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城市文化的知识重构
城市文化品牌设计中非遗的价值认知与重构
城市文化品牌设计中非遗的价值认知与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保护文化遗产也有助于经济发展，在我国很多领域中，已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门专业课程来研究。
将文化遗产纳入到城市文化品牌的设计与塑造中，不仅有利于丰富城市的文化风貌，也可以为城市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推动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
因此，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开展深入探究，使其能够在城市文化品牌设计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类群体、组织或个人作为文化遗产的各种表现形式、知识技能、手工艺品、文化场所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文化背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此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及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为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上述定义可知，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加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首先要让继承人能够通过主体的演进，对相关能力进行主观认识，并将其转换为自身能力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传承和发展。
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一个文化觉醒的过程。
打造城市文化品牌需要人们的普遍接受，而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帮助人们形成集体认同感，并增强凝聚力。
因此，有必要深入认识和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打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发展城市文化品牌[1]。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一）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规定，应对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人文、历史、艺术、科学等领域）进行全方位保护。
由此可知，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衡量准则是历史价值、人文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上述四个角度的价值来自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工作角度，换句话说，这也是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根据。
城市文化的危机与重构
二、 城 市 文 化 危机
城 市文化之中所 呈现出来 的个 性是与生俱来 的 ，由于 人们生活的地理 、 自然环境 、 气候 、 历史 、 政治及经济发展 等 各方面存 在差异 ， 再加之 最初 的交通不 便 、 信息 的不 流通 ，
面临严峻挑战。 第五 ， 城市精神文化衰落 。 外来文化的影响 ， 消弱 了对我 国优 秀文化 的理解 、 继承和传播 ； 人们对物质利 益 的追求 ， 使更多 的人忽视 了 自身文化修养 的提 升 ， 思想 变
市 出现 了建 设 失 调 、 城 市精 神 文 化 衰 落 、 环 境 恶 化 等 严 重 的城 市文 化 危 机 。 这 就要 求我 们 要 按 照 城 市发展 的 内在 要 求 和 市 民
的愿望需求， 从 个性 化 、 理性化、 人 本 化 三 个 方 面加 强城 市文 化 的 建 设 。
质， 而人的类特性恰 恰就是 自由的 自觉的活动 ” 。人不 同于
动物 ， 人不再简单地受 自然本能的支配 ， 人能 同时按照其他 物种 的尺度 和 自己内在 的尺度进行 生产 和创 造。正 因为如
此， 人才能在 自己的活动 中创造 出不 同于外在 自然 的“ 人化
自然” 或“ 第 二 自然 ” 。而这种 “ 人 化 自然 ” 就是我们 说 的文
城市文化 的危机 与重构
孙 伟 民
（ 大 同大 学 大 同师 范分校 ，山西 大 同 ０ ３ ７ ０ ０ ０ ）
摘 要： 城 市 文 化 体现 了城 市的 个 性 ， 承 载 和 传 递 了城 市 的 信 息 ， 体 现 着 城 市 的竞 争 力 。 在 我 国的 城 市 化进 程 中 ， 许 多城
“全球在地化”语境下新闻传播的交互立体化及重构机制研究
“全球在地化”语境下新闻传播的交互立体化及重构机制研究新闻是指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
新闻定义中的传播主要指“大众传播”，即职业传播者通过某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向大众人群传递信息的活动。
随着“全球在地化”的深入和互联网文化的进驻，中国的传媒发展已与世界接轨，新闻传播已经发展到从最初的整体、宏大、秩序进入到个体、碎片、张扬的微媒体后福特主义阶段，个体意义上的事件性和参与性已经成为微时代的显著特质。
当微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展现出积极生长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亚文化趣味的征引和消极的时代症候，这些都给传媒工作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笔者在本研究中试图通过微媒体和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特质及关联性，探讨微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交互立体化发展规律以及重构机制。
1.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影响及显性特质在人类信息传播的发展历程中，新闻传播以权威性、时效性、真实性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性始终占据着传媒的高地。
新闻传播的载体和途径从广义上分有两种方式，传统媒体和微媒体传播。
传统媒体是相对于近几年兴起的互联网媒体而言的，即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的文艺样式。
即使在微时代得以正式具名的维度下，传统媒体新闻传播仍然在信息内容生产、深度专业化报道、资源配置、机构规模、行业主导权及权威性等方面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和鲜明的特点。
强大的新闻信息内容生产能力以及高质量、标准化的专业制作团队国外一项名为《在线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表明，选取数百万博客和社会微媒体网站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80%以上的链接都以传统媒体机构为信息源。
实则是说当今炙手可热的微媒体传播平台内容的生产能力还是有限。
由于中国的媒体机制形态，这种现象在中国体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的传统新闻媒体机构有着庞大的规模、优秀业务能力的记者和采编人员、一定区域内最专业顶级的制作设备，这些配置都决定了传统媒体在新闻制作发布领域的高质量、高标准以及无法撼动的资源优势。
高水准新闻信息内容的深度挖掘和提升能力相对于时下微媒体为受众提供的“信息快餐”，传统媒体固有的资源厚度在全面调查、深度挖掘、后续跟进等方面具有其后发优势的显著特点。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意见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决策部署，积极应对互联网快速发展给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现就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二）工作原则——以人为本，全民共享。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数字化为了人民，文化数字化成果由人民共享。
——供给发力，激活资源。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存量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
——科技支撑，创新驱动。
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集成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指导，制定实施方案，分解年度重点任务，以重点工程为牵引，稳步推进。
——中央主导，地方主责。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层面统一规划、领导，地方分级实施。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三）主要目标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基本贯通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基本完成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优秀创新成果享誉海内外。
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的共生与冲突《边城》的历史观察
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的共生与冲突《边城》的历史观察《边城》是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通过讲述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展现了时代变迁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共生与冲突。
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对《边城》中的历史观察进行探讨。
一、农村社会与城市现代化之间的冲突《边城》的故事发生在农村社会中，而在这个小村庄中，城市现代化的冲击开始显露出来。
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逐渐面临崩溃，城市文化开始渗透进村庄，带来了新的思潮和价值观念。
这种冲突在小说中具体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比如教师校长古典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村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二、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共生尽管农村社会与城市现代化之间存在冲突，但是《边城》也展现了文化传承与现代化之间的一种共生现象。
在小说中，传统的文化传承通过祖辈们对于土地、信仰、婚姻等方面的传统习俗得以延续。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教育的推进，村庄中的孩子们也接受了新的知识，开始用现代的眼光看待世界。
这样的共生现象让整个小村庄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继续存在。
三、时代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边城》中的人物面对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男主角严文庄为例，他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开始对村庄中的一些传统观念提出疑问，并积极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种个人命运的改变是时代进步的体现，也是历史观察的重要方面。
四、文化传承的不断转化与重构《边城》展现了文化传承的不断转化与重构过程。
小说中的村落不仅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冲击。
这种转化和重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经时间演变的过程。
通过对主人公严文庄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经历的描写，小说探索了文化传承的新思路和新出路。
五、人物形象的驳杂性与时代冲突的多维性《边城》中的人物形象十分丰富多样，个体之间存在着各自独特的命运和价值观念。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反映了时代冲突的多维性。
无论是古典思想的教师，还是关注土地和传统的农民，都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城市文化精神和城市品牌特色在现代发展中的重构——以济南为个案
物， 表现于市民的１ ３ 常行为习惯之中； 另一方面外 鲁之 间， 近古 以来 又是 齐 鲁大 地 的首府 ， 齐文化 与
化 于城市 的建 筑 、 道 、 梁 、 塑 、 街 桥 雕 文学 艺术 等 ，
鲁 文化 的优 势互 补 与兼 容 并 蓄滋养 了济 南 的古 文
并 得 以记 录 、 存 与传 承 。 保 当今 社会 ， 城市 之 间 的 化 。 然而， 据历史 记 载 ， 春秋 战 国时期 ， 南一 根 在 济 竞 争业 已演 变 成 为 城 市文 化 软 实力 的竞 争。 由此 直 以来 是 作 为齐 国 的一 个 重 要城 市 而 存 在 的 ， 它 可见 ， 城 市 的总体 建 设 和发展 中， 在 保存 且营造 城 虽 然 因地 处 鲁 中地 区 ， 受 儒 家思 想 的熏染 ， 由 颇 更
部分。 市文化 精神 和城市品牌特 色如 何在 发展中实现重构， 城 一直是 广大政 府官员、 学者教授 以及千千ｚＴ＋城 ｒｙ
市人所共同关注的事实。 在调研 中， 以泉城 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为个案， 通过调查 问卷 、 数据分析、 资料查找等
方式探寻城市文化精神与城市品牌特 色在增强城市综合实力中的意义。 关键词： 城市； 文化 精神； 品牌特 色； 重构 ； 济南
济 南最 早 的诗 篇 。 文化 和鲁 文化 是 山东 最 主 要 齐 对 城 市 文化 精 神 的梳 理 可 以分 为 两个 方 面 ： 一方 的两 种 文 化 质 素 ， 们 在 中国文 化 和 文 明发 展 史 它 面是存 在 于城市 市 民思想 、 观念 、 心理 中的精 神产 上都 占有重要的地位。 济南在先秦时代地处齐 、
中图 分类 号 ： ２ Ｇ１ ７ 文 献标 识码 ： Ａ 文章 编 号 ：６ ３ ４ ７ （ ０ ９ ０ — ０ ７ ０ １ ７ — ２ ０ ２ ０ ） ６ ０ １— ７
澳门城市文化生态失衡与重构
澳門城市文化生態失衡與重構作者：秦斌来源：《澳门月刊》2012年第10期在中國的文化版圖中，澳門是一個極容易被忽略，卻又是不應該被繞過去的存在。
澳門，一個開埠四百多年的中國嶺南港口，幾百年來中西合璧的匯通與交融，形成其獨特的歷史人文特色，厚重的文化底蘊透著南歐海洋文化與嶺南文化的深厚淵源。
幾個世紀來，澳門對嶺南文化的堅守，連結著中國人的文化身份認同。
但是，這種情況的存在並不排斥西方的文明，中西文化能夠在這裡珠聯璧合，形成非常奇特的城市文化生態，文化生態是“活態”的文化，涉及社會秩序、道德、信任、社會預期的相互關係，是社會結構的直觀展現。
然而，令人擔心的是，隨著經濟的極度飆升，城市現代化的飛快轉型，這種文化生態正遭到破壞，甚至有失衡的風險。
一、澳門城市文化生態失衡城市是由眾多子系統結合在一起的複雜結構，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
其維繫和發展有賴於三個基本的系統，即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
政治系統提供一個城市的基本脈絡結構和制度框架，以及相應的規則、秩序，以保證社會的穩定與正常有效的運行；經濟系統提供市民賴以生存、發展的物質文明與物質成果；文化系統則提供維繫社會共同的價值觀、道德風尚、法律法規以及藝術景觀等（單霽翔）。
在城市這個複雜體系的諸多要素中，文化是核心資源。
所謂核心資源，關鍵是城市的文化特徵、文化內核，城市的誠信度和綜合素質。
文化對城市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內斂的而不是張揚的，是持久的而不是短暫的。
祇有文化能夠真正展示城市的價值品位和可貴的風尚，也祇有文化能夠成為一座城市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源泉。
文化生態是指由社會環境決定的民眾的心理狀態，其核心為社會公理，對維護社會穩定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澳門一直是一個寧靜的海濱小城，生活悠閒、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助人為樂、車讓行人、積德行善，一些東方核心道德觀一直被認為是值得稱頌和提倡的傳統美德，是社會整體道德素質水平的一個風向標。
城市个性中文化、历史与环境的承续与创新
城市个性中文化、历史与环境的承续与创新 ——结合常州谈城市个性的培育李小兰 邵 璐一、城市个性的主要表现特征个性寓于共性之中。
就城市整体来看，城市个性的含义是广泛的，可以是人文的、历史的、地理的，也可以是建筑的、城市格局的、民风民俗的，但具体到某一城市的个性，只能是以上某个或几个方面的侧重表现。
本文仅从文化、历史和环境的视角，针对常州实际，浅谈城市个性的培育：1、文化是城市个性的灵魂城市的文化孕育了城市个性，城市个性蕴涵着人及社会的内在素质，每一个城市的个性都表征了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宝库的财富。
城市个性要继续、发展和丰富，也需要从城市文化中吸取营养，通过并列、对比、交错、渗透等多种手段进行继承、扬弃和重构，以达到在继承中创造的目的，实现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心理期望，给城市中的市民带来乡土感、领域感、归属感、认同感和繁荣感。
2、历史是城市个性的基础城市的个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积累、积淀和更新的表现，城市的个性与城市的经历密不可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缓慢演变发展而形成的。
历史性是城市个性最基本的特征。
鲜明而富有个性、深厚而富有活力、历史继承与时代特色相互交融的城市个性，往往超越一个城市的时空界限，使之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3、环境是城市个性的表征城市个性的外在表现即城市整体环境及城市形象，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历史遗存、城市格局、空间形态、视觉特征、城市景观、建筑风格、生活风貌、风俗风情、乡土语言等方面。
城市个性应是在这几个方面的整合中，相对突出某几项与众不同的个性要素而构成城市个性。
二、常州古今城市个性沿革历史上常州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城市，自开郡之祖、儒学先驱季札开始，常州就以自己特有的文化底蕴，经过交汇、碰撞、涵容，形成了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人文精神。
近现代以来，更是涌现出像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爱国七君子”中的李公朴、史良，著名革命先烈董亦湘等一批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展现出常州新的时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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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城市文化的知识重构2008-8-7 阅读2892次本站网友烛光发表【字体：大中小】上一篇<<>>下一篇编者按文明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力量，也是公众拥有的共同社会财富。
深圳这片创新热土在信息化时代大步前进时，本地主导通信运营商——深圳移动积极主动地助推城市信息化建设，其全面完善的服务覆盖了政府管理、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力求为城市文明进步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成为素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深圳企业又一全新标杆。
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一企业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过去的千年之交之际，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城市学家展开了一场思想论战。
考察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构造，城市始终是文化创造、技术创造、物质文明建设的源泉。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特殊社会体系的城市似乎遇到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相关进程带来的挑战。
那种通过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聚集起来，建立进行合作的交流渠道和体系，在差异中协同合作，在竞争中产生动态稳定，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城市体系正面临瓦解。
作为社会组织和文化表达的特殊形式、物质上根植于空间上的集中的人类居住区域的城市，在这个新的技术环境里变得陈旧过时了。
虽然过去多年，但是当时提出的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现实性和深刻性。
城市衰亡和新文明形态诞生这次思想论战被认为是一场关乎人类文明的现状与前景的论战。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就此提出了信息化时代城市文化的危机问题：就在我们进入一个城市／都市为主的世界时，我们是否正走向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城市的消失？是否恰恰因为都市居住区遍及各处，城市文化才走向了终结？是否虚拟社区和电子通讯（包括快速交通系统）正在代替城市社区？空间集中和分散会有怎样的不同模式？在功能、形式及意义的形成过程中，空间局部性和跨地域的虚拟性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可以说，对曼纽尔·卡斯特尔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今天要建设深圳文明城市的理论前提，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深圳文明城市的认知就远远不能够应付信息化和全球化对新城市建设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作为信息化力量的巨大推动者之一的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最近所举行的“Ｅ动深圳，助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八项行动”，在我看来，其行动背后的理念恰恰在于，城市面对信息化和全球化两股力量合流的巨大冲击，旧的城市文化类型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的城市文化类型正在逐步展开，这种新的城市文化类型所浮现的恰恰是这个时代所具有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如何把握这种新的文明形态的知识构造，是我们当下建设深圳文明城市的思想前提。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城市化的急剧扩张过程，时间和空间上的迅速流变，欧洲城市化历史进程所形成的知识框架已经难以应对这种变化，这使得我们正处于探索这个新文明形态的核心过程中。
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就是对这种世界文明新形态的探索过程。
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Ｅ动深圳，助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八项行动”的理念构造，就可能会更深刻理解这一行动所包含的对城市文化价值的重新塑造及其所实践着的一种新文明的理论展开。
城市文化的知识重构这个由信息化和全球化推动的城市时代，要求我们对城市文化的知识结构进行彻底的重构。
这种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被称为信息社会或者说工业化后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什么呢？美国学者丹尼·贝尔在《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在较窄的、技术的意义上，工业化后社会的主要问题将是一个合适的“基础结构”的生成，以便于为发展数字信息技术的电脑通讯(ｃｏｍｐ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网络把工业化后社会联接成一体。
社会的第一类基础结构是交通运输—道路、运河、铁路、空运—为着输送人和货物。
第二类基础结构是动力设施—输油管、煤气、电力—为着传递动能。
第三类基础结构是电信，基本上包括声音电话、广播和电视。
但是，随着现在电脑与资料终端的激增和计算以及信息储存费用的锐减，关于把多种方式的信息连接起来串通全国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问题。
丹尼·贝尔预测出了工业化后社会的十一个新的特征，它提供了我们重构信息化时代城市文化知识结构的理论框架。
从城市文化重构的知识学角度，我们认为可能最重要的是如下特征：信息化时代呼唤城市理论新体系工业化后社会使得理论知识处于整个社会知识的中心地位。
贝尔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是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上，但只有现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理论知识的整理和材料科学变成技术创新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关于城市理论的知识研究将是我们对城市文化进行知识重构的前提条件。
曼纽尔·卡斯特尔指出，２０世纪的城市研究领域在知识上主要以两大重要争论为其主要标志，第一次辩论起源于伊比尼泽·豪伍德这样的城市规划专家们和刘易斯·芒福德这样的美国社会批评家。
他们都试图将肯定的城市视为文化中心，邻区是适于居住的可持续的地区，面临着不平衡的、市场驱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或者说，城市和邻区应着眼于因其使用价值而建，而不是沦为市场价值。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城市社会学为中心的芝加哥学派（ＰａｒｋＢｕｒｇｅｓｓ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Ｗｉｒｔｈ）开创的传统阐述了城市研究的第二个主题，强调城市社会的社会整合。
这两个传统在２０世纪后半个世纪中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相信都市发展给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好处的人会抨击传统的城市主义，反而希望通过技术与社会工程联合起来解决城市问题。
批判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整合式方式的批评家强调城市社会运动和竞争性政治作为形成城市的内在力量所发挥的作用。
这种争论和批判产生了大量的城市研究，并且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仅次于经济学，对城市公共决策产生了实际影响。
进入２１世纪信息化时代，起源于２０世纪的知识争论已经难以回答新的城市问题。
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信息化时代的城市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信息与通讯及时所带来的城市及城市空间的转型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地方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问题。
另外两个问题和政策争论直接相关，一是关于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一是关于特殊社会里城市的生存问题。
这要求我们思考在这个全球化、碎片化和个体化的时代里，对城市进行社会整合。
也就是说在这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完全的城市化的世界，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全世界将有５０％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能和自然和谐相处？城市作为２１世纪人类居住区的主要形式，我们彼此能否在有差异的但却相互交流的地方社会中共同生活？２０世纪早期的城市知识争论，例如花园城市的概念，人文主义环境论的城市形式，芝加哥学派对平衡的城市生态的关心，对存在差异的文化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关心，毫无疑问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但是，信息化时代城市的发展要求我们对２１世纪的技术与文化之间的结合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以此提出新的城市理论体系。
信息是驱动城市转型的力量通过新的智能技术的产生和运用，去获取有关经济和工程的(如果说不是社会的)问题的更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
如何利用新的智能技术以应对新城市管理问题，降低城市管理成本，毫无疑问是我们建设深圳文明城市的应有之义。
在新的时期，城市管理者和市民之间的互动将是城市决策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前提，这次“八项行动”中的“城市管理市民互动项目”无疑是这一制度建设的重要探索。
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流动人口由于流动速度太快而无法得到实时更新，因此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成为深圳市政府社会管理“第一大难题”。
这次“八项行动”之“出租屋综合管理项目”，就是通过利用无线传输技术通过ＰＤＡ终端，让出租屋巡检人员随时随地进行出租屋、屋主、租户等信息的采集、查阅、核对及巡检结果的实时提交工作。
通过租赁通系统的应用，高效地摸清流动人口的信息底数。
另外，在政府行政效能提升工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方面，利用计算机网络等信息化手段建立专门用来监察各行政部门行政审批实施情况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
行政审批业务监察系统通过深圳市城市政务专网，与分散在全市的各个行政部门审批业务系统连接，从中采集每一事项审批中从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到办结的有关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利用软件设计的方法在监察中心的显示屏上再现各个事项审批过程；通过实时短信提示各环节相关人员的方法，提供实时监察、预警纠错、绩效评估和信息服务等各种监察业务功能。
这种新智能技术的采用，不仅大大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而且更方便快捷地提供给市民最有效的公共服务。
信息化推动城市管治模式创新作为政治单位的场所的变化。
丹尼·贝尔指出，大多数社会学分析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或地位上，即以上下优劣关系形式存在的社会水平向单元。
然而在工业化后部分，很可能场所－一系列垂直方向次序－将是更重要的政治联系的地方。
贝尔提出了工业化后秩序的可能的四种功能的场所－科学的、技术的(即应用技能：工程学、经济学和医学)、行政管理的和文化的，和五种体制场所－经济企业、政府机构、大学和研究复合体、社会复合体(如医院和社会服务中心)以及军事部门。
他指出未来主要的利益冲突将发生在场所团体之间，对这些场所的依属或许强固到足以防止新的专业团体组织成一个始终一贯的社会阶级。
这种政治单位的场所变化，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基于传统城市单位结构的城市管治模式需要深刻的转变。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政治民主化的一块重要试验田，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信息化时代作为城市政治单位的场所变化，我们就难以适应城市政治民主化的内在要求。
“八项行动”推出“市民邮箱”：由政府为市民打造的一套整合各类政务、民生信息，为企业、公众提供统一服务的邮件系统。
该邮箱通过与市民个人信息绑定（采用身份证号码＠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ｏｖ．ｃｎ格式），将政务、公告、通知；企业登记认证、办事信息上报、办事结果告知；市民个税、教育、计生信息，水煤电等账单信息直接推送邮箱，为市民、企业提供一个综合、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为政府打造一个直达基础民众的宣传渠道。
“市民邮箱”看起来是一种技术手段，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基于对信息化时代城市政治单位的场所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理解。
从竞争战略走向合作战略丹尼·贝尔指出，信息本性上是一种集体的而非私有的物品(财产)。
在出售一件件物品时，生产者之间“竞争”战略受到赞许，它防止企业变得懒散或垄断，然而就对知识的最佳社会投资而言，我们必须遵循“合作”战略，以便增进知识在社会中的推广应用。
这个有关信息的新问题对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提出了一个最令人激奋的挑战，它既涉及工业化后社会中的理论，也涉及政策。
丹尼·贝尔指出，工业化后转换没有提供“答案”。
它只是设置了一些新的承诺和新的力量、新的局限和新的问题。
所不同的是，所有这些现在就其规模而言，在世界史上是不曾被想象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