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
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鉴赏
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鉴赏在中国文坛上，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他们的杰出作品。
而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独具风采的短篇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
本文将对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进行鉴赏，展现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1. 《又见月圆》汪曾祺的《又见月圆》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以简洁明快的笔触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人性的抉择和情感的升华。
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年代，描写了一个日本侦察兵遭围困的情节。
通过对主人公古井的刻画，汪曾祺熟练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勇敢与机智。
他不仅具备了智慧和勇气，还表现出对自身价值和对国家荣誉的意识。
在最后关头，他不惜牺牲自己保护了自己的阵地，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情感和责任担当。
2. 《另一种望远镜》《另一种望远镜》是汪曾祺的另一篇经典作品，通过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呈现出了深邃的内在世界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妇因为儿子的不孝行为而遭遇困境。
然而，作者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家庭纠纷，而是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他通过叙述儿子的外国朋友，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观念的变革。
这种对比让人感到思索和反思，引发了对家庭、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深思。
3. 《生活的艺术》《生活的艺术》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生活琐事的关注和思考，揭示了人生的独特价值和对美的追求。
小说以糊涂的老头子韩老农为中心，通过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举动和反应，展现出了生活的乐趣和艺术。
作者以优雅和幽默的笔触，表达了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
在这个小小的镇子里，汪曾祺以他独特的眼光，将一个普通人的精彩展现出来。
4. 《人间草木》《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创作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以细腻入微的描写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性的复杂性。
故事通过一个乡下小伙子和一段意外事件的展开，让人们不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描绘，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关于汪曾祺小说叙事艺术的思考
关于汪曾祺小说叙事艺术的思考
王 亮
为进一步研究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本文以 叙事的结构、时间、意向为切入点，分析汪曾祺小说 中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叙事风 格较为独特的作家，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汪曾祺 是极少的从一而终坚持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之一。 通读他众多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小说只是在对某 种生活进行记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人物和 情节，这种散文式的小说形式使得汪曾祺以一个“异 质”的形象存在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坛中。众所周知， 汪曾祺曾把自己称作“文体家”，他曾表明：他不 愿意自己的小说看起来太像小说，而愿意小说像诗 歌、散文，甚至什么文体也不像。但与此同时，他 又认为小说应兼备诗歌、散文等文体的长处，正是持
· 158 ·
牡 丹
现出以下两种叙事的结构。首先，“回忆性叙述—现 实性描述”的双重结构，在汪曾祺的众多小说中，很 多作品描述的是旧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并在回忆性的 二、汪曾祺小说中恬淡悠然的叙事时间 读汪曾祺的小说，大多数人会有一种“不知时 间为何物”的悠然感，徜徉在他的文字中，时间像一 叙述中描述自己心中理想的故乡， 虽未明确提到现实， 条小河似的流逝，正如作者所说，要有滋有味地描述 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双重性结构是相互存在的，只要 写出其中的一重，另一重便会于无形中存在。在汪曾 祺的一些小说中，回忆性的叙述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结 构，现实性的描述则是其中的隐含结构。如在《鸡鸭 名家》这一小说中，作者写的是两个人物炕鸡与赶鸭 的往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文本是回忆性的。但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这两个老人……过得怎 么样了呢？”这一结尾中的问句含蓄地指出了现实， 把读者引入到怀念过往及审视显示的双重思维中。 在汪曾祺的笔下，“现实”这一问题占据的笔 墨少之又少，经常被作者压缩成一句或两句感慨，没 有明确显现出来，但也隐含在其中。其次，“自然 的人性描写—非自然的人性描写”的双重结构，与 上一双重结构一致，这一双重结构在汪曾祺的小说 中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都致 力于描写自然的人性，在小说的显层结构中，我们 能显明地看到这种人性的描写，但作为与自然人性 相对立的非自然人性，作者没有给予太多笔墨，把 其放置到隐层结构中，但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 者仍然能明确看到两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人性。如 在《大淖记事》这一小说中，“大淖”与“街里” 分别代表着自然与非自然两种人性。在文中，作者 叙述的重点是“大淖”身上的“野性”，这便是自 然的人性描写，而对于非自然人性代表的“街里”， 作者仅仅风轻云淡地说到：“街里的人说这里的风 气不好”，虽笔墨甚少，但已足够，这样的叙述， 不但能避免累赘复述，使文章结构更加简约，且能 出一件事，不能心急，应缓缓道来，这样才能引人入 胜。这种恬淡悠然的叙事方式，让汪曾祺的小说中蕴 含着诗意的审美性。 总的来说，汪曾祺小说中恬淡悠然的叙事时间 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汪曾祺小说中时间标志具有 独特性，时间具有整体性。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除了 少数几篇描写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明确点出时 间外，其余大部分小说都没有明确给出时间及时间的 标志，其时间呈现的方式具有独特性。在他的小说中， “立春前后”“重阳近了”这类时令时间，“菊花开 过后”“杏子下来时”这类植物成熟时间较为常见， 此外，“一进腊月”“到年底”“到灯节”也是汪曾 祺小说中比较常见的时间标志。这些时间标志具有整 体性，属于“世俗性”的时间，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在这种波澜不惊的时间状态下，无论是描述一件事， 还是讲一个故事，都能给人以“怡然自得”的感觉， 也正是这种描述时间的方法，才让汪曾祺小说中充满 自然与和谐的审美性。 第二，小说中的时态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在 汪曾祺的小说中，作者要描述的生活和人性的“美”， 这些“美”不受时间限制，正如《受戒》的开头，作 者说“明海已出家四年，他是 13 岁来的”，在这一 虚化的时态中， 作者开始用现在时叙述接下来的故事， 作者似乎讲述正在发生的故事，读者看到的仿佛是正 在发生的事情，作者与读者均沉浸在“永远的现在时” 中。通过这样的叙述，汪曾祺的小说中处处体现出生 活、人性中的美好。另一方面，汪曾祺似乎有意识地
汪曾祺短篇小说
汪曾祺短篇小说汪曾祺短篇小说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下文就是有关他的短篇小说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一、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浓郁的乡土风俗画描写：汪曾祺的小说是一幅幅清新隽永、淡泊静雅的风俗画，由于对故乡的热爱和对苏北水乡风土人情的谙熟，使得他描述起来潇洒自如，而且大量的风土人情描摹有着深刻的人生内涵。
在汪曾祺笔下，地方风俗多靠人物来体现。
风俗即人，这是他和很多作家最显著的区别。
《大淖记事》近一半篇幅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相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
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大淖记事》故事梗概和赏析【内容简介】此地名为大淖。
大淖，一片浩淼的大水，春时芦芽紫，夏日芦荻白，秋后芦花飞，冬至芦叶黄，四时景致，是幅水乡图画。
大淖东西两丛住户。
西边住了二十几个兴化锡匠。
他们讲义气，通有无，互相扶持，对人和气。
为首的老锡匠，有个侄儿徒弟叫十一子，一表人材，常惹得姑娘媳妇过来看他。
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拉扯上东头的姑娘媳妇。
大淖东头住的是挑夫，挑稻谷，也挑别的。
卖力气，吃糙米，乡风古蛮。
这里的媳妇也能挑，专挑鲜货，她们性情泼辣，能爱能恨。
男女关系也较随便，只有一个标准：情愿。
黄海蛟是挑夫中的好手。
女儿巧云漂亮又勤快。
巧云十七岁时，黄海蛟摔断了腰，巧云一人挑起了家庭重担。
虽然老锡匠不让十一子往淖东跑，但十一子还是和巧云好上了，只是心里有，像一片云淡淡的飘来飘去不成雨。
一天晚上，巧云洗衣时落了水，十一子救她上来。
巧云昏迷不醒，十一子紧紧抱着她，心里软软的，但十一子送巧云回家后还是走了，巧云看着一天的好月亮，心里说：“你是个呆子。
”这天晚上，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霸占了巧云。
但巧云心里悔的是没有把自己先交给十一子。
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
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摘要：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
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表达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
由于他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所以汪曾祺小说具有强烈的魅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以及淡定自如的叙述风格，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早期小说；思想内涵；叙事风格汪曾祺先生以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享誉文坛，广为人知，在文学史上奠定了牢固的地位。
当我们沿着他的创作道路探寻其轨迹时，汪曾祺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些作品至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它们特有的风神气度打动着读者。
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早期创作对其一生的创作都具有着一种重要的引领意义，就像《狂人日记》之于鲁迅和《大堰河》之于艾青一样，他们后来的所有创作都是其早期作品思想底蕴的延伸和发展，他们后来成熟的艺术风格也均发端于其早期作品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
因此，研究汪曾祺早期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对其作品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总体评价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汪曾祺先生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出版于1947年，集子收有《复仇》、《老鲁》、《落魄》、《戴车匠》、《艺术家》、《鸡鸭名家》、《邂逅》等八篇小说。
作品通过对普通人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抒发生活内在的诗意，表达作者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
作者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即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这也是汪曾祺一生追求的至高境界。
正因为汪曾祺作品中有某种内在的东西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才使得汪曾祺小说具有如此强烈的魅力和如此持久的影响力。
城乡对照的文化审视———论汪曾祺小说《河上》的叙事艺术
城乡对照的文化审视———论汪曾祺小说《河上》的叙事艺术作者：卢军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11期摘要：短篇小说《河上》是汪曾祺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作品，因其当时选修了沈从文的写作课程，《河上》在叙事风格上受沈从文乡土文学影响很大，具体体现在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鲜活的语言艺术等方面。
小说从整体风格上就是一首抒情的散文诗，通篇洋溢着明快欢乐的情感基调。
关键词：汪曾祺《河上》沈从文叙事风格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河上》发表于1941年7月《中央日报·文艺》第71期，《河上》书写了一种内在生命的欢乐情绪，也暗含着汪曾祺初恋的生命体验。
时年二十一岁的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选修了沈从文讲授的两门写作课程：个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
因此，《河上》从构思行文到人物塑造都打上了鲜明的沈从文小说的印记，小说从整体风格上就是一首抒情散文诗。
一、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是沈从文常用的，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社会道德理想及价值评判标准来审视城乡两个世界，描写了湘西人自然、纯朴的生命形式；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腐化堕落的都市生活的描绘，揭示出城市是病态文明的滋生地。
汪曾祺也采用这种叙事模式，《河上》描写了一个患神经衰弱症的城里少爷去乡下疗养时的所见所闻，以及“他”逐渐对乡下生活方式产生的依恋之情。
小说的表层情节构成是“城里少爷到乡下——回城买东西——再次回到乡下”，但如果从少爷内心情感的变化来说，内在的叙事模式则为“不习惯乡下生活——逐渐喜爱乡下生活——不愿离开乡下”。
小说通过来乡下养病的城里少爷“他”的视角，将城乡生活相连接。
小说开头交代了少爷之前是不习惯乡下生活的，“说这是乡下，将就着过去”，这句话说明之前“他”是排斥乡下的，压根没打算在乡下长住。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情感逐渐发生变化，因为“他不断在掘发一些更美丽的”事物。
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他”的思想转变的原因及过程。
汪曾祺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成就
汪曾祺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成就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精细入微的描写和独特的叙事方式而闻名。
他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汪曾祺的创作手法和他的艺术成就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汪曾祺的创作手法1. 细腻入微的描写汪曾祺的作品以其细腻入微的描写而备受赞誉。
他善于通过对细节的刻画，展现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和社会背景的变迁。
例如，他在小说《新年》中描述了一个小城市里过年的场景，通过描绘细小的细节，如庙会的热闹、烟花的绚烂和人们的喜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年味的深厚和城市生活的变迁。
2. 叙事的跨越性和反差性汪曾祺的叙事方式独特，常常进行跨越性和反差性的叙事。
他善于将距离和时间的变换巧妙地融入作品中，使得故事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意境。
例如，在短篇小说《暗淡的星》中，他通过在不同时间、地点和人物之间切换，巧妙地展示了一段师生情感的发展和变化。
3. 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汪曾祺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非常生动，他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和细节的反复出现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变化。
他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将每个人物的个性特点逐渐折射出来。
例如，在小说《白日梦》中，他通过对主人公身边的人物进行刻画，展现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和追求，以及他们在社会变迁中所遭遇的不同命运。
二、汪曾祺的艺术成就1. 展现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汪曾祺的作品融合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他通过描写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和民间故事，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他的作品以其鲜活的形象和内涵，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传统文化的画卷，让人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
2. 对社会变迁的敏感触动汪曾祺的作品深刻地关注了社会变迁和人性的命运。
他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生活方式和心理的观察，勾勒出了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起伏和生活困境。
他所展现的人性冲突和境遇变迁，让读者产生共鸣，思考社会变革背后的人类命运。
3. 对人性的深刻探讨汪曾祺在作品中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通过对个体的描写，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赏析汪曾祺《鸡毛》
赏析汪曾祺《鸡毛》赏析汪曾祺《鸡毛》汪曾祺先生的《鸡毛》虽短但经典，要如何进行赏析呢？下面来看看!一、故事梗概汪曾祺先生的《鸡毛》，根据汪先生在西南联大上大学的见闻经历加工而成，写出了文人眼中的市井百姓生活的原味。
故事表述以笔记兼散文的格调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中的平凡人物文嫂和经济系学生金昌焕，两个不同生活轨迹人物的琐碎故事。
金昌焕在毕业离校前，偷吃了以养鸡、缝洗衣物为生的寡妇文嫂的鸡并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
直到金昌焕毕业“不声不响”地走了，文嫂在金昌焕床底下发现了三堆鸡毛才知道是金昌焕偷了她的鸡。
二、人物形象文嫂。
文嫂不是西南联大在册之人，新校舍的建设占地，使她这位寡妇与西南联大中的“先生们”有了生活的交集。
文嫂人很老实。
一个“很”字进行了有力度的概括。
让文嫂形象跃然纸上。
小说中又提到“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
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简洁的文字描写，反映文嫂没有文化但老实、平凡、规矩、透亮的有自已做人做事原则的性格。
金昌焕。
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冷漠、吝啬、自私又带点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
冷漠的'表现是：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
同屋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吝啬的表现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作为学生他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
功利的表现是：追求女同学送戒指，括号弧里注明“重一钱五”。
三、小说主旨(一)人性中的一种邪恶。
儒家文化倡导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贫贱不能移”，条件愈艰苦，愈不能丧失人性。
文嫂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普通妇女，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除非是给或丢弃的)，靠自己缝补拆洗养鸡糊口。
而身为大学生，“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
”偷吃别人的鸡，还与主人借鼎罐，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
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种丧失人格尊严的邪恶。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个性
第１９卷第２期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Ｎｏ．２ Ｖｏｌ．１９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０１－２１ 作者简介：鞠晶晶（１９７５－ ），女，山东夏津人，德州学院中文系教师。
・25・汪曾祺小说的叙事个性鞠晶晶１ ，张凤燕２（１． 德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２３； ２． 沧州师专中文系，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汪曾祺小说具有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平静淡泊的叙事心态、流畅平实的叙事语言，形成独特的叙事个性。
关键词：汪曾祺；叙事个性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７６２（２００３）０２－００２５－０２ “个性”在五四时期就被提出和强调。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尊个性而强精神”的主张，呼吁作家写出真实有个性的文学。
茅盾在《文艺丛谈》、《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等文章中对小说题材单调、缺少个性、情节模式化提出批评，提倡叙事个性。
强化叙事个性，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伟大作家，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辉煌的三十年。
但建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叙事个性发展的道路中断了，对胡风“重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使得“个性”成了不敢提及的名词。
随着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始复苏，作家的叙事个性得到了充分张扬。
汪曾祺于１９８０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受戒》，而后又相继发表《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多部小说。
汪曾祺的小说以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平静淡泊的叙事心态、流畅平实的叙事语言，为主要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个性，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一、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 小说这一文体，自产生以来发展到近现代，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的结构模式。
人们在结构特点上对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在文体上进行了概念化的区分。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小说的文体的概念被冲破了。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绪论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
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
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
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
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
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
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
”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
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
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
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
”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
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
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
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
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整情节,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描写。
汪曾祺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
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
”③所以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是作者对某种情感的抒发。
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他的一次次人生体验，细腻却不乏味，散漫却不冗长。
汪曾祺的创作，从小说到散文，从诗歌到戏剧、文论，从语言到结构、文本，无一不受众多评论者的青睐，分析品评的笔触由汪曾祺具体的文章开始，一直剖析到汪曾祺内心深处，大有穷其根本的势头，胡河清在《汪曾祺论》中说他“既修为高深，亦近炉火纯青的境地，又不失去生命感性的体验，能够在有情世间出入自如。
”④汪曾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创造模式，在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创造出散文化的小说，形成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一、松散随意的结构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松散随意的结构。
传统的小说结构是以完整的故事情节为框架，来设置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而汪曾祺的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形态，着意于叙述者内心意蕴的抒发，其故事情节呈现散文化的片段，不再是有头有尾的连贯故事。
作品通过片段事件的叙述和自然景物以及社会风情的描绘，呈现出一种形散神聚之美。
汪曾祺曾界定自己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潮、悬念”，结构松散的小说，为“散文诗式小说”。
⑤它的文体特征体现了散文的叙事模式对现代小说的影响和渗透，也体现了作者在停笔多年后对人世体察的老辣和独到。
在《受戒》中，一以贯之的是明海当和尚受戒这件事。
作品围绕这条线索描写了明子与英子青涩朦胧的恋情，文章开始为读者展现的是一个叫作明海的小和尚，以及他“出和尚”的家乡。
镜头慢慢推进，出现与他一同乘船的英子，庵里的师兄。
而他们的性格、命运也在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展示出来。
不以人物为中心，不考虑中心事件的结构，它就形成了超越传统小说的“散”的结构模式。
经过一番审美关照之后，我们发现故事看似散乱，其实是有一条线隐隐贯穿其间——人物和事件链接上的戒与恋。
作者说的明白，在《受戒》中他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是对初恋朦胧的感受。
恬静怡人的庵赵庄，两小无猜的小儿女，是作者用情编织的一种理想花环，创造的一种和谐、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活形态。
由于作者用深沉的情感来组织这些散的事件，作品便成为一个极富张力的情感结构。
这种出乎法度之外，而又无处不合乎法度，浑然天成就是它的“形散”而“神聚”。
这种主体情绪隐含于叙事中，而叙事又散淡随意，正如苏轼所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⑥汪曾祺这种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结构布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⑦却神韵十足，有如国画中的小品，好像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
其中非情节因素的涌入，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一个细腻恰当的背景。
在《故里杂记·李三》中，李三既是这篇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又是结构全篇的叙事线索。
他是地保、更夫，同时又是庙祝。
由李三几种职责引出当地的有关风俗，用顶针连续的手法一件一件往下说。
就像聊天，说着当地人们的生活；带着善意的调侃，幽默;最后，才用八分之一的篇幅，完整地写了一件事；李三因这些天坊里“没有死人，没有失火，没人还愿，没人家挨偷”，“日子委实过得有些清淡”，于是在敲更的时候，偷篙子被抓认罚。
最后一句“李三挨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便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
《鸡毛》中由文嫂引出先生们，由对先生们的宿舍描述又牵出“姓金名昌焕”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状”，直到最后才出现“鸡毛”这一中心事件，整篇小说似乎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大淖记事》也是用大篇幅的笔调来描写“大淖”这片独一无二的水域，其特别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也就引出了十一子与巧云的悲剧。
汪曾祺的毫无定式，随心所欲的写法使小说结构得到了很大的解放，这也大大激活了读者的审美期待。
这种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同时也是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切合了他的审美理想。
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巧妙地将这种审美理想隐藏于故事背后。
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汪曾祺的作品读起来看似散漫，但他内在的创作情绪却始终影响并引领着读者。
结构的“松散”凝结为小说艺术的外在形式就是他的散文体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散文化”。
这一点无疑是对当代小说的散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散文化的人物描写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还表现在用散文的笔法叙写人物。
一般来说，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而人物的刻画主要是用事件、情节、环境来完成。
汪曾祺在人物描写上，打破传统小说描写人物的方法，将散文化的写人手法移植到小说中来。
他不强调故事情节的环环相扣，设置悬念，而重在对人物性格的塑造。
他的大部分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但却不能一一说出人物的来龙去脉。
例如《老鲁》、《王全》等文章中的人物塑造，他们的身世、遭遇和结局，谁也说不清。
但他们的性格却是那么栩栩如生。
这得力于作家那表现力极强的叙述语言对人物性格作精凿细刻的描写，使读者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这些叙述语言的部分就是散文笔法。
《受戒》中对仁渡的描写，就很典型。
没有中心事件，只是从生活琐碎的细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聪明精干、身怀绝技的和尚，从水调山歌中我们听出了他的风流倜傥。
读汪曾祺的小说可以感觉到，作家一般不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不是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纠葛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而是将人物分割成一个一个的“个体”，通过对他们各自的经历、命运或行为的描写，表现人物的个性——他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各自独特的意识和品性，使“每一个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这种写法与他的作品缺少集中讲故事、缺少具体情节的“散”式结构是相一致的。
由于没有中心事件和一个围绕中心事件设置的结构，就使人物失去了凝聚点，人物与人物之间联系不那么紧密，就“散”成了一个一个的“个体”。
这是散文笔法描写人物的一个方面。
在《鉴赏家》中，作者对人物就作了分割，不分主次，各作平行描写。
文章开头就写到“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⑧接下来便独立成章，描写叶三卖果子的特别之处。
叶三的果子得四时之先，他卖果子，不只是为了挣钱。
他喜欢走街串巷看沿路的风景，更喜欢季陶民的画，自然引出画家季陶民，而季陶民画画时喜欢吃水果。
文章为这对知己各自立传，使人物各有其貌，各得其心。
但人物之间彼此却不割裂，均有内在联系。
《岁寒三友》就是以三个挚交为线索的。
这样小说中的人物既“散”又“联”，使全篇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有些作品，仅集中描写一两个人物，对主人公的一生进行描述，如《小芳》、《迟开的玫瑰或胡闹》；有的写一个人的几个侧面，类似于素描，如《詹大胖子》、《李三》。
从不同的方面来塑造人物，看似零零散散，但人物形象却异常丰满。
《詹大胖子》中从詹大胖子的工作地方写起，写他的外貌、工作、业余生活，接着笔锋一转说詹大胖子很坏。
这里的“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而是人性中贪小便宜的那种坏。
对于他坏的表现，作者也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来讲述的。
詹大胖子偷卖糖并没有给学校带来多少坏处，最后反而成了五小学生的美好回忆。
从詹大胖子对张蕴之与王文慧的包容，可以看出此人并不坏。
《故里杂记》写李三也是从他是地保、更夫、庙祝的职责情况和他的日常生活来进行描写的。
这种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散文手法叙写人物也是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对人物作个体描写时，汪曾祺还运用分合的手法，既分开来逐一描述，又合起来交叉描写，以弥补分写的不足。
《星晴天》在分写学校各个教员的经历后，又以一次舞会将其汇合，点出赵宗浚心中的痛楚，王静仪的追求。
《羊夕一舍》在分别描写小吕、老九、留孩和丁贵田四个孩子以后，合写他们在一个夜晚相聚的情景。
此外，《岁寒三友》、《王全》、《安乐居》等也都用了这种手法。
三、朴素平淡的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
他用自己独到的语言，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他作品的叙述语言多采用接近口语的市民语言，而鲜少冗长和累赘的文学描写。
王安忆在1987年写的《汪老讲故事》中说：“汪曾祺的小说，可以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⑨他的平凡就是朴素平淡的语言，看似易，实则难。
汪曾祺善用口语叙述，简洁生动，节制而富有弹性。
《求雨》中写的是大旱时节一群孩子敲锣打鼓求雨的事。
写到孩子们求雨回来后，“他们走得很累了。
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着了。
”⑩纯粹的口语，仿佛随时能从野老村妪中听到，但放在这里，却贴切自然，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