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伯林自由观_概念辨析

后伯林自由观:概念辨析Ξ刘训练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发表后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与观念的争论作一综合评析。

本文评介了麦卡勒姆的三要素自由概念,分析了哈耶克、阿伦特以及米勒等人对自由观念的划分,以揭示自由这一复杂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多重维度及其关联。

关键词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　伯林　概念 毫无疑问,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战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和重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的《两种自由概念》①不但与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道被誉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前20世纪自由主义的四大代表著作,而且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单篇论文。

②从观念效应史的角度看,伯林关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二分法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当代政治哲学此后数十年的理论格局。

不过,西方政治哲学界关于自由的思考也从未完全恪守于伯林的理路。

相反,半个世纪以来,试图深化乃至超越两种自由范式的智识努力一直在进行,正是这些“后伯林的”论述极大地推进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

③鉴于国内学界关于伯林两种自由观的探讨与争论严重地滞后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进展,笔者不揣浅陋,选择其中若干重要议题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以期深化国内学界关于自由的思考和探讨。

④自由:一种概念与多种观念自由的概念:两种还是一种?无论是伯林还是其支持者或反对者通常都没有认为,消极/积极自由这两种类型的自由穷尽了自由这个概念本身。

换言之,自由不仅仅包括这两种自由;毋宁说,这两种自由只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但也是最需要加以区分的自由类型。

⑤然而,这并不妨碍伯林的一些批评者提出,根本不存在两种类型的自由概念,事实上自由的概念只有一种。

在这些批评者中,最著名的便是政治哲学杰拉尔德・麦卡勒姆。

在被认为是分析自由问题的“第二座里程碑”的论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中,麦卡勒姆认为,“不管是谈论某个行动者的自由还是某些行动者的自由,它始终是指行动者摆脱某些强迫或限制、干涉或妨碍,去做或不做什么、成为或不成为什么的自由”。

因此,自由在本质上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X在摆脱Y去做(或不做、成为或不成为)Z上是(或不是)自由的”。

这里,X代表行动者,Y代表诸如强迫、限制、干涉和妨碍这些“约束性条件”(preventing con2 ditions),而Z代表行动或状态。

⑥既然“这种自由始终是某人(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of)摆脱(fr om)什么,去(to)做或不做什么、Ξ本文得到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成为或不成为什么的自由”,⑦换言之,任何自由都包含“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那么,像伯林那样认为存在“免于……的自由”(freed om fr om,消极自由)与“做……的自由”(freed om to,积极自由)这样两种自由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是容易造成误导的。

麦卡勒姆进而指出,按照上述公式,所有关于自由的争论事实上都是围绕X、Y、Z这三个变量而展开的:什么是行动者的(“真实”)身份,什么是对行动者自由的障碍或干涉,以及什么是行动者可能或不可能自由地去做或成为的范围。

所谓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不例外。

比如,在行动者(X)这个要素上,消极自由论者习惯于以实际的或经验的自我来解释行动者,而积极自由论者有时则用“真实的”、“理性的”或“道德的”自我来解释行动者;在约束性条件(Y)上,消极自由论者通常只承认来自其他人类行动者的妨碍,而有的积极自由论者则把行动者自身的某些内部或心理障碍也视为对其自由的约束;在行动者的行为或目标(Z)上,消极自由论者往往局限于行动,而积极自由论者还考虑到某些精神状态或性格特征。

⑧在麦卡勒姆看来,所有这些争论都不是关于自由概念的争论,而是关于行动者、约束和目标的争论。

因此,他宣称,我们最好还是坚持一种“单一的自由‘概念’”,这样才能抓住重要的政治问题。

正如麦卡勒姆所承认的,三要素/三位一体说事实上并不是他首创的,在他之前,费利克斯・奥本海姆已经提出了另外一种三位一体的自由概念。

奥本海姆首先是通过“不自由”来定义这种自由的:“对于Y来说,X没有做x的自由,只要Y使X做x变得不可能或者会受到惩罚”。

⑨但是,他把约束性条件(Y)仅限于人(他人),这样就避开了很多问题,从而使之只能应用于十分狭隘的讨论。

⑩应当说,麦卡勒姆的公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摆脱各种不同预设的影响,从而为我们考虑自由问题提供一个相对中立和独立的结构。

正因为如此,它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罗尔斯、范伯格等著名学者都接受了麦卡勒姆“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

λϖ伯林在《自由四论》的导论中也不得不承认,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在开始时彼此并没有太大的逻辑距离,‘是主人?’和‘在什么范围内我是主人’这两个问题是无法彻底分开的”。

λω然而,麦卡勒姆的观点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他对伯林的批评过于依赖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简化。

尽管伯林本人确实曾经不经意地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概括为“免于……的自由”和“做……的自由”; λξ但正如我们后面将要指出的,其实伯林的积极自由是一个混杂的概念,根本不能简化为“做……的自由”。

而且,正如鲍德温所指出的,思想史上几乎所有认为存在两种自由概念的学者(在伯林之前主要指托马斯・格林及其追随者)都没有犯下麦卡勒姆所说的将两种自由看作是“做……的自由”与“摆脱……的自由”这样的错误,他们关于两种自由的区分乃是建立在不同基础之上的。

λψ其次,这种三要素说/三位一体关系说不但不能取消伯林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所做的实质性区分,而且试图为自由这样的“本质上存在争议”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概念提供一种中立的、“去价值化”的公式是否可能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λζ所以有评论者指出,麦卡勒姆的分析“事实上为我们提供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定义,而仅仅是对一个关于自由的句子结构的说明”。

λ{这个公式是有待填空的(包含三个变量)的事实本身恰恰说明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自由概念。

本文后面部分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确实存在着多种不可公度的自由类型,即使它们在表面上能够贴上同一张标签、纳入同一种公式,也仍然掩盖不了它们之间的深刻分歧。

更何况麦卡勒姆的公式其实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自由观念/类型(比如自主和政治参与意义上的积极自由),当三要素中只存在两种的时候完全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由关系。

λ|再次,正如我们后面将要分析的,X、Y、Z这三个要素之间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同生共变的,而不是割裂的、分离的。

比如,关于“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的区分(Y)就取决于“自我”(X)的界定;而行动者打算或可能采取的行动(Z)的性质也将影响对约束(Y)的看法。

因此,很难对它们各自做静态的分析;进一步说,关于三个要素的争论并不能取代关于自由本身的争论。

当然,三位一体说也确实为消极自由与积极学海2008.1自由之间的区分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的分析框架,也就是说,两种自由从行动者、约束性条件以及行动者的行动或状态这三个方面可以得到更为明晰的对照。

同时,这个框架也为两种自由各自内部的进一步划分以及对自由概念本身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依据或者说起点。

因此,对于麦卡勒姆三位一体的自由概念与伯林的两种自由以及下文将要介绍的多种自由类型划分之间的关系,最为恰当的解释或许就是:“尽管只存在一种自由概念(concept)———一种能够为争论各方所接受的价值中立的定义,但这种单一的自由概念却可能存在多种观念(concep2 tions,也就是对定义的解释———引者注),所有这些观念都具有价值导向”。

λ}尼尔森在最近的一篇论文 λ∼中通过对各种积极自由观的分析试图进一步强化麦卡勒姆的论题,强调所有的自由概念都“万变不离其宗”,最后都可以归结为“消极自由”。

然而,他犯了与麦卡勒姆同样的错误,过于拘泥自由的形式定义,认为所有的自由观都可以“以消极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消极自由”,不存在任何可以理解的、无法通约为“消极自由”的积极自由观念; µυ但是,他在承认这些“消极自由”并不可以等而视之的同时,却又主张取消积极自由的概念。

事实上,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纯粹的消极自由(免于干涉、约束、妨碍的自由)是一切自由观的基本构成性要素,任何自由观都必须以此为起点;但是,这种自由观又不是自足的,不能穷尽我们对自由的所有理解———像自由这样的概念是无法与关于人生、美好生活以及其他相关的预设脱钩的。

µϖ因此,试图以一种单一的概念或观念来取消其他对自由的理解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种自由观念抑或更多?与上述将自由划归为一的做法不同的是,更多的学者则试图解析出更多类型的、不可通约的、有必要加以区分的自由观念。

就在伯林发表他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讲之后不久,自由主义的思想巨擘哈耶克与共和主义的著名哲学家阿伦特几乎在同一年(1960年)提出了他们各自对自由的看法。

哈耶克在其名著《自由秩序原理》中辨析了这样几种自由概念:(1)“原始意义上的自由”,即不受制于他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这样一种状态,亦可称为“个人自由”、“人身自由”。

这种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

(2)“政治自由”,即“人们对选择自己的政府、对立法过程以及对行政控制的参与”。

(3)“内在的”、“形上的”或“主观的”自由: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行动受其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受其理性或持恒的信念所引导,而非为一时的冲动或情势所驱使”。

(4)“能力或力量上的自由观”,即“做我想做的事情的实质能力”。

µω阿伦特在“自由与政治” µξ一文中提出了西方思想史上这样三种自由观:作为古希腊和古罗马“城市国家和公民权的核心”的政治自由、包括古代晚期的内在自由和基督教的意志自由的非政治的自由,以及“潜在地独立于政治的”、认为“自由开始于政治终结的地方”的、自由主义的、“伪”政治的自由。

三十年后,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戴维・米勒在他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所编选的《自由读本》的导言中对西方的自由传统做了梳理,他指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三种具有“家族相似”的自由传统:共和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传统和唯心主义(ideal2 ist)传统。

按照他的分析,共和主义传统在定义自由时,将它与一套固定的政治安排相勾连,“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一个自由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所谓自由的政治共同体就是自治的政治共同体”。

µψ这种自由观并不意味着直接民主,而只是要求公民在政府中发挥积极作用,使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