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读书笔记大合集

迷迷糊糊的看完了美国学者史华兹研究严复思想的巨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可能是囫囵吞枣的缘故罢，对整本书不是很理解。

也因为这样，我想这篇文章是不能写成正统论文或者读后感的形式的，那样只会是对经典的一种亵渎，对中国近代思想大师严复的一种不敬吧。

然而，既然认真看过这本书了，不谈什么真知灼见或者一家之言，最起码也要留下来一些只言片语，用文字向作者史华兹，思想家严复致敬，重新审视一个世纪前的社会与思想。

看这本书的时候，依旧能够忆起初识严复的情景。

那时候，在我眼里，严复只是留存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不甚耀眼，甚至有些黯淡的人物。

对他有多了解呢？也许仅限于教科书上那些所谓的不甚重要的东西：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力主复法的维新家，翻译传播了许多西学著作和思想，为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最为人津津乐道，铭记于心的便是那一部《天演论》，以及他所阐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

然而，对他的全部认识便仅限于此。

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思想也渐渐在时光河流的冲刷下，褪去了光辉的颜色，于现代社会中渐行渐远，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

然而，当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需要重新问自己，到底对严复了解多少？这本书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看那个时代的话，是根本无法理解严复当时所遭遇的内心苦闷，痛苦挣扎，无声呐喊，以及现实与理想格格不入的境况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努力探寻西方富强根源之后，严复向整个中国的学界和历史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世宣言。

他愿拯黎民于水火，扬中华于列国，使国家富强，民智开化，万物繁荣，社会昌盛。

他立足于尚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这一纬度上，抓住欧洲文化经典作品中表述的“集体力量”这一要害。

他坚定地认为“集体力量”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历程。

同时欧洲富强秘密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也渐渐在严复的眼前明晰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走出落后状况所必不可少的。

一方面是充分发掘人的全部能量，另一方面是培养那种将个人能量引向为集体利益而服务的大众精神。

然而，对于近代中国，他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带入中国，并使其生根发芽，从而带来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强烈地震，其威力持续了几十年，久久不能平息，足可见其对中国文人的巨大影响。

或许是那个时代的水深火热点亮了这最璀璨的思维火花，渐而形成燎原之势，而严复正是那个划火柴的人，也许那一刻花费了他巨大的气力，但是他义无反顾，冀望这文明的火花照耀整个中华大地，为黑暗中的人们指引前行的道路，引领中国的富强之路。

正如严复所希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两个方面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其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所认同的社会道德目标。

正如史华兹所说，传统中国文化缺乏民族认同意识，而仅有文化认同意识，即认同某种普遍主义的道德与价值观。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保教”比保国更为重要。

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十九世纪中叶面临西方威胁时表现出巨大的惰性，而未能像日本那样生气勃勃地寻求富强之道，原因即在于此。

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中国士大夫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实体”。

其二，根据史华兹的解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界所追求的社会的道德目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即被史华兹称作的“欧洲文明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

该精神的核心是强调提升人的能力，崇尚“争”的哲学，褒扬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及崇尚权力的扩张。

严复介绍达尔文主义的主要用意即是用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警示国人，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而变法图存，实现富强，拯救国家。

他通过进化论理论，将几十年来的中西之争转变为古今之争、落后与进步之争。

他和他的同代人完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转折：第一，他们成功地冲破了传统文化的范式，使传统儒学丧失了行动指南的意义；第二，他们在热情拥抱近代西方文明模式后又目睹这一文明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表达了对这一模式的幻灭。

当然，在这位伟人的一生中，也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苦闷不平。

他推崇改良主义，维新变法，却极力反对孙文等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然而革命却成功了；他推崇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文明模式，但是一战的风云惨烈却使他陷入对欧洲先进思想和这种模式的怀疑及梦想破灭当中；他主张将西学与儒家思想有效的结合，从而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富强，政治清明的道路，然而正是他所阐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冲破了传统文化的范式，使传统儒学丧失了行动指南的意义。

或许他的思想中存在着错误与矛盾，但这丝毫不影响严复为国家富强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丝毫不影响“伟大”这个词作为其辉煌人生的注脚。

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姿态，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让我想起了诸葛孔明的那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为后人，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他当做历史来看待，而应该学习他的高尚风骨，以及对国家人民勇于承担的决心！读完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受益颇多，感到有必要写一些自己对此书的点滴见解。

研究<?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史华兹先生的学者很多，对史华兹先生这部代表作的文章也不下几十篇，本文仅是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史华兹先生是当今西方公认的汉学权威，他著述丰富，其著作和文章涉及传统中国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当代中国政治等多方面。

他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问世四十多年来，不仅是西方人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政治的必读书，也对中国内地和港台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部书正如史华兹先生自己所言，这部书并不是寻常的人物传记，他是从严复思想的研究入手，探索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原因、性质、特征，阐释了近代化的转型中，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与传统思想文化以及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关系，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整体分析思路，并且展示了他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理论框架，这恐怕也是史华兹先生此书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的重要原因。

史华兹先生对严复人生不同阶段和几部代表性的译著作了深刻的分析，涉及面广，史华兹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基本“范式”，即以寻求国家富强为目标，以自由民主为手段的思维架构，本文不欲对此书做全面的评析，仅对史华兹先生提出的这种观点表达笔者对史华兹先生此观点的看法。

史华兹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所认同的社会道德目标和社会文化理想。

并且传统的中国文化缺乏民族认同意识，而仅有文化认同意识，即认同某种普遍主义的道德与价值观。

中国士大夫阶层在19世纪中叶面临西方威胁时反应迟缓，而未能像日本那样生气勃勃地寻求富强之路，即在于民族认同意识的缺失。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使中国士大夫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实体”。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产生了关键的作用。

不仅如此，史华兹还认为“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 即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 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 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 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

因此, 应该在思想和价值的领域里去寻找。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9页) “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 这些能力可以说是通过驾御文明的利己来加强的, 自由、平等、民主创造了使文明的利己得以实现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的体、智、德的潜在能力将得到充分的展现。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5页) 在西方, 竞争过程不受约束地进行。

西方思想文化的关键在于对竞争的推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传入中国后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界所追求的社会的道德目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欧洲文明的普罗米休斯一浮士德精神”，此精神的核心是自由民主理念，而自由民主理念的根本则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即个人主义精神。

个人主义这一深层价值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浮面秩序，即个人价值是目的，国家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和手段。

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范式则是相反，自由与民主仅仅是提升个人能量、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换句话说，民族国家是目的，个人是手段。

这条由“利己主义, 和“利他主文一相结合面增进社会有机体最高利益的道路, 使严复找到了通过个人发展达到国家富强的思想武器，不过在他看来, 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 不过是对个人才能的解放, 国家的富强才是运用这种才能的进一步目标。

自由与口家富强相比, 不过是从属的、工具性的东西。

严复投有把自由看成优于国家富强的最高价值, 这说明他毕竟不是英国式的自由主文者。

史华兹认为，正是这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歪曲”预示着后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历史意识的正确结构来说，社会的浮面秩序和表层变革是由深层的价值理念决定的。

而史华兹提出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思想范式恰恰是追求社会表层的变革却遮掩了人们重构深层价值的视线。

史华兹认为这种结构性的颠倒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渴求与他们寻求国家富强的欲望之间的内在冲突。

同时结构性的颠倒也使中国人在追寻在富强目标的道路上，如果遇到比自由主义更为有效的捷径，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就完全可能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另谋他途。

“五四”之后，中国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便是如此。

但笔者必须指出史华兹先生仅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他们寻求国家富强的愿望之间的内在冲突的学理性一面，而尚未真正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局面，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知识分子的使命。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合肥此言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最恰当的概括。

中国知识界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范式，甲午之战惨败于素来鄙弃的日本，这一事件给中国官员士人以极大的刺激，维新运动由此而兴，开始加速从西方寻求富强之道。

在维新运动及其以后的整个近代中国，对中国人精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进化论思想。

严复的《天演论》发表以后，对深处严重的民族危机的中国人以极大的警醒，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

“天择者, 存其宜种也, 意谓民物于世, 樊然并生, 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 然与接为构, 民民物物, 各争有以自存, 其始也种与种争, 群与群争, 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