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应对策略

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应对策略一、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二战”以来，全球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科学家推断世界人口大约将于21世纪中期超过90亿，于21世纪末超过100亿。

人口无限增长，地球将超载。

人口的增长将导致需求增大。

人类为了生存向自然过度索取，造成环境破坏、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缩小，产生生态危机，最终造成人类生存的危机。

（二）科技的负面效应20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人类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忽略了自身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正是由于人类滥用科学技术盲目征服自然，而忽视了科技的负面效应，使其负面效应扩大化，造成生态环境被破坏、生态失衡，最终造成人类生存的危机。

（三）现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认为消费是人生的根本目的。

消费主义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此种方式激起的人类欲望显然超越了地球的承受限度，这将破坏环境，造成生态危机。

同时，消费主义带动的无限消费欲望导致大量废弃物的产生，垃圾过剩，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转化限度。

实际上，正是这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生成了现代环境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资源枯竭和废弃物剩。

消费主义所采用的生活方式正严重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

（四）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人为自然之主的价值观念。

这是生态危机在认识上的总根源。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人类主体性不断增强。

这促使人类向着“主宰者”的中心地位逼近。

人类视自然界及其中生物的存在价值不过是人类生存的条件。

人类对自然不顾后果地掠夺、征服，自然伤痕累累。

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一味索取而没有给予必要的补偿，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二、生态危机应对策略根据上述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对应提出相关的生态危机应对策略，有四点：○1适度控制人口的增长；○2对科学技术进行正面引导；○3选择有益环境的生活方式；○4转变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供养有限的人口，人类要想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就必须保持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

关于科技与生态，人类可以以生态意识对科技发展进行重新评价，利用科技的潜力为治理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提供技术支持，合理处理科技与生态的关系，使二者协调发展。

而选择有益环境的生活方式可用循环型生产体系取代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大量生产体系。

同时为解决生态危机，就需要树立新的生态文明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人与自然是平等、共生、共存、共荣的，人对自然的改造必须遵从自然规律，考虑生态平衡问题，以自然所能承受的最大范围为限。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二者本质上并无差异。

“李约瑟之谜”说的是近代中国的科技应该发达而没有发达，“钱学森之问”说的是新中国应该培养出很多创新型人才而没有培养出来。

因此，“李约瑟之谜”的谜底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一、李约瑟之谜成因解释李约瑟从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等方面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释，但后世的学者们对他的解释并不满意，相继对“李约瑟之谜”的谜底进行了积极探索，目前主要观点如下：（一）文化决定论。

该观点认为与西方相比，儒家文化相对保守，中国长期无法摆脱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不能像信奉新教的西方国家那样产生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二）国家竞争假说。

该假说认为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不存在像欧洲那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因而对科学技术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求。

（三）专利保护说。

该假说认为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的发明创造热情，是解析近代西方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键。

（四）高水平陷阱假说。

该假说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1000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一直以来因为人口众多而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其他。

二、关于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的个人见解以上各种解释均有道理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无法有力地解释钱学森之问。

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提出几点自己的见解。

首先，从绩效管理体系的角度看，一直以来中国人总体上缺乏历史敬畏感，所以普遍缺乏开放传承意识和精诚团结意识，这样的民众意识是难以诞生并有效推行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的，没有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便没了基础，难以实现。

其次，在组织治理体系的选择上，自秦汉以来，受儒法体系治国理念的影响，中国创新组织治理体系总体上不仅不支持创新人才成长，甚至还“阴诛显戮”个体的创造性，这种情况在近年来虽然略有改观，但潜藏的洪流和各种污泥浊水还是足以浇灭智慧的火花。

第三，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和具体的操作实施上，中国普遍存在不懂教育规律，没有组织使命感和民族兴亡责任感的人长期占据要害位置的现象，这些人营造“黑幕统治”，使得诸多本来有望成为创新人才者一个个蜕变成木讷呆子。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解，历来许多的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见解。

综合前人观点，我们可以从科学与宗教是静态与动态的辩证统一和科学与宗教应协调发展这两个方面来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一、科学与宗教：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从科学与宗教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科学与宗教在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并且在每一阶段这些特点大都保持不变，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一定的稳定性。

这就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

科学与宗教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因此，除了着眼于静态层面，从动态层面去把握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也尤为重要。

这就要求既需要了解科学与宗教在过去的发展状况，又要把握它们当今的发展状况，还要对它们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始终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因此，静态的理解是基础，动态的把握更全面、彻底和深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静态和动态的辩证统一。

二、科学与宗教：协调发展的机制回顾科学与宗教的历史发展，可以得到启示：科学与宗教应当协调发展。

现如今，人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与宗教，二者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学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

宗教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为人们提供心灵慰藉和精神支柱，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

科学与宗教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对人类及社会的贡献无法取代。

科学与宗教的发展不能偏执一端。

科学的发展只能解决人类物质上的需求，宗教的发展只能实现人类精神的慰藉。

因此，科学和宗教要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出发点，求同存异，实现科学与宗教的协调发展，共创一个双赢的局面。

三、科学与宗教：相互发展的未来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不同理解将直接影响着公众对科学与宗教的不同态度，这既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科学与宗教的发展。

科学与宗教若无法达到协调统一，也就无法实现均衡的良性发展，这对于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宗教的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科学与宗教应努力缩小相互的对立因子，协调发展。

不论人们的看法怎么多样化，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怎样的复杂化，对于科学与宗教的理解和认识都要建立在能够引导科学与宗教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

只有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来把握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他们才有可能得到良性的协调发展，促进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更好发展。

技术价值论技术与价值的关系已经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如技术伦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价值等。

在技术哲学领域中, 围绕技术是“价值中立”还是“价值负荷”的问题，形成了激烈的争论。

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最终落脚到两种对立观点：技术工具论和技术价值论。

技术工具论与技术价值论均用以解答技术与价值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而是呈现出一种纷乱的局面。

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与价值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价值问题的模糊决定了技术与价值问题的模糊性。

从伦理角度理解的价值，作出善与恶、是与非的判断成为价值问题的核心, 所以技术的价值问题也就呈现为能否对技术作出善与恶、是与非的判断的观来。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技术工具论和技术价值论两种观点。

（一）技术工具论。

这种观点认为，技术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或者说是应用了科学原理的工具，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法对技术作出善与恶的判断，只有使用技术的人才使得善恶问题成为可能。

技术工具论拒绝对技术本身作出任何的价值判断，因为在它看来，价值判断仅仅是一个与人的行为有关系的问题。

（二）是技术价值论。

这种观点认为，技术负荷着价值，可以对技术作出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技术价值论中的价值并不是一种严格伦理价值意义上的“善”与“恶”的判断。

为了突出两种观点的对立性, 技术价值论依然从工具论的角度来取得价值论的回答, 如是否可以对技术作出基本的善与恶的判断。

这个问题已经蕴涵着一种基本的关于价值问题的判断, 但是这个方面的因素却多少被遗忘了。

面对“技术工具论”与“技术价值论”的争论，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局限在哪一方观点更对的问题上。

也即，技术与价值问题的提出，特别是技术是以“价值中立”还是“价值负荷” 形式存在的，在更深层次上恰恰是技术自主论批判在技术领域内的表现。

技术与价值问题的提出显示着技术自主论批判的一个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