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epreneurship 关于企业家调查 部分翻译

A：关于企业家的调查
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的内因性增长模型，又将企业家行为的作用，以及企业家的角色再次定位为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Carree与Thurik , 2003）
B：关于企业的调查
另一组研究人员将对公司的研究作为研究的重点。

这一研究的一条分支研究了小型公司的性质和特点。

小公司在经济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在一个既定了产业结构，产业重点和市场机遇的国家中，小型公司是由于怎样的机遇而产生的呢？小型公司需要什么素质才能有别于大型企业而存在呢？它们又需要怎么样的知识，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应付各种特殊的阻碍和挑战呢？Welsh与White(1981)引用了“资源贫困”这一概念。

Churchill与Lewis(1983)总结出小型公司和它们得所有者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

其他人注意到了信息不对称的负面效应并指出了许多市场失败的例子。

研究的另一个分支探索了小企业管理的问题，小企业管理中的什么因素是对于它们得生存和成长至关重要的呢？对于提高公司的业绩，公司的所有者如何获得相应的财务管理，销售与营销管理以及产品管理的技能的呢？
第三类以及最近的一些研究是关注于小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作用这一方面的，比如，就业创造，创新，以及生产力提高等（Birch，1979；Acs与Audretsch，1990；OECD，2001b，2001c）。

对于研究小型企业部门的源动力和追踪企业的产生，生存，成长和退出率，比以前更好的统计工具帮助了我们了解经济发展中小型企业的重要性，也同时让我们了解新企业与成长中的企业在就业增长与革新中发挥的极其重要作用。

相比其他人，Kirchoff(1994)，Storey（1994），与Acs等人（1999）对于我们对公司成立和退出的动因的了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每一年，在每个国家，都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部门变动的案例——陆续地有新企业在成立，然后不断地有现存的企业面临扩大，缩小再到消失。

每年这种变动仅仅在总的公司与工作股份中反映出非常少量的净变化。

在过去，这种波动被认为是有消极影响的；而现在，这个创造性的解构的过程，被认为是长期就业创造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动力。

以加拿大作为例子，1984年底的所有顾主公司的总股份中的77%，在1999年不再存在（Parsley与Dreessen，2004），同时，这些退出的公司也减少了大约38%的私人部门工作（以1984为基础计算）。

在1985年存在但在1999年规模减小的公司，导致了更多的18%的失业率，有超过500员工的大型公司造成了71%的失业率。

在1985至1999年间，这些失去的公司与工作不仅仅是被各种各样领域的新公司的加入与中小公司的成长所代替，而是很明显地显示了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通过失去和增加两种效果的结合所产生的净效果是130万的就业的产生。

Parsley与Dreessen 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生意的开展和新公司的成立是就业和财富创造的重要原因；（二）如果政府期待决策有决定性的效果，理解新建公司所面对的障碍和特殊需求是很重要的；（三）政府干预将更有目标性，如果他们能认同促进公司成长的决定的话。

新公司对于创新行为与产品改进也有关键的作用。

Baldwin（1999）发现新进入者在创新行为方面体现出很高的水准，他认为新公司不断地给消费者提供新产品和更高水准的服务，这些都对创新行为有贡献作用，而且，与新公司进入与退出相关的实验是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有活力的关键。

Acs与Armington（2002）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的进入者代表了市场中改变的引入。

Audretsch与Thurik（2001b）指出并不是公司，而是企业家才是创新理论研究的起点。

近年来的研究也显示出了新进者对于整个国家总体劳动力和多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公司的进出行为总体生产力增长的贡献。

（Scarprtta 等人，2002；Bosma与Nieuwenhuijsen，2000）。

Scarprtta et al.（2002）将OECD国家大约25%的生产力增长归因于公司的变化——新公司的成立与低效公司的关门。

Bartelman 等人（2003）总结
认为这个创造性的解构的过程强调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点，因为公司进退的缘由是影响到新公司成立成本和融资的规章制度和机构，还有市场特点（比如市场集中度，市场多元化），同时，助长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和适量倒闭的政策制度在本文所说的动力学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Hall（2002a）指出在APEC国家中，每年新进公司的比率是8%，公司退出率是7%，他认为，在总体的政策水平上，商业环境应该鼓励公司的成立，增长与退出。

Purrington和Bettcher（2001）指出新的产业的建立与新的技术的发展在很高程度上依赖于新公司的产生——这理论在很多行业被证实，比如硬件与软件的发展，网络业，生物技术业，快餐行业，折扣零售业，封包快递服务业等等。

在此基础上，Raynold等人（2002）表示创业历史鲜明地表明25年以后带动经济的企业很可能是来自现在新进的企业家们的努力。

这一研究又回到了那个长期性问题，如何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新企业家？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如何得到他们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怎样的环境有益于他们的产生？
C：关于益于创业精神的环境的研究
在早期的研究者在将企业家与小公司作为单位来研究的同时，另一组研究人员正在建立关于环境对于企业家产生的作用的理论（Wilken，1979；Hjalager，1989；和无数其他人）。

为什么特定的环境会产生更多的地也加？这些环境中的什么要素造成了这种区别？Wilken （1979）认为一个社会中企业家的合法性是他们出现的主要前兆——越合法，企业家就越多。

以社会流动作为例子，特别是那些社会中的边缘人群，边缘团体很难接触到主流的流动通道，因而创业成了他们唯一能够得到经济保障的方法。

文化的因素也被考虑到其中，研究者发现有一些文化背景相比其他的更加支持创业的精神。

通过Hofstede 的权力距离指数和不确定性规避指数，Wildeman等人（1999）在23个OECD国家中发现了文化分类和自我创业之间的关系。

De（2001）讨论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可度的作用，以及这种社会资产对于与个人决定是否创业的重要性。

Casson（2003）认为社会对企业家的需求一部分是由企业家们自己创造的，他们感觉到能通过自我武装来发展机遇，一个支持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将会激发他们这样的感知过程。

其他的研究显示了一系列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政治环境；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与劳动市场结构；监管环境；其他一系列政策域之间的互相影响都可能影响到创业的产生，例如，影响公司进入与退出的规章制度；社会安全政策与制度；财政与货币政策；竞争政策；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结构；仅以这些为例。

最后，越来越多的文献在讲述创业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Wennekers 和Thurik （1999）研究了一系列OECD国家中企业拥有率和人均GDP指数之间的关系，Reynolds等人（1999,2004）研究了创业行为水平和经济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

将一个国家的企业新增率和经济增长率联系起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Reynolds等人（2004）发现了有较高创业行为水平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并且，在2003年研究的40个国家中，有较高创业水平的国家都有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然而，由于一方面，经济状况与创业倾向之间有一系列干扰的因素与联系，另一方面，企业家与经济增长之间也有许多干扰因素与联系，因此，难以定义他们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

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

在对于一个国家企业拥有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来衡量）之间的关系的长期研究中，Carree等人（2002）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一种U型曲线的关系，随着人均GDP增长到18000美元之前，企业拥有率一直在降低，在18000美元之后，企业拥有率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

他们认为，在U型曲线之上或之下的国家可能是拥有太多或太少的企业数量。

有太多企业拥有者的国家，一般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有太多的边缘公司所以他们没有从最大化规模和范围经济中完全受益。

在曲线之下的国家创业行为不足，意味着创新与竞争的机遇没有很好地被开发。

无论是太多还是太少企业的国家都将导致低效的经济增长水平。

Hall（2002b）估计如果APEC的发展中国家
想要对亚太区域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并且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话，在接下去的20年，必须建立5亿到7亿的新中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