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译介与推广——兼论王尔德童话对我国童话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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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作品的语言魅力及其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王尔德作品的语言魅力及其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童话、
戏剧和小说上。
王尔德分别 于 1
8
8
8年和1
8
9
1 年 出 版 了 《快 乐
王子及其他故事》
和《
石榴之家》
两部童话集,
开始了
自己的唯美主义文学大师之路。在王尔德的童话作
的辞藻和烂漫的 意 象,描 绘 了 一 个 变 态 的 角 色 和 荒
作,
深刻阐述了“为 艺 术 而 艺 术 ”的 真 谛。 但 这 部 作
是这种生动具体的 表 达,把 “美 ”这 个 抽 象 的 意 象 阐
富,
所以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从中发现乐趣,

取营养。
释得十分形象,
也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小说中王尔德
所表现出的审美态度。这种对语言的天才运用在他
戏剧对于角色的塑造有着其他文学题材无法比
的童话作品中 也 有 体 现。 与 安 徒 生 不 同,王 尔 德 的
[
1]
26
,
黑沉沉的水中的倒影一样,
那是 无 可 争 议 的”

王子》
用一种悲壮 的 方 式 展 现 了 快 乐 王 子 和 小 燕 子
林·格雷的画像》
中,
王尔德用准确、
清晰、
有序的词
《自 私 的 巨 人 》则 用 巨
中歌颂了对纯真爱 情 的 追 ,
如同阳光,
如同春天,
如同我们称作银贝壳的月亮在
上了一 堂 生 动 的 教 育 课。 正 因 为 他 的 童 话 内 涵 丰
当代也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他的语言往往充满
最终达到变革 民 心、强 大 国 家 的 目 的。 陈 独 秀 也 将
显而易见的矛盾,
在正常人的逻辑思维里会觉得不

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快乐王子》的两种译本

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快乐王子》的两种译本

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快乐王子》的两种译本刘笑千【摘要】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世界童话名篇.文章通过比较周作人1909年的译本和巴金1942年的译本,从语言形式、语言的生动形象性以及内容的深浅来考察两译本的特点,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由此体现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期刊名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30)003【总页数】3页(P141-143)【关键词】《快乐王子》;文化研究;儿童文学【作者】刘笑千【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郑州,450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46一、引言《快乐王子》选自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1888),该书“堪与安徒生、格林等著名儿童文学家作品并列世上最伟大童话故事”(贺兰 2001: 61)。

《快乐王子》通过描述王子和小燕子牺牲自己,帮助穷苦大众的事迹和他们两个之间真挚的情感,揭露了现实社会的丑恶和劳苦大众的困苦,同时也从更高层面上讽刺了人性的可悲。

在中国,该篇的译本颇为丰富。

最早由周作人于1909年译出。

之后,穆木天、郑振铎、巴金等人皆又重译。

到了当代,各种译本和编译本更是数不胜数。

本文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篇,也是名篇,即周作人和巴金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并从中探寻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足迹。

二、周译与巴译的比较分析周译是1909年周作人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的开篇之作,名为《安乐王子》,作者译为“英国淮尔特”。

巴译产生于1942年,名为《快乐王子》,作者译为“王尔德”。

除了题目与作者名的翻译不同,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二者的区别,即翻译采用的语言形式是文言还是白话,语言的生动形象性以及内容的深浅。

1.文言与白话将两译本进行比较可知,首先的不同之处便在于二者所采用的语言相去甚远。

巴译产生于1942年,当时的主要文学语言已经是白话,而且巴译语言与日常口语一样,流畅自然,通俗易懂。

民国时期安徒生童话故事译介与传播

民国时期安徒生童话故事译介与传播

民国时期安徒生童话故事译介与传播在民国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文化交流频繁。

而安徒生童话故事,如同夜空中的璀璨星辰,穿越了国界和时空,照亮了中国儿童乃至成人的心灵世界。

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译介并非偶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之中,对西方文化的渴望与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安徒生童话故事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学者和译者的目光。

他们意识到,这些充满奇幻与温情的故事,不仅能够为孩子们带来欢乐和启发,也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

民国时期,众多知名学者和翻译家投身于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译介工作。

比如,周作人先生就对安徒生的作品赞赏有加,并积极进行推广。

他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艺术感知,为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翻译风格上,民国时期的译者们各显神通。

有的追求忠实于原文,力求将安徒生的原汁原味传递给中国读者;有的则更注重本土化,对故事进行适当的改编和加工,使其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这种多样化的翻译风格,丰富了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呈现形式,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

安徒生童话故事的传播渠道也多种多样。

当时的报刊杂志成为了重要的传播载体。

许多知名的报刊纷纷刊载安徒生童话故事,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同时,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单行本和选集,使得这些故事能够更系统、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学校教育中,安徒生童话故事也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

教师们将这些故事引入课堂,作为启发儿童思维、培养品德的重要素材。

孩子们在阅读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了童话世界的奇妙,也从中汲取了成长的力量。

安徒生童话故事能够在民国时期广泛传播,还得益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这些故事中,既有对真善美的歌颂,也有对假恶丑的批判;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对现实困境的思考。

它们以简洁而生动的语言,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安徒生童话故事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关儿童文学的论文关于儿童文学的论文

有关儿童文学的论文关于儿童文学的论文

法郎的巨额花费,她仍然不得不强装欢笑接待其他情人,因此,她的内心比起杜十娘来更为痛苦。

杜十娘身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与杜十娘相比,茶花女显得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有余,坚决反抗的斗争精神不足。

她能摆脱公爵、伯爵和纨绔子弟的控制和威胁,坚决卖去一切奢侈品而和阿尔芒隐居乡下,这是她反抗精神的表现。

但是茶花女心肠太软,过于舍己为人,对于门第等级观念又太忍让屈从,以致在跳出火坑之后重又折回,最后,用慢性自杀的方式含恨而死。

这种懦弱性格只能引人怜悯,却缺乏杜十娘那种刚烈坚强的鼓舞人们起来抗争的力量,令人悲叹。

悲剧命运的深思:杜十娘幼时为生活所迫,被卖入妓院,受尽凌辱,饱尝辛酸。

茶花女本是贫穷纯朴的农村姑娘,到巴黎谋生,不幸堕入红楼中。

她们都不甘命运的摆布,却都不幸成为命运的玩物。

可怜一片无瑕玉,误入风尘花柳中。

这就是悲剧!不同的是,杜十娘是在毁灭中一直守侯着爱情,茶花女只是在毁灭里偶然邂逅了爱情。

爱情一旦来临,她们便开始了新的人生。

杜十娘与茶花女生活在同样肮脏的环境中,遭受到同样非人的待遇。

可是她们始终保持着“只有香如故”的心灵和美好的人生理想。

在她们被玩弄的躯体里,始终深藏着“不教泥淖陷渠沟”的灵魂。

茶花女虽出身卑贱,但却能坚决地拒绝“用不着对她讲礼貌”的诸多男人的纠缠,显示了她高尚的自尊;当杜十娘得知自己刚跳出火坑又将陷入虎口之时,她失望于李甲,绝望于尘世,毅然怒沉百宝箱,纵身清流中。

死,成了她最后的自尊。

杜十娘与茶花女最终都选择为爱情牺牲自己。

但是,杜十娘是被负心汉离弃后在轰轰烈烈中香消玉殒,魂归天国,显示了如火的个性;茶花女是在遭心上人误解后痛不欲生抑郁而终,表现了她情柔似水的品性。

李甲是不是后悔了呢?他悔的是“十娘椟中有玉,自己有眼无珠”,最终仍然无非一个“钱”字;阿尔芒是不是也后悔了呢?他悔的是“除了他的侮辱是他始终爱她的证据外他还给她什么?”杜十娘和茶花女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两个经典的女性形象,她们共有的肮脏职业与美好心灵,下贱身份与聪明才智,屈辱地位与坚强人格,执着的美好追求与勇决的自我毁灭,形成一系列的巨大反差,震撼人心地控诉了罪恶社会,留给人们无尽的遗憾和惆怅。

王尔德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状况探析_魏婉

王尔德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状况探析_魏婉

收稿日期:2010-03-10;修回日期:2010-03-17作者简介:魏 婉(1987-),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27卷第4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7月Vol.27No.4Journal of Zho ukou No rmal U niv ersity Jul.2010王尔德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状况探析魏 婉(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1)摘 要:王尔德以戏剧和悖论闻名英国。

在中国,曾出现了两次王尔德热:第一次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第二次在20世纪末期。

五四时期,他的作品被广泛翻译,戏剧被改编并搬上舞台;到了现代,王尔德的戏剧似乎在中国走向了衰落,而他的童话却更广泛地被接受。

这可以从社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探寻其原因。

关键词:王尔德;戏剧接受;童话接受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10)04-0046-03王尔德是19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英国戏剧的低迷阶段异军突起,对英国戏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王尔德戏剧被介绍到中国后,在文学界引起了王尔德热潮,戏剧家们争相模仿其风格。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尔德作品在中国的命运似乎有所改变,人们记住的更多的是王尔德的童话,而非他的戏剧,这与其在英国的地位有所出入。

本文将逐一分析王尔德作品在西方文坛的地位、在中国的接受程度,以及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一、王尔德在西方文坛的地位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和19世纪推动戏剧发展的代表人物,王尔德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王尔德对19世纪末英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在戏剧方面。

他描写上流社会的4部戏剧(5认真的重要性65理想丈夫65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65无足轻重的女人6)至今仍然具有强劲活力,是不少剧团保留的经典剧目。

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于/他的戏剧充满活泼、机智幽默的对白以及似是而非的怪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正是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者刻意追求的效果0[1]。

对王尔德童话研究的理论综述

对王尔德童话研究的理论综述

对王尔德童话研究的理论综述“唯美主义”,就是以艺术的技巧美、形式美作为绝对美的一种艺术主张。

唯美主义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超然于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颠倒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一味追求艺术的技巧和形式美,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

唯美主义者认为现实是丑陋的,但是却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只是讨论人类的情感、生死、命运,追求完美的艺术形式,他们认为只有美才具有永恒的价值,主张把人引向纯艺术的世界里去寻求安息。

奥斯卡·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这些观点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而在其童话故事中唯美主义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尤为突出。

因此,在对王尔德的童话进行研究的文本中都逃不出借其童话来分析其美学思想以及他的童话故事中各种事物所代表的意象的圈圈,而且综观现阶段对于王尔德童话的研究,多数以整体上的王尔德童话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的“美”和“爱”。

王尔德的童话是区别于其他传统童话的,相较于安徒生等人的童话王尔德的童话主题具有反传统性,童话人物性格具有多重性和可变性,传统意象的反义运用,非童话语言的使用等都使王尔德的童话不再是童话,可以说是他们分别代表了童话的两个相反面,如美好式与悲剧式的结局。

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形式,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用拟人、夸张等艺术手法,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或知识教育。

一般故事情节神奇曲折,生动浅显,适应儿童的情趣、爱好和接受能力。

在现代西方文学的写作方法中,「童话故事的结局」(fairy tale ending)通常指的也是快乐的结局,就像大多童话故事中公主和王子一般。

而王尔德对唯美主义的追求以及当时被逼无奈的时局使他带上了“童话”的面具。

因此,很少有人单纯从童话的特点(语言、人物性格、世界观等)方面对王尔德的童话进行的研究。

王尔德的童话是唯美主义童话,是唯美主义和童话体裁的完美结合,他的童话的词汇句法特征、修辞特征、语境特征和其产生的特殊文体效果,这为挖掘文本的美学价值提供了客观依据,使我们能更好的鉴赏文本,探讨它的意义和艺术价值。

奇幻之旅《王尔德童话》的魅力与启示

奇幻之旅《王尔德童话》的魅力与启示

奇幻之旅《王尔德童话》的魅力与启示
在文学世界中,童话故事常常被视作启发人们想象力和思考的重要传承。

《王
尔德童话》系列作品便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这些故事给读者带来了无限的奇幻和美好,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启示和思考。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王尔德童话》所呈现的魅力以及其中蕴含的启示。

1. 奇妙的世界观
《王尔德童话》中创造的世界常常充满了神奇和惊奇。

通过各种奇幻元素的描绘,读者被带入一个超乎现实的世界,经历着各种离奇的冒险和故事。

这种奇妙的世界观让人感到兴奋和惊喜,让我们对世界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探索欲望。

2. 人性的探讨
在《王尔德童话》中,作者通过各种角色和情节对人性进行探讨。

他对善恶、
美丑、真实与虚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引导读者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

这种对人性的探讨让读者不仅在奇幻的世界中享受乐趣,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3. 暗含的启示
除了奇幻和人性的探讨,《王尔德童话》中还暗含着许多启示。

通过故事中的
情节和角色,作者传达了许多积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引导读者在探险的过程中汲取智慧和成长。

这些启示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得到心灵上的滋养和启发。

总的来说,《王尔德童话》以其奇幻的世界观、深刻的人性探讨和暗含的启示,为读者带来了无穷的魅力和启示。

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奇幻世界的乐趣,更可以在其中找到思想的滋养和内心的感悟。

希望每位读者都能从中汲取智慧,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奇迹。

《王尔德童话》读后感

《王尔德童话》读后感

《王尔德童话》读后感《王尔德童话》是一本由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童话集,它包含了一系列古典童话故事,每个故事都融合了幽默和智慧,让人沉浸其中。

我读过这本书之后,被其中的精彩故事所深深吸引,并对王尔德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思想深感敬佩。

首先,这本书中的童话故事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个故事都以一个独特的场景开头,然后发展出令人捧腹的情节。

比如《自鄙的巨人》讲述了一个自私的巨人如何通过看到孩子们在他花园里玩耍才意识到爱和慷慨的重要性。

而《快乐王子》则讲述了一座城市中的雕塑王子如何通过自己的金属心脏和一只小燕子的帮助来帮助贫困的人们。

这些故事都着重塑造了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让读者从中领悟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其次,王尔德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独有的智慧和幽默感。

他善于使用讽刺和巧妙的对白,将社会现象和人性弱点娓娓道来。

在《水晶纪事》中,他以“玉露为油”、“青蛙为箪”等诙谐的方式讽刺了人们虚伪的美好表面和虚荣心。

这些幽默又富有哲理的话语让人既能娱乐,又能深思。

此外,王尔德的写作风格极其独特,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

他的文字流畅而优美,富有画面感,能够让读者很容易地产生共鸣并投入其中。

他善于运用比喻和隐喻,用精炼的句子表达出深刻的思想。

当我们读到他的作品时,常常不禁陶醉其中,沉浸在他创造的童话世界里。

通过阅读《王尔德童话》,我深深感受到王尔德对生活和人性的理解。

他的作品让我反思自己的人生态度,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忽略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价值。

然而,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却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对善良、爱与美的追求。

总之,读完《王尔德童话》让我对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欣赏。

这本书不仅给了我阅读的乐趣,更让我思考了生活的真谛和人与人之间的价值。

王尔德的智慧和幽默在这些故事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使得童话并不只是儿童的世界,而是一个适合大人和孩子们一同探索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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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作人是最早将王尔德童话译介到中国的翻译者,同时也是最早对王尔德童话进行评论的理论家。

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人道主义的评价,影响着五四时期对王尔德童话的解读和接受,而王尔德童话对我国现实主义童话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周作人王尔德童话译介评论影响一王尔德是19 世纪唯美主义先锋作家,其一生在诗歌、戏剧、童话、小说创作、文学批评等领域颇多建树,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早在20 世纪初就开始被我国接受,并对我国现代文学发展施以深远的影响。

而研究王尔德在我国的接受史,首先要提到的人物就是周作人。

从现存的史料看,周作人是我国最早译介王尔德童话的翻译家。

1909 年鲁迅与周作人在东京出版了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集子首篇就是周作人翻译的淮尔特(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著名童话《快乐王子》)。

此文用文言文翻译而成。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卷末新译预告有王尔德的《黄离》,《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的卷末新译预告也有王尔德的《杜鹃》,但第二册在1909 年6 月11 日出版时没有王尔德的《黄离》,第二册以后因销行不好也没有再出版下去。

虽然除了《安乐王子》外,王尔德其他童话未见译介发表,但从出版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重视。

而周作人之所以看重王尔德,与其在日本留学生涯和国内形势有关。

1906 年周作人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因近视改习土木工程;1907 年夏进入法政大学预科;1908 年夏进入立教大学。

后因受兄鲁迅弃医从文影响,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译介和理论研究的工作。

据《周作人回忆录》记载,1906 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不久,就“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这方面感兴趣。

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

[1](P644)当时在日本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的领袖人物正被人们重视,其美丽的充满人道主义的童话让周作人为之倾倒。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难之际,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一代知识分子高扬的时代主题,在文学上需要一种破旧立新的作品以推动社会改革,在这种情形下身处日本的周作人选择了王尔德童话的译介以期达到“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的。

[2]《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共印了一千本,第二册共印了五百本,但根据周作人于1920 年为《域外小说集》所作的“序二”中介绍,这本译作出版的十年中,两册合计只售出四十一本,[2]因此从社会影响看,集子的读者较少,影响范围不大。

但是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关注,引发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阵营里译介王尔德作品的热潮,从此王尔德与一大批“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2]当时影响较大的《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刊物,都纷纷译载王尔德包括童话在内的作品。

二周作人不仅是译介王尔德童话的先锋,也是积极推广、评说王尔德童话的理论家。

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安乐王子》的“著者事略”中,对王尔德(时译为“淮尔特”)作如下介绍:“淮尔特素持唯美主义,主张人生之艺术化,尝自制奇服服之,持向日葵之华,游行于市”,“又有童话集二,一曰《石榴之家》,一曰《安乐王子》,其九篇,亦甚美妙,含讽刺。

今所译《安乐王子》,即第二种之首篇,可例其它,而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又其著作中之特殊者也”。

[2]周作人总结王尔德童话思想特征是“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可谓一针见血。

周作人这个评价一直影响着五四时期人们对王尔德童话的认识,当时学界对于王尔德童话的认识基本上就是周作人所评价的“人道主义”的观点。

如1921 年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小说月报》刊登了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民国日报·觉悟》在1922 年4 月分12 次连载了张闻天和汪馥泉的《王尔德介绍》(后来收入商务印书局出版的《狱中记》中,文字略有修订),“这两篇文章对王尔德其人其文的品评颇为翔实得体,基本上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对王尔德的认识水平。

”[3]沈泽民在文中说“安乐王子是讽刺的短篇神话,很富于社会的同情,而仍不失其为唯美主义者的本色”;[4]张闻天在读过穆木天的童话译本之后,从文字到作品体现出来的基调都作了批评:“除文字都十分华美、优雅之外,尚有一贯的基调,这就是热烈的爱和敬虔的爱底赞美和嘲笑的、矫激的社会底批评。

”[5](P21)上世纪2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形势以及周作人自身艺术观点的变化,周作人对王尔德的童话的评价开始从思想价值转到艺术价值的层面。

他说:“记录民间童话的人是民俗学者,德国的格林兄弟是最著名的例子,创作文学的童话的是文人,王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人。

”进而说“王尔德的文艺上的特色,据我想来在于他的丰丽的辞藻和精练的机智,他的喜剧的价值就在这里”。

[6](P65)1922 年4 月2 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王尔德童话》,这是为穆木天选编的《王尔德童话》所写的书评。

在这篇书评中他首先澄清了国人对于“神话”“传说”以及“童话”的模糊认识,使“童话”在中国得到正名,进而借用安德鲁·朗在《文学的童话论》中有关“童话”的阐述,指出何为“文学童话”,他认为,“在近代文艺上童话只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内容尽多变化,如王尔德、孟代等的作品便是这文学的童话的最远的变化的一例了”。

周作人从王尔德作品的文艺特色这一角度,将王尔德童话与格林、安徒生童话作比,认为王尔德的童话具有“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倘若是在…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那么王尔德的特点可以说是…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了。

因此他的童话是诗人的,而非是儿童的文学”。

周作人又引用亨特生的《人生与现代精神的解释者》中的评价,认为王尔德的九篇童话都是“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条深红的线坚固地缀成一帖”。

[7](P107)在这个书评中集中体现了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基本观点,归纳起来有:一是肯定王尔德童话“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和感伤的风格。

这一评价是沿袭了佩特等人的说法。

1888 年《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出版以后,沃尔特·佩特评论说,王尔德的童话“充满了精致纤巧的韵味和纯正的英语风格”,[8](P370)之后赵景深、巴金也沿袭周作人的说法。

二是认为王尔德童话虽反映社会,但有颓废思想,“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

这个评价与当初“人道主义倾向”有所不同,是受时代潮流影响的评价。

三是指出王尔德童话的成人化倾向。

周作人明确指出:王尔德的童话是“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它“纯粹是诗人之诗”,“而非是儿童的文学”。

这与周作人秉持的儿童观有关,周作人的儿童理论主张“儿童本位”,王尔德童话成人化是他所不赞成的。

1909 年至1923 年“这一时期正是周作人一生中思想发展最明亮的时期,也是他对新文学最有贡献的时期”,[7](P3)这也周作人从事儿童文学活动的时期。

虽然王尔德童话在周作人儿童文学活动中并不是主要的内容,但是周作人的推介对于王尔德在我国传播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周作人译介王尔德童话立足点完全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的需要。

王尔德童话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反叛社会的元素,被周作人所注意并推崇之后迅速得到知识界的认同。

在中国新文学的最初发难期, 正是由于周作人的积极推介才令王尔德童话被我国文学界所关注,从而进入中国读者的接受视域,从童话接受开始,扩大到戏剧、诗歌、小说、散文以及唯美主义理论的接受,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掀起了“王尔德热”。

从这个意义说,王尔德被中国人接受,周作人功不可没。

三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如茅盾所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9]这一时期我国儿童文学基本内容是翻译(重译与直译)外国儿童文学、采集民间口头创作、改编传统读物,而儿童文学创作多借鉴国外儿童文学。

童话作为儿童文学中的一类,其现代化也是在五四时期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不少作家都是从爱读童话、翻译童话到创作童话,他们从西方童话“新的内容”中获得有益的启发与感染,接受并吸取用以促进自己的创作。

王尔德童话由于周作人等人的推广,这个时期逐步受到国人的关注、重视。

从时间上看王尔德童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初创期,影响的重要表现则是对我国现代童话的奠基者叶圣陶童话创作的影响。

叶圣陶说:“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

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

我是一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

”[10](P1)过去研究者多认为叶圣陶借鉴安徒生,认为他早期作品中那些满蕴诗意的形象和境界、奇幻瑰丽的想象以及寓理于情的格调都是受到安徒生童话影响的结果。

其实叶圣陶童话创作中也深受王尔德童话的影响,他的代表作《稻草人》如有些论者指出的那样,在主人公形象、情节结构及所展示的社会主题方面,都与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相似显然是出自前者对后者的摹仿。

[11] 叶圣陶其他童话,如《一粒种子》《地球》《富翁》等篇在歌颂劳动者的同时,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富人。

在《眼泪》里,作者告诉我们,这世上之所以会有诸多不合理现象,是因为人们丢失了同情心。

《大喉咙》反映了大机械生产给人们造成的苦恼,《旅行家》中来自很远的星球的旅行家在地球上看到了众多的贫富不均现象。

在这些童话里蕴含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

《鲤鱼的遇险》《画眉鸟》《玫瑰和金鱼》《花园之外》《瞎子和聋子》《克宜的经历》等篇批判现实的因素就更明显。

叶圣陶童话的内容融入对现实的思索,这便使其童话的主题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性,而这种现实性与王尔德童话的影响有着不可质疑的联系。

对于叶圣陶后期童话转向现实的原因,郑振铎已在《稻草人·序》里做过著名的论述,不可否认“冷酷而悲惨的现实”不允许他永远沉溺于美丽的童话人生,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仍在于来自外部的影响。

这个说法是十分准确的。

王尔德童话所蕴含的对现实的反映、对苦难的怜悯的精神影响叶圣陶童话创作并由此形成中国现代童话创作中“稻草人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促进了我国童话的发展,其作用是不可置疑的。

但“稻草人主义”强调社会批判意识,注重写实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童话创作中“幻想”的发挥,而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也使童话创作中理性主义、教育主义泛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童话的出现和五十年代教育童话的勃兴,如追问原因,王尔德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对于王尔德童话的影响、接受,我们应该注意,历史上的影响、接受主要局限在思想内容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尔德童话艺术上就没有可供我们吸纳之处。

王尔德是19 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宣扬艺术的纯美,认为艺术的目的就在其本身。

王尔德在其唯美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其童话创作呈现出最富有浪漫色彩的唯美主义情调,《快乐王子》《夜莺与蔷薇》《自私的巨人》等这些让人“心碎”的童话既有唯美主义的伤感美和超越美,又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幻想美、神秘美、诗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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