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服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论公共服务与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的公共服务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经济社会越发展，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性就越突出。

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当前和未来利益密切相关。

对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这意味着，兼顾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是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建设中肩负的天然职责。

在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经济社会建设时期，不断加强与改善公共服务是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把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持续过程，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并没有忽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及其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中央对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职能作了更为明确和深刻的阐述，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和相应改革部署逐步走向系统化。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首次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升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体制保障的高度。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细化了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提出，“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健全扶持机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

”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求“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并将基本公共服务高度凝练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强调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公共服务的加强与改善和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

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越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各项经济社会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

全球经验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这一阶段后都陷入了长期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

今后几年我国也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客观上亟需政府以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有效调节更趋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关系，为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从理论和实践经历看，完善高效的公共服务既是社会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又是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思考
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正是由于一些行政部门在职能转变和理念上存在认识差异，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未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步提升。

因此，亟需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凝聚共识，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公共服务有效性。

加快职能转变，增强政府自我变革的意识和责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切入点和增强公共服务有效性的制度保障。

行政管理作为执政的具体表现，是联系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更是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切入点和增强公共服务的核心载体。

在当前社会矛盾日益趋向复杂，要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长远利益大局下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能否树立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方向和成效。

因此，必须顺应社会各方面的期盼和要求，加强政府自我变革的意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创造制度保障。

十七大报告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小平同志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从根本上讲，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实现政府对自身权力的主动约束，从而在制度上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切实加强公共服务创造更好的制度基础。

加快职能转变，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对政府转变职能、增强公共服务均提出了明确要求。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强，迫切需要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但受限于传统行政管理理念，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由国家包办，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单一，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偏低、水平不均、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当前，在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多样化的现实条件下，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公共服务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才能有效化解新的社会矛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才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逐步改善党群关系和政府形象，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加快职能转变，推动政府部门整合自身资源和社会资源，是提高社会调控能力和公共服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方面。

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通过职能转变和
政策引导，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充分挖掘政府自身资源的潜能，带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是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这就需要对公共服务进行归类引导，对那些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公共服务领域，对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内容，如失业救济、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应由政府承担主导责任，但服务和管理的具体提供方式可以多样化。

加快建设有限政府，完善行政管理方式，推动政府职能部门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政策平台和制度体系。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相对滞后，客观上需要完善行政管理方式，为提高公共服务有效性创造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行政职能重组不应仅仅放在机构改革上，而应重在职能整合、流程简化、责任清晰和效率提升上。

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提出，要“整合行政资源”，“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

十七大在部署行政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

为此，应建立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评价体系，树立正确的评价标准，防止因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认识局限而忽视基层实践创新价值的问题。

对基层改革创新的评价标准应该是老百姓是否认可和得到实惠，是否能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是否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不能以某些职能部门局部利益至上的传统思维和理念来加以评判。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以制度建设为先导，建立完善行政职能的法律赋权和法律监督制度，提升政府公共服务透明度。

建立法治政府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明确权力授予、权力行使与权力监督机制，即通过改革创新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依法行政、授权与监督的相关制度体系。

从现有的制度层面来看，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开展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还习惯于采取集决策、执行、监督于自身的模式。

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管理行为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容易出现“设租寻租、暗箱操作”等现象，引发群众不满。

为此，公共管理服务必须实现由传统封闭模式向现代开放模式的转型，建立科学、规范、阳光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决策、运行、监督的相互分离，这不但有利于从源头上克服
弄虚作假和以权谋私等弊端，更有利于提升民众满意度，改善政府形象。

以“湛江模式”为例，湛江市通过建立规范、阳光、透明的诊疗、用药、结算运行管控系统，强化了过程监督和控制，不但骗套基金、人情赔付等现象大大减少，而且从源头上解决了过去政府想管但却管控不到位、医疗诊治有规则但医疗成本难以控制、老百姓事后报销层层审批（拖延时间长）等问题，有力地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