容等体系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描绘中国文化政策的整体画面，以便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和特点。
中国文化政策的历史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政策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向社会主义文化政策转变、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时期、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文化政策的创新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等阶段。
中国文化政策的主要内容:规划与促进中国文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化规划、文化促进、文化产业、文化安全等方面。
文化规划是指国家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
文化促进是指国家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和扶持。
文化产业是指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主权、文化安全和文化传播安全的保障。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计划和政策，以促进文化行业的快速发展。
截至2012年底，共有36个文化产业政策文件发布，涵盖了中央政府、发展计划、产业促进、监管政策和激励，其中规划和促进政策占26%，发展计划占29%，工业促进占39%，而统计和分类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占6%。
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规划和推进为主线。
这些政策旨在引导文化行业快速健康发展。
将发展文化产业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已成为中国文化政策的最重要形式。
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一、文化概述（一）文化的概念（二）文化的内涵（三）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二、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一）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二）我国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三）我国文化发展存在的差距和需要处理的关系三、如何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弘扬中国精神（二）大力发展教育（三）积极推进科学与技术（四）振兴文化产业正文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第一节文化概述（一）文化的概念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释义：人文是社会人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纵横交织的各种社会关系。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指如果治国者能够观察和意识到社会人文的变化，就能引导天下百姓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句话出自《易经》贲卦，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
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
”其意是说；天生男女，男刚柔交错，这是天文，即自然；人力据此而结成夫妇，又从夫妇化成家庭，又国。
天文即自然，自然之道，人文是社会人文。
当然治国者就因该有此等大意识，观天文以察时变，组织耕作，制造等；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引导人民向好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以文教化，用人伦理仪教养品德，用文采辞章陶冶情操。
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用先进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引导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
广义的文化，《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二）文化的内涵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先进文化）存在三种模糊认识：把先进文化等同于文化活动；把先进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把先进文化等同于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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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化政策10年*李河张晓明*一应该关注当代中国文化政策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成为人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它也正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文化体之一。
全面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限于篇幅，本文仅选择文化政策当作观察当代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因为重大文化政策的出台本身就是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对它们的系统梳理有助于形成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地图。
本文所谓“文化政策”是指文化相关法律、法规和各级政府的政策。
不过在中国，它优先指向两个权威来源，即中共历届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国历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文化的部分。
尽管这些文件的内容在出台伊始尚未定型为法律法规，但它们是“一切政策中的第一政策”（the policy of all policies）。
本文的文化政策观察聚焦于世纪之交以来的10年。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政策进入了快速调整期。
原因有二：从国内发展看，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已站在从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变的转折点上，关注文化是这个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全球化影响来看，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持续出现的传媒革命、知识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浪潮，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逐次推向“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转折点。
这些新浪潮到90年代末在中国显示出强烈的效应。
如何应对这样的态势，成为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大问题。
中国的文化政策在这个时期特别体现出“文化应对”特征。
总之，国内发展的逻辑和全球化的发展态势要求中国在新世纪做出更大幅度的政策调整。
世纪之交以后的*本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福特基金会项目“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资助。
*作者简介：李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哲学》主编。
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文化政策演变特别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对全球化态势和国内发展的积极回应姿态出现在2000年。
2000年底，“文化产业”主题在中国宏观文化政策层面上得到确认。
在这之后，2003年中国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中国倡导以落实公民文化权利为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2000年、2003年、2005年，“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三个日期及其对应的三大主题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政策发展的“路线图”。
上述三个主题的共同特点在于，高度突出文化领域进行“改革”的方针——“改则兴，不改则衰”。
这个改革的核心是要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对文化发展战略（5年到20年）、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政策环境进行“重构”。
它意味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观正在基本层面上发生根本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
显然，关注当代中国文化政策，为见证中国现代性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维度。
“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是10年来文化政策的三大主题，但这不意味着这些主题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准确地说，它们上升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主题，意味着在国家宏观文化政策层面上得到“背书”（endorsement）。
这种背书同时还给这些主题赋予了新鲜的甚至是全新的含义。
二2000：“文化产业”合法性的确认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里第一次提到“文化产业”。
该文涉及“文化产业”的提法多达6处。
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
2001年3月，这个建议又被中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采纳，并正式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评价说：“至此，‘文化产业’这个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的概念，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或译为“文化工业”）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本雅明（W. Benjamin）提出的“复制”概念。
而在阿多尔诺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这个语词被赋予了强烈的贬义，意味着文化与资本商业共谋来阉割人们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
即使在当今许多国家的公共舆论和相关政策都对文化产业表示认肯的情况下，在如何维护文化创造性和卓越性（Excellency）这方面，依然不是没有争论的。
但无论怎样，文化产业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产物，是与之相关的文化市场长期发展的结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文化产业”陈述进入中国宏观文化政策层面具有深刻的社会转型意义，它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强力推进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也有一个“前史”，涵盖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文化市场化”的历史过程。
由此可以说，“文化产业”这个政策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事后追认”（ subsequently endorsement）的性质。
1978年以来，中国以“时空压缩”的方式，用30年时间跨越式地走过了工业化的大部分阶段。
我们注意到，正是在最后一个10年（即从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超越短缺”，整体上出现加速发展的明显迹象，随之出现的便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消费结构的显著变化。
结果便是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作用的明显增强，“文化产业”参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作用开始凸显。
与此同时，文化部门本身也在市场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政策性调整。
改革开放伊始，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放开经营活动，“双轨制”开始出现。
其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以及1979年9月3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条外国商业广告。
与此同时，在国有文化部门之外，文化市场也渐次开放。
其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
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确认“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
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在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最完善的表述：“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具有了紧迫性。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新发展观”意识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别文化政策层面得到了反映。
1996年和1997年，OECD相继推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等文件；1993年以后是英联邦国家、1998年以后的许多欧盟国家相继推出以“创意性”为主题的文化政策。
这些动向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反响。
围绕着“高技术与高文化”（high-tech and high-touching）、知识经济与文化产业（或曰“内容产业”或“创意产业”）、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世纪之交艰难进行的中国入关谈判使上述影响得到强化。
虽然WTO服务贸易条款中，涉及文化服务贸易的比重并不很大，但却依然使人们强烈感受到国际文化竞争迫在眉睫。
应对国外文化竞争，成为中国各地与各文化行业关注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动机。
因此，在国内外双重因素作用下，“文化产业”话题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骤然升温。
如今回顾起来，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使命。
这些使命包括：作为现代第三产业的主力军，通过推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中心环节，通过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部分，通过不断落实民众的文化权利，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2000年中国政府为“文化产业”政策“背书”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推动“文化产业”观念从理论到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先行一步。
哲学研究所于1998年成立“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组”；1999年全面研究了数字技术和网络时代国际传媒业发展现状；全面开展对90年代以来英联邦和欧盟文化政策的系统研究；全面厘清文化产业和相关文化政策出台的国际背景。
200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中心正式成立。
2002年2月，它推出了第一本文化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①目前该蓝皮书出①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自2002年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每年出版一卷。
版8本，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
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也是风起云涌。
世纪之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率先编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天津、四川、重庆等地也紧随之后。
1999年和2000年，云南、浙江和江苏等省相继提出建设“文化（产业）大省”的区域战略。
“文化大省”一时成为许多省份的宣示主题。
从现代性转型立场来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对“文化产业”概念的确认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无论对中国数千年的教化传统来说，还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观念来说，“文化”与“产业”、“经济”乃至“私人生产或消费权利”的链接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传统的意识中，“文化”是国之大事，文化全等于意识形态，所谓“文章千古事”、“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等传统说法无不给文化抹上神秘色彩，文化的公共性只体现为国家垄断性和全面代理性。
现在，“文化”与“产业”链接，它意味着“文化”与“市场”、“经济”、“经营”、“现代的大规模复制传播技术”、“文化服务”、“大众文化消费权利”等项目的链接，意味着（用相关文件的表述来说）不仅要承认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也要承认它的商品属性”。
据此而言，确认“文化产业”合法性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代表着对前现代文化观念的“去魅”（disenchantment），代表着对计划经济时期旧文化观的深层解构。
它使当代中国文化政策获得了全新起点。
三2003：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点阶段2000年高调接纳“文化产业”观念，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历史变迁的结果，它也凸显了现行文化体制与发展文化产业要求的不适应。
文化蓝皮书《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总报告将这一落差概括为中国文化产业（相对于公民不断增长着的文化需求）的“战略性短缺”。
在随后的一系列会议文件中，有关领导人一再指出，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传播技术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管理体制却大大落后于改革进程，极大地约束了文化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