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的长期思路

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期思路和政府行为--------------------------------------------------------------------------------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世界性的普遍事实，这个现象将伴随着工业化的全过程。

当然，这种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市场资源的配置在漫长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自动予以克服，但市场经济单一的逐利行为，既可能使这种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毫无节制，又可能使这个过程持续时间特别长。

因此，市场机制的缺陷决定了政府行为选择的极端重要性，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或扩张的时间表。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又面临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如何把握历史赋予我们的机会，修正过去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偏好城市、偏好工业的政府行为，正视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速不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来愈大的严重事实，必须构建以政府行为规范为主体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抑机制。

着眼于在２０２０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目标，必须在农民收入的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职能转变方面调整政府行为，通过建立以农民为本、以农民收入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考核、评价指标和行政问责制，形成良好的政府工作机制，努力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张红宇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公布后，引起各界强烈关注，相关农业问题专家就此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政策建议。

本报从今天起将分两期刊登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撰写的文章，供参考。

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期。

以中国ＧＤＰ总量突破１１．６７万亿人民币，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９．１％，财政实现２万亿收入，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０９０美元为标志。

农业在ＧＤＰ构成份额中已经降到１４％以下，城镇化水平上升到４０％以上，劳动力就业结构尽管存在偏差，但如果把２００３年农村外出务工的９８２０万劳动力，计算在非农劳动力份额中，则就业结构偏差将由３０％左右降为１５％左右。

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表明，中国目前已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总而言之，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是一个转折点。

从全球经验看，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将出现两大类型：韩国等东亚国家，在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以后，经济结构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城乡、工农之间协调发展，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而拉美的一些国家，则在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以后，城乡、工农发展失衡，经济停滞不前。

因此，工业化中期阶段是一个国家经济成长中的关键时期，也是政府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为选择的关键时期。

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意味着政府为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收入差距的行为选择有了很大的空间。

按照中国到２０２０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测评，届时人均ＧＤＰ可达到３０００美元，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

各级政府必须抓住历史契机，在农民收入增长的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分配格局和政府职能转换上做出重大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标取向假如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按不变价计算，以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为阶段性报告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抑或继续扩张。

从政府行为的选择目标出发，可以有三种假设：假设一，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度的增长势头，但政府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趋势把握和国民经济再次分配格局不做重大调整。

城乡居民收入以２００２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７０２．８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７５．６元为基期，并按照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城乡居民收入８．６４％和３．８４％的不同平均速度分别递增，收入差距在２０２０年将扩大到７ １。

假设二，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势头，政府高度重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通过支持和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各种积极措施以及对国民经济分配格局进行重大调整。

以城乡居民２００２年的收入７７０２．８元和２４７５．６元为基期，城镇居民收入继续以每年８．６４％的速度递增，到２０２０年，农民收入要与此平衡，其收入增长速度必须达到１５．７％。

按保守一点的目标要求，在２０２０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为２ １，农民年均收入增长也需要达到１１．３４％。

即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维持在３ １的水平，农民收入年均增长也必须达到８．８６％以上。

假设三，国民经济增长其他前提不变，政府主要通过调整国民分配格局，抑制城镇居民过快的收入增长。

按农民收入每年递增５％，在２０２０年实现６０００元为目标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２．５ １或３ １的范围内，城镇居民收入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５０００元和１８０００元，则今后十几年间，城镇居民收入递增速度应控制在３．７７％和４．８３％之间。

显然，中国政府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行为目标应锁定在假设二和假设三的结合上。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２０２０年，中国国民经济应翻两番，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０００美元标准。

根据ＧＤＰ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计算，届时农民收入只可能增加１．５倍左右，人均约６０００元。

这个收入的消费水平与２０００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非常接近，也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０００美元时的消费结构接近。

因此，到２０２０年政府行为的目标取向应确定为，农民收入要达到６０００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不超过２．５ １或３ １，城镇居民收入应控制在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元之间。

此后，到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后，政府应以更大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继续为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作出新的行为选择，最终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平衡增长。

惟有如此，中国经济届时才可能以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真正居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发展思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时期，这为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因此，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赋予不可多得的机遇，廓清发展思路，树立新的发展观念，确保既定目标实现。

其一，可持续的发展观。

进入新世纪后，从长期态势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已有坚定的物质和人文基础，城镇化、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和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加上中国力争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信念。

完全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间的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所谓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篇文章要一起做，要确保经济增长在尽可能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

要充分意识到，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将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器的两大引擎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要求在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工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大规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多样化、多模式的城镇化发展，调整农业产业和就业结构偏差，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要求在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工业、向城镇迁移和转移的同时，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发展，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其二，统筹兼顾的发展观。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理念。

它表明政府正视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广泛存在的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和谐现象，要求用统筹的理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统筹兼顾是典型的政府行为，统筹兼顾的发展观为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政府行为规范。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给予农业、农村和农民更多关注，像发展城市、发展工业一样发展农业，用经营城市、经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

努力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下决心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要求重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通过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行动等区域倾斜政策，支持粮棉主产区农民和贫困地区农民增收，消除贫困，缩小区域差别；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仅要追求ＧＤＰ的增长，更要关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政府要提供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高度重视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注重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努力建设好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的新农村；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要求在农业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进一步提高农业和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稳定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

同时，要在ＷＴＯ框架下，有效抗衡外来农业冲击，支持和保护好中国农业和农民。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力。

其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经济增长无疑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意义，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手段。

因此，所谓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有参与发展的愿望，有参与发展的能力，有参与发展的机会，有参与发展的岗位。

通过以人为本的发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通过以人为本的发展，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政府在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要关注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要把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中的充分就业、良好教育、身心健康、文明素质、消除贫困、社会公平、机会均等、环境优美等问题作为量化目标，分解到各级政府，作为政府行为选择依据。

总之，必须尽快废除以ＧＤＰ为单一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指标，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政府职能要从经济增长目标向经济社会目标并重转变，维护和保护好农民的基本利益，为农民提供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创造农民增收的社会环境。

（上）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世界性的普遍事实，这个现象将伴随着工业化的全过程。

当然，这种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市场资源的配置在漫长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自动予以克服，但市场经济单一的逐利行为，既可能使这种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毫无节制，又可能使这个过程持续时间特别长。

因此，市场机制的缺陷决定了政府行为选择的极端重要性，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或扩张的时间表。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又面临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如何把握历史赋予我们的机会，修正过去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偏好城市、偏好工业的政府行为，正视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速不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愈来愈大的严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