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斯特朗眼中的八路军
美国女记者眼中的中国革命、俄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历史上有过各式各样的革命，各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但是，中国的红军运动多少算是完全新的现象。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短裤党在巴黎的路障后面挥舞自由的红帽子；
美国革命是严肃的民兵从树丛后面印第安人埋伏的地方放土枪；
俄国革命是吵吵嚷嚷的大胡子工人攻打克里姆林宫，
那么中国革命就是一个年轻枪手，足登草鞋，越过省又一省，流动作战，他们除了手中缴获的枪，肩上没收来的米。
头脑里的一股新思想，心头的一首新歌，被太阳晒黑了的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上，挂着真挚的憨笑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1885年出生在美国。
她当过记者、特约编辑，一生中写了30多部著作。
斯特朗一生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她曾在前苏联居住近30年，其间，先后访问过西班牙、中国、墨西哥、波兰等国，满怀热情地报道了那里人民的革命斗争。
从1925年第1次访华到1970年在北京逝世，她共访问中国6次，并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时间。
斯特朗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她总是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成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
斯特朗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正值大革命时期。
她说，吸引她的不是“异国圣地文明和古代宫殿”，也不是这里的“珠宝和丝织品”，而是这里的激情，即革命的风暴。
两年后，中国的大革命受到残酷镇压，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斯特朗又一次风尘仆仆地赶到中国。
她满怀悲愤地写下《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向全世界报道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叛卖和镇压。
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斯特朗就来到中国。
她跋山涉水，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访问，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
她根据这些采访纪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不仅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人民战争，而且向全世界人民预告：中国抗战必胜！斯特朗还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
她在美国各大报纸上用有力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罪行，如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
抗战胜利后，斯特朗第5次来到中国。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她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毛泽东主席通过她向世界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通过采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的领袖，斯特朗认识到，他们是些“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她表示：“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1958年，经过10年的努力，斯特朗终于在美国得到旅居中国的护照。
双减分层作业 16、朱德的扁担 二年级上语文(含答案)
双减分层作业 16、朱德的扁担二年级上语文（含答案）A类基础性必做题一、我会认真书写。
革命领袖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甘共苦。
二、在语句中看拼音写字词。
1、朱德同志带领duù wǔ（）到井冈山，跟máo zé dōng（）同志带领的队伍huì shī（）了。
2、井冈山上shēng chǎn（）的liáng shi（）不多，常常要chōu chū（）一些人到山下宁冈的茅坪去挑粮。
3、从井冈山到茅坪，lái huí（）有五六十里，shān gāo（）路陡，fēi cháng（）难走。
4、白天挑粮pá shān（），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dǎ zhàng （）。
三、给加点的字选择正确的音节。
朱．砂(zhū zū)润泽．(zé dé)敬．爱(jìnɡ jènɡ )争．着( zhēnɡ zhōnɡ ) 不料．(lào liào) 陡．峭( dǒu bǒu )敌．人(dí rén) 心疼．(ténɡtónɡ) 红军．(jǖn jūn)四、给加点的多音字选择正确的读音画“√”。
1、我的同学要转学了，我很难．（nán nàn ）过。
2、这场灾难．（nán nàn ），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回忆。
3、作为男子汉，要有担．（dàn dān ）当。
4、这个任务的重担．（dàn dān ）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5、他穿着草鞋，戴着斗．（dǒu dòu）笠，挑起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
6、为了祖国强盛而努力奋斗．（dǒu dòu）。
五、辨字组词。
扁（）志（）战（）伍（）利（）篇（）至（）站（）语（）师（）六、我会给字加偏旁组新字，再组词。
士( )( ) 五( )( )车( )( )元( )( ) 旦( )( )工( )( )七、写出加点词的近义词。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作者：暂无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5年第16期萨苏前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全面抗战就此开始。
当时，国际舆论几乎无人看好这个分裂、贫穷的古老农业国可以对抗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日本。
但是，中国竟然在这场战争中坚韧地苦战下来，引来了世界的震惊。
为了解读这个神秘的东方战场，从1937年到1944年，福尔曼等一批外国记者多次来到中国，针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广泛的采访。
他们的报道对于让世界了解抗战中的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盟军记者曾经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成为记录那段历史的珍贵载体。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经过努力发掘，人们发现，这些照片中，在抗战中发表的只是少数。
大部分照片被福尔曼等带回本国，在国外发表或保存，而不为中国人所知，数量达数千张之多。
2014年，我国学者在努力之下，从欧美等相关部门获得了这批照片，使其重见天日。
在这次发现的照片中，包含了若干美国战地记者拍摄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照片约800张，其中真实地体现了八路军与日军的殊死搏斗，以及根据地建设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等珍贵历史场面。
这些盟国记者因此对英勇抗战的中国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好感，其文字和影像记录则成为再现敌后战场的重要依据。
本文希望通过对这批照片和相应记载的解析，使读者透过盟军记者的眼睛，澄清历史疑惑，对敌后战场产生真实的了解，能够利用这些照片，为读者解析真实的红色抗战，重现真实历史，作为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
对于整理这批照片的工作者来说，它们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重现那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展示了在那个极湍艰难的时代，中国人怎样努力地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
确切地说，相信这些照片会带给我们的读者相当大震动，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的敌后战场，乃至红色政权和红色军队，与各种教科书式的描述相比，带有更丰富、也更加人文的色彩。
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因此有了答案。
史沫特莱与中国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革命作家、记者。
她从1929年初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的土地，到1950年与世长辞，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她说：“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才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了。
不知是什么缘故，在哪儿，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己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在上海感受中国人民的命运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北部奥斯古德镇坎普格龙德村的一个贫苦家庭。
早年加入杜会党，并开始接受杜会主义见解。
1917年，史沫特莱进入纽约大学学习。
随后，她参加了印度民族主义工作，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920年12月，史沫特莱来到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一一一柏林，并加入了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积极参与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
史沫特莱早年的经历为她日后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12月下旬，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起身前往中国工作。
她跨过苏联与中国东北的边境线进入中国，首先来到东北。
随后南下，经北平、南京，于1929年5月到达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一一一上海。
史沫特莱在上海共居住了7年。
在上海，史沫特莱首先接触到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胡适、中央研究院著名人类学专家杨拴、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等人。
她同他们一起参加雅致的宴会，有时在月光下乘黄包车兜风。
但是，史沫特莱并未迷恋这种生活，到1929年秋，她对中国杜会开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有两个人促使史沫特莱的思想发生这一变化。
其中之一是时任上海杜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代中国杜会科学之父陈翰签。
他出身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最早在中国农村开展杜会经济的调查工作。
1929年秋，陈翰签邀请史沫特莱与他一起到上海以西富饶的湖区无锡作两周的调查。
另一个人就是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著名的杜会活动家，当时在上海替上海市政当局考察所有外国人控制的工厂的劳工状况。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七)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七)作者：暂无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6年第4期八路军的大炮在传统的认识中，八路军是基本没有重武器装备的。
在不少电影之中，抗日游击队使用过松树炮，这种木头打造，火绳引爆，大多数只能一次性使用的玩意儿算不算炮，还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然而，1944年盟国记者访问团在延安拍摄的照片却颠覆了这一点。
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炮兵装备，而且,“土八路”操作其洋枪洋炮来，动作相当正规。
很多迹象显示，八路军有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近代化炮兵队伍。
其实，八路军有炮兵并不新鲜，因为它的前身红军就有一支颇为传奇的炮兵。
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是那个时代红色炮兵的代表，曾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用仅有的几发炮弹便摧毁了国民党军在安顺场的防御工事，其命中率令人瞠目结舌。
八路军炮兵继承了这种战斗作风，根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击毙日军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的炮兵干掉这名中将仅用了5发炮弹，而且节奏鲜明——第一发试射，第二发测距，第三发打近，第四发打远，第五发正中目标。
盟国记者们拍摄到的这些八路军炮兵，便是赵章成将军的徒子徒孙。
而且，他们还给赵章成将军洗清了一个谣言——传说将军虽然炮术惊人，但却是佛教徒，所以每次开炮前，先要向敌军方向单手揖掌，以作超度。
说者言之凿凿，听者居然很多人也相信，因为颇有些老战士曾见过赵章成在开炮前伸出右手，目视敌军阵地频频颌首，作揖礼状。
根据八路军炮兵的记录，这不过是红色炮兵在缺乏器材的情况下，以拇指与手掌呈直角状伸直后进行简易测距的手法而已。
那么，这支八路军炮兵究竟是什么部队呢？笔者幸运地在北京西郊干休所采访到了出身延安炮校的原志愿军炮九师某团参谋长刘雁鸣。
根据刘老判断，这些照片的拍摄对象，便是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唯一一支团级建制的炮兵部队——八路军总部炮兵团。
红军在长征途中无处补充炮弹，因此旧有炮兵装备在征程中基本损失殆尽，据说到达陕北时全军仅存一门平射炮，还无从获得炮弹。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四）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四）作者：暂无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5年第22期萨苏八路军不仅仅有小米加步枪既然是美国记者镜头中的八路，便和我们平时的认知多少有些差别。
比如，美国记者们就拍到过一张令自诩也算熟悉八路军的笔者十分吃惊的照片。
这是因为照片中的八路军们明显在操练1门反坦克炮，而且看起来还是当年被日军称作中国正面战场三板斧之一的德国37毫米反坦克炮。
难道八路军当时还装备了德械武器？这可与我们印象中小米加步枪的八路不太一样。
定睛一看，外观的确有些相似，不过仔细看其结构，比如炮管的构造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实际是一门苏联造45毫米反坦克炮。
对此，彭德怀元帅和叶剑英元帅都有回忆，这应该属于苏联援华物资的一部分，虽然其绝大部分被交给国民党军队，但仍有6门反坦克炮和120挺转盘机枪被移交给八路军，算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种象征。
实际上八路军中装备的苏式武器很少，这是因为为了确保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同盟关系不受影响，苏联在抗战时期没有向中共大量提供武器弹药。
由于只有6门而且弹药不足，所以这几门反坦克炮除一部分据说被120师带到敌后作战（并非用于打坦克，而是用于打碉堡）外，主要留在延安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作为训练器材使用。
美国记者们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到炮兵团参观，便是在那里目睹了这种火炮。
而且，在美国记者眼里，八路军还有着类似巫术的技术，可以未卜先知。
如果说八路军里面有通灵的人士，恐怕会遭到老干部们强烈的集体反驳——这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吗？但一张1944年福尔曼拍摄于陕甘宁的八路军宣传画强烈宣示着这种可能！画面中，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形象依稀可见，被日本军事家石原莞尔称为“马粪”的头型颇为神似。
4个带着中美英苏国微的大手将一条丝巾拉紧，将其绞杀。
事实上，东条英机正是被以上4国主导的国际法庭于东京审判中判处死刑，绞死在巢鸭监狱的。
一个写出《战阵训》，逼得日军下级官兵不敢投降只能自杀的顽固法西斯分子，不是“玉碎”战死或切腹自杀，而是死于绞架，东条会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似乎不太正常。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六)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六)作者：暂无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6年第2期萨苏战斗在敌后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日军究竟是怎样的形象，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这一次发现的美国记者的照片中，记录了大量敌后战场第一线和日军战斗的真实场景，成为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
能够留下这份依据应该感谢这些美国人的敬业精神，虽然和美军打过仗的志愿军老战士常常笑话美国兵怕死，但真正该干的事情，美国人还是干得很认真的。
比如到延安的美国代表团就不是“出国考察”这样的面子工程，他们至少派了3支队伍，深入敌后根据地的前线了解情况，亲身观察八路军对日作战实况。
他们在考察中不但和日军交了火，还付出过血的代价。
美军观察组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的3个小组分别是：第一组，由高林上尉率领希契和琼斯两名军官于1944年9月初从延安出发过黄河到山西晋绥前线，拜望晋绥军区吕正操司令员，观摩了他指挥八路军和游击队对日作战，随后过同蒲铁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在这里，他们目睹了八路军的战斗和日军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残酷，以及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封锁。
这个小组的行程长达2?000千米，于1944年11月初返回延安。
第二组，由文官顾问卢登和彼得金少校率领，成员有多姆克上尉、惠特塞中尉和格雷斯中士，他们于1944年10月初从延安出发，直接开赴晋察冀根据地，最远到达河北阜平，他们参加了八路军同日军的交战，并观察到八路军俘虏日本士兵的情况，1945年2月回到延安，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写了详细的报告。
第三组主要是记者，三名颇有名气的西方记者武道、福尔曼和爱泼斯坦，于1944年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
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军医卡斯伯格少校，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的汾阳城两千米的地方，目睹八路军攻入汾阳城，拔除日军据点和俘虏日军的情况，于11月下旬返回延安。
那么，这些美国人究竟看到了一场怎样的战争呢？单纯用文字的描述可能有些乏味，因为这是一个让他们感到陌生的战场，文字的描述难免晦涩。
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
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拟从现有研究基础和可靠史实出发，就若干国际友人群体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
以及有关评价国际友人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从事新闻采访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
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
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
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其一，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战阶段，斯诺就曾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报道对中国抗战。
1935年1月和1939年4月，斯诺将"七七事变"前他访问延安写就的《西行漫记》和他的夫人继续往访撰成的《续西行漫记》先后交给上海进步人士(1)译为中文出版，增强了国内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战行动的认识。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二）
解读福尔曼密码——美记者镜头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二）作者：暂无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5年第18期萨苏难得的回眸一笑——改编成八路军的红军风采看过盟军记者在红军改编八路军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会对八路军的战斗力产生新的认识。
八路军成立之时，其兵力编制员额45 000人，大多数是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
不过，这支部队的装备较差，在平型关和日军交战时，聂荣臻元帅感慨和日军存在着巨大的武器代差，我们的人瞄得准，就是打不准，最后靠白刃战解决问题。
而从美国记者拍摄的红军照片来看，红军并非纯粹的小米加步枪，仍有相当的技术兵器。
在日本集英社的历史教科书中，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被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载入，但其中的插图把八路军画成了拥有车载大炮的半机械化部队。
这让八路军老兵哭笑不得，说我们当时哪里有这样的装备？不过，在没有机械化部队的情况下，改编成八路军时红军仍维持有高速机动部队，那便是依靠自行车和战马组成的骑行部队，而且据美国记者记载，这些八路军使用的自行车均为英国产的崭新产品。
在军事史上，自行车确实曾被当作一定程度的代步工具。
日军在马来西亚作战时大量使用自行车，被称为“银轮部队”。
英军甚至开发过可以携带反坦克炮的自行车。
但读者对红军或八路军使用自行车仍是感到新鲜的事情。
其实，这多半是受到传统对八路军认识的影响。
其实即便在参战人员的叙述中，八路军游击队使用自行车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冀中以“快枪手”著称的武工队员冯志战后成了作家，他的作品《敌后武工队》脍炙人口，其中武工队神出鬼没的几名队员魏强、刘太生、贾正等都是骑自行车的好手，常常自行车一撂就抽枪和日军动起手来。
而笔者老家的游击英雄晋孟奇烈士，也正是因为自行车出了故障，才未能摆脱敌军追击被围自戕的。
只是真实的历史中，八路军中使用自行车的人员不仅仅是买药的侦察员肖飞或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魏强。
连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时期也会练习骑自行车。
照片显示，红军不仅仅使用自行车，甚至还有平射炮。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美国记者斯特朗眼中的八路军
作者：
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10期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为纽带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灵魂。
”
斯特朗在山西战场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府军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同日本人作战”。
山西各地的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都集中在这里。
眼前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令她意识到，共产党人在过去1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背叛他们的信仰在政府军中获得高官要职，“然而谁也没有这样做”。
她看到这些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全部过着艰苦的生活”。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的关系，斯特朗采访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你们是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作战呢，还是作为政府的盟友战斗的？”朱德回答：“我们是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政府军队。
”
在斯特朗看来，毅然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具有勇气以及忍耐力的妇女。
在采访经历过长征的女共产党人时，斯特朗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信仰力量。
邓颖超向斯特朗讲述了妇女们在长征途中的生活情况，她回忆说：“只要我们一停下来，放下背包，妇女们就在人民群众中召开会议，告诉他们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
”
她还告诉斯特朗，是心情愉快使得她在长征途中消除了肺病。
斯特朗询问她在艰苦条件下还那样高兴的原因，邓颖超回答：“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我们团结一致，并且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们相信，我们能克服一切困难。
”
八路军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游击战士”
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绩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带来新的希望。
早在日军攻占南京时，斯特朗就注意到了山西境内的反侵略战争。
南京陷落之后，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将以中国的失败告终，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斯特朗深刻洞察造成这一局势的主要因素，是八路军与日军在平型关进行的一场战斗。
斯特朗认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对于拯救中国，甚至比后来广为人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意义更大。
斯特朗对于山西抗战的形势十分关注，在抵达临汾不久，她就向当地的一名面粉厂经理了解了山西当时的情势。
在面粉厂经理的描述下，斯特朗发现：山西的部分重要城镇与交通要道虽然在名义上已为敌军所侵占，但在面积上只占据了全省100多个县中的14个。
彭真在1937年底对山西抗战最新形势的分析，证实了斯特朗的看法：“晋察冀边区20县以及晋西北、晋西、晋东、晋南的广大领土，已先后收复，仍保持在我们手里。
”
采访了当地老百姓之后，斯特朗对山西的战局有了全面了解。
她发现，位于山西境内的敌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被他们攻占的城镇，如果不是几个人一起，并且拿着武器，日军是不敢随意外出的。
反之，当地人民却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在全省穿梭自如。
要是有中国游击队一站接着一站的护送，甚至可以横穿日军声称已经占领的地区。
在史沫特莱的回忆录《中国在反击》一书的序言中，斯特朗给予了八路军极高的赞誉，她称其为“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游击战士”。
再没有哪个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的士兵
采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指挥官之后，斯特朗对中共领导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她认为，正是中共领导人独特的魅力，为这支队伍赢得了力量和声望。
斯特朗对八路军指挥官的第一印象是“朴素和直率”。
抵达八路军司令部的第一天，斯特朗就发现他们是一群完全没有架子的领导人。
据斯特朗回忆，她搭乘的汽车抵达山西北部一个小村庄时，当地老百姓与八路军纷纷出来迎接。
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穿着灰蓝色的衣服，滿身尘土，很像农民的人俯身与坐在车里的她握手，用德语向她打招呼。
斯特朗惊讶地发现这人就是中国“传奇式的英雄”——朱德。
斯特朗认为，再没有哪个中国军事领袖会像中共领导人这样不拘礼节地跑来迎接她的汽车。
八路军及其领导人身上廉洁的品质也使斯特朗记忆犹新。
在她采访期间，政府分发了45000人份的给养和薪金，但八路军全体战士通过缩减开支与粮食，将这些战争补给与新入伍的士兵共享，使当时的军队扩充了将近一倍。
斯特朗就八路军指挥官的工资数额进行了调查，
贺龙师长的工资为人民币5元，朱德司令为6元。
她直言不讳地说，八路军将领的薪金与其他中国指挥官平时的工资相比，只算是“零头”。
通过采访八路军，斯特朗意识到，每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宝贵的。
她观察发现战士们会不辞辛苦地用担架抬着伤员长途跋涉。
她说，再没有哪个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的士兵。
“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赢得自由之时，世界解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对于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获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斯特朗给予了肯定与支持：“五分之一人类的解放是本世纪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因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赢得自由之时，世界解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
共产党密切联系人民的行为，是赢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
任弼时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时说：“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
”
相对于共产党积极团结人民群众、提倡民主的行为，斯特朗认为，蒋介石统领的南京政府是对伟大的人民力量的严重歪曲。
斯特朗在《中国的国共危机》一文中，报道了蒋介石对于民主的态度：“如果让人民做主，那我如何统治人民？”这样的做法，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民心。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斯特朗第四次来到中国。
回忆起这次采访山西抗战之行，她已然看到国共两党未来的命运：“共产党以大无畏的精神发挥了人民的力量，而蒋介石却压制人民。
”
由此，共产党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开展革命活动，“进而取得胜利”。
（《党史文汇》武盼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