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节目对亚文化的收编途径、成因及经济效应新探

视听节目对亚文化的收编途径、成因及经济效应新探作者：丁尧曹爱民来源：《新闻论坛》2020年第03期【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电视和网络两个渠道的综艺、汇演等视听节目的研究，总结了国内视听节目收编亚文化的三种主要途径：形式收编、题材收编、内核收编。

并利用收编理论、消费社会理论和中国亚文化的特征解读三种收编途径的成因及其经济效应，认为不同成因下的收编既影响大众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又左右其产生的经济效应。

【关键词】视听节目亚文化形式收编题材收编内核收编现象级网络综艺《中国有嘻哈》的横空出世带火了我国网综、台综、网剧、影视剧等视听节目对亚文化的收编。

2017年至今，亚文化或其元素经由视听节目，以各种姿态展示在大众面前，国内视听节目对亚文化的收编持续发生。

一、形式收编当前，亚文化内容广泛穿插于大众视听节目之中。

首当其冲、最为鲜明的是二次元亚文化。

北京卫视2019跨年晚会邀请“宅男女神”、日本动漫声优花泽香菜演唱《恋爱循环》;江苏卫视则在2019跨年晚会中利用AR技术实现二次元歌姬洛天依与现实歌手薛之谦的破壁同台。

每年春晚小品中也少不了网络流行语的身影（网络亚文化）;弹幕互动已经成为新媒体视频平台和部分传统媒体视听节目的标配（弹幕亚文化）。

以上现象即为主流文化对亚文化收编的一种。

这种收编并未将亚文化由其原有的语境中剥离，只对亚文化在原有群体中的表现形式或符号进行原样的照搬，以剪切、拼贴的方式，作为独立部分放入大众视听节目，不赋予其新的意义解读，可以称之为“形式收编”。

（一）形式收编的实质：“纯粹”的商业收编不同于伯明翰学派赫伯迪格对收编现象的消极认识：“商品上的意义（亚文化）被有目的地扭曲或者抹除”，“（收编）抹杀亚文化的他者性，否定他们的特殊性和差异性”，①形式收编对亚文化的内涵或本质并未“扭曲、抹除”或“抹杀、否定”，采取的是无视、忽视的态度。

在收编过程中，收编方的关注点主要在亚文化的受关注度及其受众的规模，而非亚文化背后的群体特征、精神价值观等内涵。

原有的视听内容与其中的亚文化实质上互相独立，互不迎合，只是达到形式并列或受众合流的效果。

形式收編途径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亚文化的正面控制，仅仅将亚文化语境下诞生的形式或符号原汁原味地嵌入大众视听节目中，以增加大众视听节目对小众（对应的亚文化群体）的吸引力，达到扩大受众数量、提升商业价值的目的。

根据酷云EYE监测的实时收视数据，北京卫视2019跨年晚会在节目《恋爱循环》开播后，直播关注度由1.07%上升到1.09%，市占率由5.41%达到5.51%，排名反超东方卫视达到第四。

在爱奇艺的直播打榜模块中（观众付费投票），花泽香菜的明星值排名第一，达到131.5万，约六倍于排名第二的许魏洲（21.3万），更远超关晓彤（16.4万）、张信哲（1.7万）等大众熟知的电视明星。

因此，形式收编实质上是一种最为“纯粹”的商业收编。

（二）形式收编的成因解读消费社会和新媒介技术带动圈层经济，亚文化成为蓝海。

视听节目对亚文化的形式收编不得不考虑新媒介技术等因素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

1.亚文化的边缘地位被改变亚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具有边缘性的文化样式，但网络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文化的边缘地位，扩大了这一非主流、小众群体的活动空间及话语权。

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介与个体之间单向传播的主流范式，个人能够直接生产内容并进行传播，这大大提高了亚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加速了亚文化的繁衍与蔓延。

微博、论坛、贴吧、豆瓣等社交网站为亚文化群体提供了集合、交流的据点，加深了亚文化群体内部的联系，集合了亚文化群体分散的力量，提升其话语权，并为亚文化提供了向外辐射的平台。

微博上粉丝群体的“打榜”“安利”“吸粉”行为，就是亚文化借助社交网站对外部施加影响的典型现象。

此外，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为亚文化提供了广阔、自由的活动空间，亚文化得到更多扩张的可能，更易获得受众。

形式收编的广泛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对新媒体所带来的受众话语权和影响力变化的一种迎合，也确实收效明显。

2.大众文化与青年文化的互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利用媒介生产、传播内容，并形成组织和交流扩张，各个群体比以往更容易建构起稳固的文化认同。

尤其是青年亚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以网络亚文化、二次元亚文化、粉丝亚文化等亚文化旗帜集聚的青年群体在语言、行为等方面各自形成了迥异的模式，即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所述“风格化的抵抗”：青少年亚文化制造出各种盛行一时的独特风格和符号系统，如音乐、文学、舞蹈、行动和暗语等，通过风格来协商他们的阶级存在，以防御认同感的丧失。

②视听节目是大众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大部分视听节目的制作是为了满足尽可能多的普通市民的感性愉悦需要。

青年亚文化的盛行割裂了青年群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市民在感性愉悦上的需求，传统大众文化的语境无法引发青年群体的共鸣。

在这种境况下，大众文化要么是设法吸引青年一代的关注，回归大众;要么就是加强与青年文化的互动，实现向新大众文化的转向。

（三）形式收编的经济效应大众视听节目通过收编亚文化的外在形式，达到吸引粉丝、扩大受众群体、提高收视率的目的，是形式收编最明显的经济效应。

但这种经济效应往往只能在亚文化内容出场的单个阶段取得收视率的飙升，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仅限于短时间内的收视率价值。

同时，形式收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也缺乏持续性和延伸性。

形式收编无法带来受众对某节目品牌的认同或忠诚，无法真实地拓展某节目受众群体。

其所带来的部分表象形式上的创新，很难成为节目突围的亮点。

对亚文化临时性的生搬硬套，也注定形式收编不具有产出衍生节目、周边产品等附加性的红利。

然而，正如同经济学的长尾理论所言，亚文化群体始终是一个潜力庞大的潜在消费群。

小众的亚文化群体，其背后的受众基数并不小众。

形式收编以最直接的方式、在不撼动原有受众的基础上链接亚文化受众，这样一种产出粗暴、成本相对低廉、具有一定规模回报的吸引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仍具有较强的短期经济效应。

二、题材收编从2017年对嘻哈文化收编的《中国有嘻哈》开始，到篮球亚文化《这，就是灌篮》、街舞亚文化《这，就是街舞》、说唱亚文化《中国新说唱》、机器人格斗亚文化《这，就是铁甲》、配音亚文化《声入人心》等，这一系列节目以亚文化题材为节目基础，通过一定的商业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加工处理使其通俗化、为大众易于接受，从而生产出能够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新题材的大众化视听节目。

这种收编途径可以称之为“题材收编”，也是当前兴起势头最猛的一种收编途径。

（一）题材收编的实质：商业收编与意识形态收编的双重拉扯在题材收编过程中，收编方的关注点不仅在亚文化的受关注度或其背后的受众规模，更多在其题材的吸睛度、与大众意识形态融合的潜力。

节目制作中，亚文化背后的群体特征、精神价值观等内涵往往被有意地以大众视角进行解读收编，亚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为迎合市场、大众以及社会的需要被一定程度地调整、扭曲，甚至消解。

《中国有嘻哈》是音乐选秀类节目通过收编嘻哈亚文化达到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节目创新。

《中国有嘻哈》首先从题材上实现革新;其次，基于嘻哈亚文化的音乐形式、嘻哈装扮（脏辫、宽大T-shirt、墨镜、手环等）、说唱语言（单押、双押、Freestyle等）、嘻哈手势（Hang Loose、Dab）等根据视听节目的需要而设置，歌手选择、赛制规则颠覆了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音乐选秀节目的传统风格。

2018年，《中国有嘻哈》改名《中国新说唱》开启第二季，则打出“说出正能量，唱出大情怀”的宣传口号。

“有梦就该去想”“跌落谷底就想办法再爬上去”“拿出真功夫”……中式的积极价值观与说唱的结合打破了嘻哈亚文化消极、反叛的传统印象，“炎黄子孙”“太极”“酒香不怕巷子深”等中国文化特色元素与来自海外的说唱题材的碰撞，给观众以全新的方式认识本国文化的璀璨魅力，体味其中的深远内涵。

这种收编途径正切合了伯明翰学派对商业收编和意识形态收编的辩证认识，亚文化被商业与意识形态的两大力量同时影响、改造，在“商品的形式方面趋于一致”③。

市场将亚文化的风格或仪式，即“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时间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④作为吸睛工具，被宣传、包装、再生产。

亚文化风格在市场的改造下，逐渐被支配文化纳入掌控范围，最终趋向利于统治阶层与资本阶层的立场，完全从原有语境中剥离，转化为无阶级的大众消费品。

（二）题材收编的成因解读《中国有嘻哈》节目成功之后，类似的思路被广泛借鉴，《即刻电音》《这，就是街舞》等立足亞文化创作的大众视听节目接连诞生。

1.商业创作、创新的需要政策的鼓励、制作流程的成熟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市场扩张共同推动了视听节目数量的井喷，却也带来节目同质化的负面影响。

内容创新成为视听节目生产者的第一需要。

而亚文化丰富的题材与特色鲜明的风格为视听节目内容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灵感。

此外，新媒体的发展引发受众的圈层化趋势，受众对个体化、私人化的需求日益增长。

争夺圈层受众的注意力成为当前媒介内容生产的主流目标之一。

亚文化丰富的题材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受众在个体化、私人化方面的需要，找到相匹配的集体;亚文化各自群体鲜明的风格与符号更能进一步强化圈层内部的身份认同;而亚文化本身各自的受众基础与文化积淀则降低了培育圈层文化的成本。

基于丰富的题材与各自鲜明的风格符号，即使是近乎统一的生产流程，通过对亚文化的题材收编也能极大地丰富节目内容，满足观众的猎奇、求新心理。

2.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让亚文化的影响脱离小众，出现普泛化的趋势。

主流文化对亚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的收编成为争夺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的重要途径。

媒体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收编的重要工具。

伯明翰学派用“共生”来形容媒体及其支配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体的反应构成了意识形态收编的同谋”。

⑤当时的研究认为，媒体主要利用报道，通过“贴标签-回应-再界定”的方式再现亚文化，从而达到收编的目的。

而如今主流文化利用媒体对亚文化的收编途径显然更为缓和巧妙。

主流文化能够通过政策把控、监管引导等方式，诱导亚文化内容生产的转向，从而收编亚文化题材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

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题材收编，首先能为二者建立联系，以温和的方式降低亚文化的排他性，再逐步消解亚文化的反叛性与颠覆性;其次，能提升主流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价值，也能让亚文化进入传统大众的接受范围，提高经济效益，吸引资本，间接助力意识形态宣传。

（三）题材收编的经济效应首先，视听节目通过题材收编，能够以相对低廉的创作成本达到反同质化、吸引大众、提升收视率的经济目的。

其次，题材收编通过利用亚文化多元的题材、鲜明的风格符号和其自身的积淀，能高效率地打开圈层市场，通过衍生节目、周边产品等裂变生产附加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