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过去

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3/4期合刊，2009-10）

王小鲁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这期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和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1952年和1978年，中国人均GDP 按当时汇率计算，分别只有36美元和220美元，各自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6%和2.1%。2008年，人均GDP合3260美元，是美国的7.2%。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及国家统计局数据，下同）。

改革前的1952-7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6.1%的较快增长率。但由于生产率没有明显进步（而生产率进步并不都能通过GDP反映出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5.2%下降到4.9%（麦迪森,2008），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反而拉大了。改革以后的3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8%，经济总量（PPP）占世界比重升至10.9%。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成就令人瞩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增长可以自然延续下去。日本二战后的高增长仅持续了二十年，到上世纪70年代就急剧减速，90年代以来则一蹶不振，陷入长期停滞。韩国的高增长维持了三十余年，也于90年代起进入较低增长阶段。中国人均GDP目前仅仅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果就此止步，那么在世界上充其量还只是个二等国家，而且很快会被其他后起国家超过。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持续性怎样，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需要清醒地分析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和目前面临的挑战；继续改革，兴利除弊，使发展势头能保持下去。本文下面对影响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因素作一个简要评述。

1．工业化和城市化

同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一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生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即从传统农业国转向工业和城市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建国初期，农业占经济主体地位，工业只占GDP

的17%，城市化率只有10.6%。经过持续的工业化推进，1978年工业占GDP比重达到了44.4%；但城市化率只上升到17.9%，仍停留在城市化初期阶段。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传统的农业部门。而很高的工业比重和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则说明工业效率不高，农业发展尤其迟缓，效率极低。

1978年以后的30年改革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幅度上升至45.7%，城市人口从1.7亿扩展到6亿。工业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从一个初步工业化国家变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大国。

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几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首先，大规模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不仅创造了供给，也提供了持续扩张的有效需求，引领经济迅速发展。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结构变迁。通过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率得到提高，加快了经济增长。我国过去30年中，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在2—4个百分点之间，这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来自资源配置效应。在这期间，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者从低效率的农业转移到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大量资本和自然资源也投入到生产率相对高的产业部门,导致了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见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

我国的城市化过程现在还只走了一半。要达到发达国家75%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国的城市化率还需要提高30个百分点，还有4—5亿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宏大的过程将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成为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将全面改变中国居民的生活状况。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也还没有完成，后工业化过程还未到来。中国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主要还是在中低技术层面，服务业发展还很滞后，以信息化为标志的后工业化发展时代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但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时期，仅意味着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快速增长。事实上许多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发展停滞，增长缓慢；说明增长还需要其他条件，尤其重要的是制度环境。在中国过去的30年中，向市场经济有序转轨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未来这样的条件是否继续存在，还有待分析。

2. 适度的高储蓄和高投资

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说法，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过程的核心问题在于怎样将其国民储蓄率提高到12%至15%，使资本形成能够加速进行（Lewis, 1954）。在亚洲，这样的条件天然存在于国民生活习惯之中。在中国，储蓄率（总储蓄占GDP比重）从1952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38%，到2008年更升至51%。在如此高的储蓄率之下，资本积累速度是空前的。

高储蓄是高增长的一个条件。但并非储蓄率越高，投资就越多，增长就越快。过高的投资率使生产能力过快膨胀。而如果没有消费的同步增长来吸收新增供给，就会造成产能过剩，对继续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使投资低于储蓄，表现为内需不足。经济将被迫越来越依赖出口扩张来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个问题，过去十年左右在我国已变得日益严重，消费占GDP 比重从60%下降到49%，净出口则从GDP的2%上升到9%。直到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市场萎缩，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出口产业，带来了总需求不足的爆发。目前我国的储蓄率已高过了合理范围，成为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即使没有世界经济危机，也到了必须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降低储蓄率，保证合理的消费率的时候。如果经过若干年调整，能使消费率回升到60%以上，居民消费比重从目前的35%回升到45%—50%，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才能有一个较可靠的基础。

高储蓄是居民着眼于未来而对当前消费的牺牲。但导致储蓄率不断攀升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不完善的财税、社保和公共服务体系。长期以来，劳动收入增长滞后于非劳动收入，使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完善的财税体系助长了这一趋势。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下，就促进了储蓄率的提高。同时，社会保障不完善，医疗、教育服务和低租金住房等公共品提供不足，而医疗、教育费用和房价则直线上升，增加了居民负担和未来不确定性，迫使居民压缩日常消费、增加储蓄。最近几年，社会保障和服务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还需要继续推进这些方面的制度改革与完善，才能改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

3. 劳动力与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