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梁启超对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开拓性贡献_再谈梁启超地理环境论
一 、地理环境对国家发展与文明形成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 、强弱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周 围环境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梁氏对此问题极为敏感 。在
《战国载记》中 ,他前后论述了周 、魏 、韩 、赵 、燕 、齐 、楚 、秦 的辖地 、变迁 、地理位置等 ,在诸国中 ,秦起初是最弱小 的 ,但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其原因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 系 ,梁氏最后引用荀子的话说 “: 秦国塞险 ,形势便 ,山林 川谷美 ,天府之利多 ,此形胜也”;引用田肯的话说 “: 秦带 河阻山 ,隔绝千里 ,地势便利 ,其以下兵于诸侯 ,譬犹居高 屋之上 ,建瓴水也 。”[1] (P3534) 可见 ,在梁氏看来 ,如果没有 优越的地理位置 ,秦国即使有几代人的努力 、有良相的辅 助也是不可能一统天下的 。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
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
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
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
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
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
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与实践
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与实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家和改良主义者，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不仅是“新学派”的核心人物，还致力于推进儒学现代化，提倡国家学派，同时也为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和实践。
一、对儒学现代化的推进梁启超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早期，梁启超就提出了儒学应该现代化的思想，他认为“今之儒者，其业不亦宏哉，乃自宋元以后东渡诸臣，钜学无所表扬，虽昔之仁、礼、义、智，有无不精，主要目的是备品行之自用，毫不考虑科学政治之问题”。
他认为推动儒学现代化，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发掘儒学中的现代价值，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梁启超还尝试将儒学与科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儒学归正理论”，认为儒学应该贯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现代化发展要求。
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兴义务教育，撤销废奴学堂”的主张，提出要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梁启超也成为了新式文化运动的先驱，推动国学复兴，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二、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梁启超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做出了贡献，也致力于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
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主张，如“党化政治”，“西式宪政”，“中央集权”等。
他早年时曾提出“反对少数民族伐款”、“反对资本主义”，提出“欧化与本化”相结合的国家方针，推动了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的进程。
梁启超也积极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发起了“会典派”，旨在通过普及知识，推进社会改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
他还主张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改进社会福利制度，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张，促进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
三、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做出的贡献梁启超也为国家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了大量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梁启超（1873-1929），字尧亭，号木庵，江苏无锡人，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杰出代表之一，梁启超的思想包罗万象，涉及历史、政治、文学、教育等多个领域，而他对史学思想的贡献更为深远，影响持久。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社会变革，是一位重要的中国史学思想家。
他不仅关注历史学科的学术问题，还关注历史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应用。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体现出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批判，他试图通过对史学的思考和实践，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撑，成为中国现代史学思想的独特代表。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批判传统历史观念，倡导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历史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中国传统历史观念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色彩，缺乏理性和科学的严谨性。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应该立足于史料的考证和分析，而不应该仅仅以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为依据。
他提倡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引进历史学科的新范式与新观念，包括对史料的甄别、史实的查证和历史事件的逻辑分析等，以期重构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方法。
梁启超在其著作《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三原则，即“考实录，见实事，稽本末”，强调历史研究应当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核心，以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问题为目标。
这种“以事为本，从实求真”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强调历史的现代意义与社会价值梁启超关注历史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他认为历史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对象，更是当代社会的重要参照物。
在梁启超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更应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找规律、探索价值与意义，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借鉴和启示。
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史演义》中运用历史故事作为道德教化工具，旨在实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强调历史的启迪功能。
他指出：“人生的智慧，大都在史书；为人处世的经验，大半取自史人；国是的安危兴替，大体诸于历史。
梁启超人权思想研究
梁启超人权思想研究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重要代表。
他在改革开放前期启动了一次“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使中国古老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产生碰撞与对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权思想。
那么，本文将围绕梁启超人权思想展开探讨。
一、梁启超与人权思想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之一，他尤其关注人权问题。
梁启超多次提到：“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必须保障人权”。
在他看来，人权是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核心，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追求。
他认为，要推进人权事业，首先要推进民主和法治，建立起自由公正的司法制度。
其次，要保障人权，必须保障人民对言论、新闻自由的权利，允许人民拥有真实的信息，行使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等。
梁启超还在强调赋予人民教育权，他认为提高人民的教育素质是促进人权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教育，人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在社会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梁启超的人权思想与现代西方的人权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在争取言论自由、组织自由、平等权利方面，他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十分接近，同时他也曾借鉴过法国革命和美国宪政的经验，提出许多可行性的建议。
二、梁启超的人权思想与实践梁启超的人权思想并不是一种理论探讨，而是与他长期深入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事业实践中不断尝试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完善，使其人权思想显得更为优越和实用。
例如，他担任《时务报》社长期间，积极推行言论自由的政策，打破了旧政府的控制，为国民提供了活跃的信息场所，为将来的民主发展打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梁启超还在反使馆条约运动、公车上书运动等斗争中积极助力，倡导起了保初、平等、公正的标语，提出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方案。
三、梁启超人权思想的启示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他的人权思想中又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还启示我们进行深度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人权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因此，我们应该以平等、自由、尊重为基本准则，明确人权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探索更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人权理念。
梁启超的人学思想
２１ ０ ０年 ８ 月
文章 编 号 ：１７ — ８ ２ ２ １ ０ —０ １０ ６４ ０ ８ （ ００）４ ０ ２ — ４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 社会 科学 版）
Ｊｕ ａ ｏ ａｘ Ｄ ｔｎ ｎｖｒ ｔ（ｏｉ ｃｅｃ ） ｏｒ ｌ ｆ ｈ ｎｉ ａ ｇＵ ｉ ｓｙ Ｓｃ ｌ ｉｎｅ ｎ Ｓ ｏ ｅｉ ａＳ
候 尽情 发 泄 ， 以传 播思 想 的 工具 日益 便 利 ，国 民 加 交 换智 识得 机会 甚 多 ，言论 又极 自由。合 以上种 种 原 因 ， 以当时思 想 界异 常 活 泼 ， 常灿 烂 。不 惟 所 异
政 治 ， 方面 都是 如 此 。我们 的 民族性 ，又是 最 重 各
命题新 的时代特色 。这就正如贺麟所说： “ 任何一个
心地 位 。
、
在 现代化 追 求 中寻求 人 学思 想 的 民族 文 化
资 源
现代 化 表 达着 从传 统 社会 向现 代 社会 的转 型 ，
进入 春秋 战 国时期 后 ， 会 的空 前繁 荣造 成 了 社 思 想文 化 的繁 荣 。梁 启超 说 ：经 济状 况 日 日变 动 ， “ 人 口比从 前增 加 ， 通 比从 前 频繁 ，工 商业 渐渐 发 交 生 ，大 都 市渐 渐成 立 ，土地 由公有 变 为 私 有 ， 个 几
大 国对立 ， 面 努力 保持 均 势 ， 面 各求 自己势 力 一 一
但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 国家 ， 又必须寻求有 自身特 色 的社 会发 展道 路 ， 其 中就包 含 了如 何认 识 自身 这 传统的问题 。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追求先后从技 术 、政治 和 文化 的层 面展 开 ， 核 心命 题 都是 人 的 但
以人为核 心命题 ， 从传统文化 中挖掘人学思想的民族 资源，阐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问题 。 他的人 学思想无论
与梁启超思想 知识点整理
与梁启超思想知识点整理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现代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下是与梁启超思想相关的几个知识点的整理：1. 公共意识与现代化梁启超非常重视公共意识的培养和社会的现代化。
他认为，公众应该参与政治决策，政府应该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私利。
他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并鼓励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和辩论。
梁启超的这些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民主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教育与国家发展梁启超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
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只有通过教育，国家才能培养出有才能的人才，推动社会进步。
他主张教育应当普及，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并提高自己的素质。
梁启超的教育观念对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法治与社会秩序梁启超主张法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他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才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稳定。
他强调法律的公正和透明，并主张法律应该公正地保护每个人的权益。
梁启超对法治理念的推广对于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4. 民族复兴与国家强盛梁启超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他关注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
他主张通过现代化和教育的进程来增强中国的国力，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梁启超的民族复兴思想对于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以上是与梁启超思想相关的几个知识点的整理。
梁启超的思想观点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人治结合法治的思想
08法三班宋雅馨2008250306梁启超法治与人治相结合思想的探析梁启超，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他对法理学、宪法学、法史学、行政法学都有过系统的研究,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法学著述。
不仅如此,在他十多年的政治活动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推动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是仅次于康有为的倡言变法健将，由于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影响，其法律思想中始终包含一种“变”的观念。
他许多主张,都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其提倡民权和君主立宪，主张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思想体系中，关于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观点及论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堪称为一家之言，对于后人作进一步的研究颇有借鉴意义，故在此对其法治结合人治的思想进行浅析。
一、梁启超法治与人治相结合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
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
维新派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对治国理论的理解加深，在推动中国宪政进程中,开始了在中国开展法治的探索。
二、法治于人治相结合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人治”与“法治”的争论由来已久。
他认为先秦儒家主张“贤人治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治理国家要依靠法律，而不要依靠“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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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曹诗图/王衍用【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提要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
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
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
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
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
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
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
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
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才以及宗教等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撰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中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
“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
”并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
”同一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我国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
他认为：“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贴名。
”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
南帖为圆笔之宗，秀逸摇曳，含蓄潇洒。
“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
音乐上，北曲悲壮，南曲靡曼。
词章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所有这些均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有关。
他在分析我国风俗的南北差异中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以地理言风俗推崇不已，认为以地理人事合证之方法，“可谓目光如炬矣。
”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他提出了不少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2〕，例如：为什么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独占？为什么考证学盛于江南，而理学却盛于江北？等等。
试图从地理环境上寻找原因。
他还用统计学方法将历史上有传的人物的籍贯列表进行分析，制成《历史人物之地理分配表》，进行地理考证，开人才地理研究之先河。
他对前人所言“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句话颇赞同，认为“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
”在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以及涉及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梁启超撰写的《中国史叙论》、《地理及年代》、《历史统计学》、《中国地理沿革图序》、《世界上广东之位置》等文章均有大量篇幅论述。
他非常重视史地关系、时空关系的研究，力倡“新史学”，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力反传统封建史学的神意志观，主张以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物质力量进行探讨，认为只有将历史放在地理环境这个空间或时空坐标中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他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
”〔3〕“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
吾尝言之矣，曰：‘史迹之为物，必有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
”〔4 〕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历史上的国都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认为中国的北方地理环境较之南方长期占有优势，所以历史上的国都绝大多数建在黄河流域。
他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详细研究了广东交通的历史演变，在交通历史地理上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在军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梁启超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列表（即“历代革命军及割据所凭籍地理表”）统计了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清朝的义和团运动为止的一百多次兵事，认为“历代革命军及割据所凭籍”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历史上诸多兵事“其所以能用兵之故，虽有种种特别原因，不能尽以归诸地理，要之，地理为其一重要主因，无可疑也。
”认为黄河、长江流域“为最能举事之地，”与“地理之适于开化”有关。
“四川每天下有乱，则常独立，而其灭亡最后，”是由于其地势“利保守而不利进取”。
认为我国南北交战多北胜于南，也与地理环境差异的背景作用有关。
并指出研究军事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以兵事言地理，亦治此学（笔者按：指史学）之一大法门也。
”〔5〕此外，还提出了“兵事地理”之概念。
在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梁启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群主制度之所以存在几千年，与中国版图太大，民间团体太散，交通不便，难以联接有关，故“一二枭雄之民贼常得而操纵之也。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分析了四川、广东的地理环境及重要位置，“以政治地理细校之”，认为此二地在中国历史上多为“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
在同一文章中他还指出，由于地理环境所“风动”、“熏染”，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政权，常常规模宏远，局势壮阔，气魄磅礴；而建立在长江流域的政权常常规模绮丽，局势清隐，气魄文弱。
此外，他还研究认为，欧洲之所以分成许多小国，与欧洲山脉纵横和多小平原等地域环境有关。
中国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与山脉、河流、气候形成的南北分异有关。
须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对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成就非凡。
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系统论述的学者〔6〕，他把社会历史放在地理环境这个物质基础和空间加以考虑，在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问题上发表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对当今人地关系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例如，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将北半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半球的澳洲、非洲、南美洲分别进行了比较，阐明了文明程度差异的地理原因，并分析了高原、平原、海滨等不同地理环境对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他认为，人类文明最初都发生在气候温和、水源与土壤条件较好的地理环境，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成为文明古国，原因多在于此。
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分析了海洋地理环境对近代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海滨居民“活气较盛，进取较锐”，因而濒海国家“文明进步最速”。
〔7〕笔者认为，近现代社会中的临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高、经济发展速度之快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梁启超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明。
他在同一文章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地理不便故无交通，无交通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
”这一精辟见解对当今发展市场经济（靠交通与竞争）和贫困山区的开发（要想富，先修路）也不无启迪。
此外，梁启超还研究了人群的气质与性格、人种与民族等人文事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中有些论断不乏预见性，并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
如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论及人群的气质与性格时指出，广东“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思想，进取之志。
”广东在近代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延生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广东在当今率先迈出改革开放步伐，人民进取精神之强盛，地区经济发展之迅猛，地域文化色彩之独特，可以说是对梁启超上述论断的有力验证。
梁启超有关社会人文事象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颇为周祥，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众多领域，并填补了我国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研究的不少空白，可谓学术界杰出的“拓荒者”。
从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的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思想基本上是科学的、正确的，在不少方面含有唯物辩证法的因素。
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地理环境是文化生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与自然前提，它通过社会生产方式这一中介对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起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作用。
诚如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所言：“吾因是相信唯物史观派所主张谓物质具万能力。
”〔2 〕他的研究较注重从大量的具体事实材料的分析出发，善于运用统计学方法和比较方法进行分析、归纳而得出结论，较少有主观臆断成份，这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学说有较大的区别。
他在人地关系研究上述提出了一些很值得后人吸取的宝贵意见。
首先，他看到了地理环境与人文事象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及文化的重要作用，而不是象诸多学者一味用精神的力量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及文化现象；其次，他通过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分析，不仅觉察出地理环境作用的局限性，而且也看到了改造环境的“人力”或“心力”的巨大作用，认为“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