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开发建设史

攀枝花开发建设史自1965年到1974年是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初始创业时期。

这个时期实现了攀枝花的第一次腾飞。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决策，从1964年便开始集结队伍于攀枝花，拉开了开发建设的序幕，到11月底止，已进入工地的施工队伍共16000余人。

在这块荒山野岭中开始了大规模建设的前期工作。

首先进行的是平地至大渡口公路、石家湾至华坪公路、宝顶公路、大渡口吊桥、雅砻江公路桥等工程的测量设计和施工，2台260千瓦柴油发电机已发电，小火电厂也开挖。

后勤保障工作也紧紧跟随，粮、油、炭、蔬菜和其他副食品基本供应得到保证。

为了解决1965年的蔬菜，安排了1710亩菜地，并在人口集中的地区设立了商业网点。

已经看到了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气势。

1965年1月17日至21日，程子华、闫秀峰在仁和召开基地现场工作会议制定1965年度建设计划。

冶金、铁道、电力、交通、煤炭、建工、农业、公用、物资、财贸等专业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对区内铁路支线、机修厂、电厂、公路、粮站、商贸点等项目作了研究，安排全市投资1.03亿元，其中冶金2387万元、煤炭692万元、电力858万元、交通4093万元、邮电87万元、建工1187万元、公用351万元、卫生120万元、粮食39万元、财贸297万元、农业84万元、指挥部105万元。

1965年4月13日，特区党委召开一次全委会议，研究党委内部分工、布置基地工作。

会议确定党委内部分工由徐驰主持全面兼管政工，李非平、贺光华负责建设，白认负责人委。

全年工作以“三通一住”为中心，解决职工吃住，抓紧队伍集结，争取尽快投入工程建设。

“三通一住”为给攀枝花工业基地大规模的建设做好准备，让大批建设者进得来，住得下，能工作，几乎与中央调查工作组同步，一场以交通为开路先锋的“三通一住”(通路、通水、通电和解决住房)大会战便已开始。

这是攀枝花建设的第一场硬仗。

1964年7月，交通部派出先遣队伍进入攀枝花实地踏勘，着手交通规划，提交了《攀枝花地区交通运输规划草案》，对攀枝花地区公路、桥梁的布局，金沙江、雅砻江航道的疏理整治，运输、修理厂的设置做了安排。

接着，交通部和四川、云南组织的24个公路、航道测设队、地质队相继开入，开始了紧张的测量设计。

同时，又开始组织施工队伍，仅两个月时间就调集数万名职工开进攀枝花。

交通职工自1964年11月21日开始通路歼灭战。

第一场战斗是改建平大公路，修建石华公路和宝鼎煤矿专用公路，建设大渡口、雅砻江口2个轮渡，修建渡口吊桥，不到半年时间，便首战告捷。

第二场战斗到1966年底完成，先后建成灰老公路、弄弄坪环形公路、密兰公路、甸雅公路、倮果公路、石华公路石家弯至红格段、雅砻江桥、河门口桥、渡口大桥和其他一些公路支线及许多中小桥梁，还为各单位修建了数十条专用道路，整治了133公里航道，基本形成了攀枝花水陆交通运输网。

通电与通路同步展开。

1964年7月，由水电部副部长张彬领导的西南三线建设水电组，经过各方面的工作，提交了《攀枝花地区电力建设规划》，确定了攀枝花地区电力建设近期利用当地煤炭资源建设火电厂，远期开发水能资源，达到水火并举、合理配置、降低发电成本等原则。

1964年9月，水电组从成都送变电工程处调了3千瓦和20千瓦柴油发电机各一台，以及一辆工程车和几名电力工人到攀枝花。

1964年9月7日，攀枝花第一盏电灯在简易的住房里放射出光辉。

1965年6月7日第一台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并网发电，6月22日第二台发电机投入运行，7月20日4炉2机全部投入生产。

1965年7月14日，渡口建设指挥部和电力指挥部决定扩建增装3台12000千瓦机组。

扩建工程于1966年6月12日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了18天。

发电需要煤，为保证电站用煤和建设大军的生活用煤，宝鼎矿区党委决定火速恢复已封闭多年的小宝鼎煤矿。

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广大职工奋战28个日夜，修复了巷道，挖出了工程煤。

到1965年2月25日，掘进主平硐280米，回风巷250米，较车道350米，铺轨700米，形成了一个较标准的采煤区。

1965年3月1日，小宝鼎煤矿正式出煤，日产原煤90吨，保证了电厂投产用煤。

与煤炭职工苦战宝鼎矿区的同时，为保证在渡口电厂扩建后及时将电送达正在紧张施工的成昆铁路南段和正在紧张开发的兰尖矿山、正在紧张建设的选矿厂，电力职工开始架设渡口至平地和渡口至密地至兰尖的2条110千伏输电线及抢建相应的平地、密地、兰尖、老熊井等变电站。

相继建成投产后，解决了该两处的用电。

通水是当务之急。

基地建设伊始，用水极端困难，建设者们只好从金沙江或就近小溪一盆盆往上端，一盆水，早上洗脸，中午洗手，晚上洗脚，残水还用来搞“干打垒”。

随着基本建设的展开，各单位设置水泵，从河中抽水，形成众多、分散的小水厂，供应原水。

职工们只好以明钒澄清，作为生活用水。

为了尽快解决生活、生产用水，煤炭指挥部决定在金沙江设泵船抽水上矿山，并且修了简易蓄水池。

通水战场很多，最艰巨的是铺设江边到矿山的水管。

十九冶机动公司水电队承担这项工程。

他们经历千辛万苦完成了这项工程。

解决建设大军的住处，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建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各指挥部自行安排，采取“边进人，边盖房，进来就盖，盖了又进”的“滚雪球”的方法，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人人动手，按“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学习大庆精神，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筑“干打垒”土墙，盖席棚，搭草房。

解决了数万建设大军的住房问题。

在“三通一住”战役中，商业、粮食、银行、卫生、物资和建材等系统和工业区附近的川滇2省地方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也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给工业区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为“三通一住”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5年7月23日，交通部直属汽车运输总公司在北京成立。

该公司由国家计委抽调北京、辽宁、安徽、河南、山东5大车队组成，11月9日抵攀，建司炳草岗，配置汽车1500台，编制职工4500人，承担本市南线建设物资运输，是为本市建设初期最大运输主力。

攀枝花特区党委和建设指挥部1965年工作总结报告指出，为解决通路、通水、通电和住房问题，打了一场“三通一住”歼灭战。

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建成了公路220公里和金沙江吊桥，修通了输电线路170公里、水管60公里，建成了工业厂房4万平方米、永久性民用建筑4万平方米、“干打垒”9万平方米和临时工棚约7万平方米；并且建成了发电厂(4，520千瓦)、水泥厂(年产3万2千吨)、西昌试验厂、木材加工厂和两个砖瓦厂(年产砖6千万块)，为基地建设做好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这样，在大体一年的时间里，就基本完成了过去需要二、三年才能完成的建设准备工作，为1966年攀枝花基地建设大会战揭开了序幕。

科研先行1964年中央作出建设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决定。

要建设攀枝花工业基地，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过关是关键。

这个世界尚未解决的难题，如不破解，攀枝花开发建设就无从谈起。

冶多部于1964年9月成立“攀枝花铁矿冶炼及综合利用研究技术领导小组”，由王之玺等18人组成，王之玺任组长，范杰良、王力方、李公达、蔡博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吸纳此前中国金属学会召开的攀枝花铁矿开发利用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叶渚沛、冶金部科技办老专家李公达、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炼铁室主任蔡博等提出的冶炼技术路线的意见，商定了攀枝花矿冶炼试验三个方案，都在国家科委备了案。

一个是叶渚沛主张的高炉“三高”(高鼓风湿份、高风温、高炉顶压力)方案，采用高、中品位原矿加上低品位矿经选矿、烧结入炉，由叶领导以化冶所为主的试验组在首钢做试验；另一是蔡博主张的电炉方案，是借鉴西非的生产实践，也是苏联的建议，由蔡领导的以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为主的试验组在吉林铁合金厂做试验；再一个是李公达主张的用普通高炉，全部矿石经选矿烧结入炉吃精料的方案，李推荐当过鞍钢炼铁厂副厂长的周传典组成试验组在承德钢铁厂做试验。

这三个方案中，一、三方案是创新方案，二方案是保证方案。

比较起来，二方案用电量大，要求建大的电厂供电，单位设备产能低，占地较多，投资也大；一方案设备要求高，单位设备产能也不大，不是精料入炉，耗能也高；人们自然垂青用普通高炉吃精料的试验能够成功。

普通高炉冶炼试验组得到准许由周传典选择试验组人员，冶金部很快从东北工学院、西南钢铁研究院、鞍钢、包钢、重庆钢铁设计院、承德钢铁厂、邯郸铁厂、宣化铁厂等调集了提名的80多人，以后四○公司和重庆大学一些学生参加试验，试验组最后达到108人。

此外，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重庆大学在炉渣的岩相分析、烧结矿的矿相分析方面，对高炉冶炼试验做了贡献。

试验组经过学习前人经验，试验准备工作就绪，于1965年2月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高炉上采用承德大庙钒钛磁铁厂选出的铁精矿配加副产的钛精矿进行模拟试验，即模拟攀枝花铁矿的条件，逐步增加铁精矿中的二氧化钛含量，使高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逐步达到20%、25%、30%，经过炉渣粘稠、“大泻”、堵死风口等困难后，到4月下旬竟做到了铁水畅流，渣也畅流，至此高炉冶炼高钛型铁精矿可以正常冶炼了。

喜讯传到冶金部，传到渡口市，传到国务院、党中央，上下才松了一口气。

5月试验组完成了在承德的任务。

1966年1月试验组原班人马由承德辗转到达西昌，在试验厂28立方米高炉上，用攀枝花兰家火山矿石经选矿、烧结进行了一个月的验证试验，还用就近相似的太和钒钛磁铁矿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验证试验，直到5月结束。

这次试验除了验证承德试验的可行性结论外，还使技术经济指标得到了改善，如生铁合格率由承德试验时的50.7%提高到99%。

攀枝花钢铁厂建设的技术基础，至此基本奠定了。

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铁精矿试验成功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建多大容积的高炉？1966年初科学院化冶所就提出，在采用“三高”技术时，最合适的高炉容积为350立方米。

他们建议在昆明建厂并得到批准，已从瑞士引进高能风机(后来该厂未建)。

3月冶金部在京召开专家会议，讨论攀钢高炉容积问题。

负责高炉设计的重庆钢铁设计院提出建700立方米高炉的设想，也被专家们否定了。

专家们认为，采用渣口喷吹方法，对于试验时的小高炉，可以使整个炉缸的渣子受到氧化作用而不粘稠；高炉容积大了，其中心部位就氧化不到了，还是一堆凝渣，这样的炉子是难以正常生产的，所以结论是只能建小高炉。

这个结论意味着攀钢只能是个小钢铁厂。

冶金部要求试验组认真讨论专家会议的结论，提出自己的建议。

试验组从试验中观察到，风口鼓风吹漫过风口的渣，可以搅拌全炉，甚至炉底的积渣都被稀释，认为1000－1500立方米高炉炉缸的直径为7.2－8.6米是可行的。

最后工业基地建设总指挥徐驰定为1000立方米。

他回复试验组：你们的意见1500立方米也可以，部里考虑攀钢地处深山，运输困难，大高炉运量太大，决定第一座高炉建1000立方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