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园林发展历程

盘点中国园林发展历程展开全文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这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中国古典园林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风格闻名于世。

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维克多·雨果称赞中国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说：“一切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荟集于圆明园，圆明园是规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有原型的话）。

只要想象出一种无法描绘的建筑物，一种如同月宫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假如有一座集人类想象力之大成的灿烂宝库，以宫殿庙宇的形象出现，那就是圆明园。

”18世纪英国宫廷建筑师威廉姆·钱伯斯也称赞说：“中国花园的实际设计原则，在于创造各种各样的景，以适应理智的或感情的享受的各种各样的目的。

”1、在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中国的园林文化成熟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最初的形式是“囿”或“苑囿”。

即圈出一块空地，让草木鸟兽在其中自然生长繁育，并挖池筑台，供帝王和大臣们狩猎和游乐。

此时的“圃”、“园”和“苑”、“囿”呈现不同的价值功能：前者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囿”“苑”则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园林艺术虽然和精神文明密切相关，但物质文明是它的基础，园林的建造和管理，必须依赖于蓄养、种植乃至建筑等物质生产技术。

商周时代的园林文化带有原始古朴的特点，基本上是天然状态的地形、地貌和自然风物，人工因素极少，具有浓厚的自然野趣。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园林开始有了成组的风景，即有土山又有池沼和台。

自然山水的主题开始萌芽，并且在园林中构亭营桥、栽花种树，中国园林的构成要素都已具备，不再是简单的“囿”了。

在中国园林美的历程中，秦、汉以前是第一大阶段，而秦、汉的苑囿体现了第一阶段的最高成就。

秦统一中国后，在国都咸阳大兴宫室，以炫耀文治武功。

又在渭南建上林苑，置离宫别馆。

但一座阿房宫，就“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史记·秦始皇本纪》）。

阿房宫赋图汉代是中国园林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其表现之一是营建规模更加宏大。

汉武帝造建章宫、上林苑。

周围数百里有几十座宫殿，“皆容千乘万骑”。

“上林苑”是汉武帝的私人园林，遗址在今陕西西安西郊。

据文献记载，它原是秦朝的皇家林苑，武帝好游猎，特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扩大圈筑为周围二百余里的大园林，专供皇家游乐田猎之用，苑内“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

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曾作《上林赋》一文描述其盛况，谓其“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又“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车骑雷起，殷天动地”。

明代院派画家《汉武帝上林出猎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现之二是奠定了中国古代园林营造的基本思路和营造方向。

汉武帝好神仙之说，在建章宫内建太液池，池中建三岛以仿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

这种“一池三山”的构思不仅使中国古代园林有了主题和象征意义，也成为中国历代皇家园林的基本格局；表现之三是中国园林从汉代起由皇家园林向私家园林发展。

当时的达官显贵、富商巨绅开始建造私家园林：汉高祖时丞相曹参，汉和帝时大将军霍光皆雅好筑园；董仲舒为一代名儒，也有个私园。

茂林富户袁广在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

构石为山，高十丈余。

奇树异草，靡不培植；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三辅黄图》）。

可见当时私家园林已达相当规模。

园林建筑突破皇室垄断，这对提高园林应用价值、园林的普及和发展，皆有突破性意义。

2、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我国园林文化的第二次飞跃时期。

其标志是此时的园林美学已抛弃了秦汉以来以宫室楼阁为主，囿内充斥珍禽异兽的构思，主张以山水，倡导自然野趣，这与当时山水诗的兴起相表里，也与“畅神”这种美学趣味的流行有关，它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消极避世、啸傲山林的人生理想。

魏晋时代，“隐逸”、“归复”之风的流行，几乎是和对自然的审美意识的彻底觉醒同时出现的，或者说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对山水自然美的赏会，俯观仰查，游目骋怀，这在魏晋时代已被视作“名士风流”的重要表征。

是否喜爱欣赏山水自然的美，成了品鉴人品、文品的重要标尺。

对园林影响最大的要数陶渊明。

他在《归园田居》、《饮酒》等田园诗作中，第一次以新的审美意识来重现审视园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其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这类诗中所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园林，却孕育着新的园林类型诞生。

随着人们对山水自然的审美意识的觉醒，以山水自然美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独特的风韵意趣给这个时代的艺苑带来了新鲜空气，使人们的眼目心胸均为之一清。

在开始成为独立画种的山水画中，园林也开始作为一种现实的题材，为自己的存在而亮相，为自己的发展而显耀其美的光辉。

老庄哲学及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隐逸意识，从魏、晋开始就由显而隐地渗入到山水的欣赏、题材、主题以及园林的审美意识之中了，这就是所谓“玄对山水”。

魏晋南北朝园林成为中国园林的一个主要流派——士大夫园林的源头和模式。

另外，由于当时佛教的盛行，僧侣们喜在深山里古潭边建舍利宝刹。

寺内建筑又讲究曲折幽深。

所以这些寺院本身就是一座寺院园林。

如东晋高僧慧远法师创建的东林寺，就与庐山山水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一座园林：“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

仍石叠基，即松栽构。

清泉环阶，白云满室。

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

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高僧传·慧远传》）“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的庐山东林寺当时还流行“舍室为寺”的风气，贵族们把自己的住宅捐给佛寺，住宅中的园林也就成了寺院的附属园林，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园林方式寺观园林，如位于江苏常熟县虞山北麓中部幽谷间的兴福寺，又名破山寺。

因唐代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而知名，他就是南齐彬州刺史倪德光舍宅而成寺院。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熟县破山寺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全盛期。

隋代园林以丰富的水景水法取胜。

如隋炀帝的西苑即以水景为主，园之湖面周长十多里，象征蓬莱、方丈、瀛洲的山景浮于烟波之中，山上的台观楼阁依稀可辨。

唐代除了在长安大修宫室以炫耀王权外，还在骊山依山而筑华清宫，使骊山渭水、离宫别馆融为一个巨大的园林。

又在长安城北筑东苑、内苑和禁苑，并在禁苑内筑“逑场”，供贵族们打马球，这是我国园林中最早出现的体育设施。

另外，长安城内还出现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公共游览性质的大型园林——曲江。

环江还有观榭、紫云楼、采霞亭等，每年定期向市民开放。

我们从杜甫的《丽人行》，敦煌曲子词《莫攀我》以及唐人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诗词小说中，可以推测这座唐代公园的盛况。

今日曲江池唐诗对唐代园林的筑建影响很大：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异彩纷呈的山水田园诗作，对当时和后来的园林美学思想、造园设计乃至园林欣赏心理，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大批诗人特别是大诗人王维、杜甫、白居易等都创作了许多专咏园林并很有价值的诗篇，这说明咏园诗以摆脱了帝王后园的拘囿，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广泛关注，它在人们的审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在唐代，私家园林，“别业”、“别墅”、“山林”、“园池”、“山居”等已开始引起诗人们的审美关注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审美地位开始提高了。

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王维的辋川别墅，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白居易的草堂，开宋代以来江南文人写意园的先河，是陶渊明园林美学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其中王维的辋川别业更是中国古典园林在第二历史阶段发展到山水园的一个代表作。

他的《辋川集》二十首和《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则是描绘这座士大夫园林与大自然山水美景交融互映的绝唱。

3、宋元明清为中国园林的第三个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人为的艺术加工是大大增加，景观中含蕴的主体情致是显然地加浓化，技术美的水平也显著提高。

于此同时，包括园林美学在内的园林理论则是大大地发展了，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审美的质的变异和飞跃。

除此而外，宋、元、明、清园林在数量、类型和普及程度上，也不同于魏、晋至唐这一历史阶段。

宋代是我国园林史上的第三次飞跃。

宋代诗词更强调人的主观意绪，感情体察非常细致；宋代文人画更讲究寓意，寄兴，赋予人文精神。

文人的山水画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作为士大夫表现其林泉之思和佛道旨归的一种手段，到了宋代，这种情趣的渗透和表达更加自觉；讲求含蓄寄兴，更成为一种品评画风高下的标准，并上升为美学理论。

郭熙把自己著名的绘画理论著作取名为《林泉高致》，其中写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之一，即在于避尘嚣而亲渔樵隐逸”。

宋代诗歌、绘画这种美学倾向影响到园林建筑，使宋代园林尤其是南宋园林有别于汉唐的雄放，朝秀逸的方向发展。

继隋唐以后，宋代的私家园林更是大量涌现，据记载，当时京城附近百余里内的空地，几乎被私家园林占满。

伴随着私家园林的成熟，诞生了一种别具风貌的园林——文人写意园。

这类园林在主体设计上强调主观意蕴，如宋代诗人苏舜钦在苏州筑的沧浪亭。

因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题名“沧浪亭”，自号沧浪翁，作为自己因事件遭到保守派攻讦无端罢官退守林泉的政治自白，并作《沧浪亭记》。

在记中写描述游憩于沧浪亭中的感受是：“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

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

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表白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对腐朽官场的厌弃。

园中最大的主体建筑是面阔三间的“明道堂”。

亦是取“观听无邪，则道以明”之意。

在唐代，审美主体的情致还没有更多更好地渗透和占有客观的物象。

因而，这类园林即使为文人所占有，也不能称为文人写意园，尽管它已经是道地的自然山水园。

这类私家园林的题名，一般以所在的地名来称呼，如王维的“辋川别业”，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等。

更有不具专指名称的，如白居易在庐山的园林只称“草堂”，后人才称之为“庐山草堂”。

从宋代开始，园林开始出现带有文学意味或文化色彩的题名，如司马光的“独乐园”、朱长文的“乐圃”、沈括的“梦溪”等，都不但有一定寓意的园名，而且园中的风景点也往往有一定诗意的题名。

“沧浪亭”即沧浪园中的“明道堂”即是其中典型代表。

“名道”最早出自《道德经》，自欧阳修提出“文以明道”主张以来，士大夫们即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所在。

作为欧阳修的好友苏舜钦，在被迫归隐后仍以“名道”作为园林中主要的建筑、文人讲学之所的堂名，其政治取向是非常明显的。

文化意蕴和人生取向的楔入，这是宋代宅园与唐代宅园的一个质的区别，也是古典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美学意义的又一次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