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译注

世说新语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南朝宋）刘义庆前言《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公元403—444年）编撰的一部笔记小说集。

刘义庆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

历任重职，喜好文辞。

书中主要记载东汉未至魏晋间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琐语，而以晋代为主。

但是书中谈到的人物不只士族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庶憎侣，都有记载。

编撰者杂采众书，把值得称述的旧闻轶事纂辑起来，并加以润色，按内容分门别类，划为德行、言语、政事等三十六门，以士族阶级的观点，对士族名流的生活、思想、情趣等方面作了较多的反映。

从汉末到魏晋，天下动乱，军阀混战。

特别是晋代，西晋时。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导致八工之乱，王室衰微，民不聊生，流民起事，割据称雄。

东晋时，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方外族并起，虎视江左；朝廷内外，士族之间，掌握军政实权者互相攻战，甚或举兵威逼朝廷，加以连年用兵，赋役繁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致使人民群众暴动迭起，东晋王朝终于覆亡。

这样的时代背景，虽然不是本书所要反映的内容，但是个别地方也有所透露。

例如（识鉴》第22则讲到前秦皇帝符坚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后，又直下淮阴，想灭掉东晋；《方正》第32则讲到王敦谋逆，举兵东下京都，意欲废晋明帝；（政事）第11则叙述苏峻举兵把晋成帝软禁在石头城，并在成帝面前杀了侍中钟雅的事件；（雅量）第29则指出桓温想杀掉谢安、王坦之，以篡夺帝位；《德行》第43则说及江州刺吏桓玄击败荆州刺史殷仲堪，俘获殷氏手下将佐以壮大自己；《德行）第45则对孙恩发动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只以“后值孙恩贼出吴郡”一语匆匆带过。

在这类内容里，我们能看到内忧外患有增无已的动乱局面和作者的观点立场。

政局动荡，弊端迭起，一些人不免讥议政事，不满朝廷，因而受到残酷的镇压。

特别是当时的名士，一旦稍有不满，就会招致杀身灭门之祸。

例如汉末名士孔融，因屡次触犯曹操而遭杀害，《言语）第8则和第5则分别记载孔融讽刺曹操的话和全家横遭逮捕一事。

又如中散大夫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尽管他为人谨慎小心，但因拒绝与当时控制朝政的司马氏合作，便遭疑忌。

《雅量》第2则记他被逮捕后，虽有三千大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还是被司马昭杀害了。

残酷的镇压，使士大夫感到国家前途渺茫，个人生命没有保障，许多人不敢随意议论政治。

为免祸计，就逃避现实，或者隐遁山林，不肯出来做官，或者崇尚清谈。

不问世事。

隐遁一事，本书单立《栖逸》一篇来记载，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篇章（如《雅量》第28则记叙谢安隐居东山之状）。

有的人隐居不仕，是不愿和统治者合作，消极反抗。

例如《栖逸》第14则记德行高洁的范宣“未尝入公门。

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

当时政局动乱，范宣要以清白自保，不肯涉足官府，这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其中也不乏借隐遁来沽名钓誉的人，据《言语）第69则记载，王羲之就讽刺过某些隐逸者高谈隐逸而羡慕荣华富贵。

至于崇尚虚无、专谈玄理之风，从魏代何晏、王弼开始，愈演愈烈，士大夫竟相谈老庄，谈《周易），谈禅，摈弃世务，以清谈为学问，以善于清谈为高雅，得到赞颂即为名士，社会风气因之大变。

本书对此也津津乐道，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

例如《文学》第31则记孙安国和殷浩清谈，两人“奋掷麈尾”，情绪激昂，终至互相嘲讽，直到天晚也无暇进食。

又第56则记载在会稽王司马昱府上的一次清谈，当刘惔驳倒孙安国的玄理时，“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甚至清谈还可能成为做官的捷径。

例如《赏誉》第17则记载王湛年轻时因为沉默寡言，兄弟宗族内夕都认为他痴呆，有一次和侄儿王济清谈，由于他“答对甚有音辞”，妙言奇趣，人所未闻，王济奏闻晋武帝，于是显名，出任官职。

其实清谈除了所涉及的某些哲学问题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只是士大夫逃避现实、填补精神空虚、消磨时日的做法而已。

他们讲究的是言辞，追求音调的抑扬顿挫，陶醉于不接触实际的空谈之中，于国于家两无补益。

例如以清谈得重名的殷浩，当时朝野认为，从他的出仕与否，可以预测东晋政权的兴亡。

可是殷浩只是个嘴上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能的空谈家，就任高官后，谈不上有政绩，出任中军将军，只落得大败而归，终于被除名为民，这在《识鉴》第18则、《赏誉》第99则、《黜免》第3则都有记载。

当时关心时局的人反对这种废弃政务的清谈，《言语》第70则记王羲之当面批评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只能用诡辩搪塞。

和崇尚清谈之风密切相关的是魏晋重视对人物的品评，这也是承续汉末遗风的动荡年代的产物。

本来魏晋实行选举人才的制度，有所谓九品官人法，各州郡设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优劣，分为九品，以便选人授官。

士大夫也常聚在一起品评人物。

通过品评，统治者可以确立选拔人才的新标准，士人则以此为进身之阶，而擅长品评的人因此而声价十倍，士大夫之间也借品评相标榜，抬高声誉，以致品评人物的风气大盛。

品评人物的高下，或者就其容貌举止，或者看其言谈辞气，或者观察仪态风度，诸如才情气质，本性能力，无一不是士人品评的依据。

这种品评，成为本书一个重要内容，《识鉴》《赏誉》《品藻》《容止》诸篇有不少这样的记载。

士族名流的品评，更是一言九鼎，可以左右一个人的仕宦前途。

要想做官，固然必须得到士族名流的吹嘘，即使不为做官，也以得到名流的赏识为荣。

例如《品藻》第25则记评论界品评温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还没有提到他，温嶠竟紧张得“失色”。

可见士人对品评的重视。

品评的内容，除了那些涉及德才的评论能让我们看出当时的道德才能规范外，也表明了魏晋士族阶层的风尚。

他们讲究仪容举止，名士风流，追求一种所谓高雅的生活方式，这里包含很多内容。

例如他们出入要侍从搀扶着走路。

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摆出一副尊贵的架子。

《雅量》第36则记王子敬在房子着火时还不肯站起来走，而是不慌不忙地把仆从叫来搀扶着自己，才慢慢离开。

当时的人还赞赏他这种“不异平常”的神情态度。

又如士族大家注重仪容修饰，喜欢搽粉薰香。

《容止》第2则记何晏本来脸长得白，魏明帝却怀疑他搽了粉。

可知男人搽粉在当时很普遍。

《假谲》第14则记谢遏年轻时喜欢带紫罗香囊。

讲究仪容举止女性化。

体现了上层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观点。

如果姿容秀丽，风度翩翩，就会受到特别的赏识，赢得别人的特殊尊重。

据《容止》第1则所记，连曹操这样的一代枭雄也自以为“形陋”，不敢接见匈奴使者，要派容貌秀美的崔琰代替自己，宁愿自己“捉刀立床头”。

又第23则记苏峻起兵反帝室，胁持皇帝，陶侃本认为这是庾亮挑起祸端，要杀庾氏兄弟以谢天下，可是一见到庾亮“风姿神貌”，就立刻改变了看法，对他爱重备至。

这类纯粹以貌取人的荒谬做法，最能反映出当时注重仪表的风气。

魏晋士人生活方式的另一面就是作达，其表现方式不过是纵酒寻乐，蔑视礼法，放诞不羁，《任诞》一篇对此作了集中的描写。

各人作达的动机和目的不尽相同，有的人以此作为远离世事以避祸端的途径。

例如阮籍，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既畏惧权势而屈从司马氏集团，又看到礼法之士的虚伪，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掌握实权者的伪善阴险、滥施杀戮，而自已经国济世的抱负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于是借酒浇愁，借沉醉和放诞来躲避明枪暗箭，以保全自己的纯真。

他当官并不是想为统治者效劳，《任诞》第5则说他听到步兵营贮藏有三百斛好酒，就请求派去当步兵校尉。

他蔑视礼·法，第2则记他在守丧期间，公然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大吃大喝，礼法之士何曾骂他破坏了以孝治天下的法制，应该严惩，他却照旧吃喝不误。

第7则记他嫂嫂回娘家，他公然违反嫂叔不通问的礼制。

去与嫂嫂话别；别人讥笑他，他反驳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当时那些所谓礼法之士不守孝道和淫乱纵欲的大有人在，而饮酒吃肉、给嫂嫂送行不过是人之常情。

因此阮籍的放诞，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倒更能显出他的纯真。

何况阮籍的纵酒放诞主要是他所处的那个险恶环境逼成的，是不得已的。

所以第13则记他儿子阮浑也想学他的放达时，他就反对说：侄儿阮咸已经入了我们这一流，你不能再这样了。

这种表面放达而内心痛苦的事，他当然不希望儿子来学样。

又如《任诞》第18则记阮宣子常以百钱挂杖头，一到酒店，便独自开怀畅饮，借此而不去登权贵者之门。

他是把纵酒作为不肯攀附权贵的一条退路。

不过也有些贵家子弟想附庸风雅，利用纵酒放诞来表现其所谓名士风流。

《任诞》第53则记王孝伯说：“名上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像这样的名士，就一无可取了。

《世说新语》一书并没有忽视社会的其他现象，对许多方面都作了一定的介绍和褒贬。

本书很注意记载道德品行方面的事，举凡忠君敬上，父慈子孝，礼贤下士，为官清正，举止端庄，仗义报恩，亲人爱物，以及妇女的贤淑，都曾留意到。

《德行》一篇记载着各种有德的言行。

例如第26则记祖纳性至孝，经常亲自为母亲烧火煮饭而得佳名。

第27则记周镇免官回京都时，乘着又窄又漏雨的小船，以此证明为官之清廉。

又如（贤媛）第20则肯定陶侃的母亲教子有方：陶侃作鱼梁吏时，曾把公家的鱼寄回家，陶母把鱼退回，并责备陶侃。

这类品德是可取的。

其中也有一些记载是封建槽粕，例如《德行》第45则宣扬陈遗对母亲最孝顺，后来战败逃匿山泽中时得以活命。

这实际鼓吹了因果报应。

魏晋时期，道教盛行，士大夫中信仰道教的人不少。

道教所用的道术很多，主要的是占卜和符篆。

由于迷信盛行，人们对风水方术都很虔诚，《术解》一篇和其他篇章讲了一些荒诞的事，宣扬了宿命论。

例如《术解》第8则讲郭璞为王导占卦，算出王导命中该遭雷击，劝王导拿一段柏树放在床上做替身，方可消灾，结果柏树被雷击碎。

这里想证明占卜能预示吉凶，宣扬占卜的灵验。

其实既然命中注定，怎么能逃脱；如果神灵有知，何至于误击柏木！又如《术解》第3则讲有人相羊枯父亲墓地的风水，认为风水很好，“后应出受命君”，羊祜“遂掘断墓后”，破坏地脉，而相风水的人认为“犹应出折臂三公”，结果羊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

这里鼓吹子孙的荣华富贵决定于坟山风水，还吹嘘羊祜对王室的忠贞。

但是沉溺子迷信而不能自拔，终将吃苦头。

《术解》第10则讲郗愔笃信道教，认为服符水可以消灾除病，而吞下的符篆都积存在肚子里，以致常患肚子痛。

他本想得到天神保佑，反而招来了病痛，这就是迷信的后果。

魏晋注重门第，士族和庶族的等级界限森严。

士族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姓豪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庶族不能和士族平起平坐，不能通婚。

这种门阀等级制度，书中时有反映。

例如《忿狷》第6则记王献之去拜访谢安，适逢习凿齿在座，按礼节，王献之应该和习氏并排坐，可是他不肯落座，谢安只好请他坐到对面。

这是因为王、谢当时是豪门望族，炙手可热，而习凿齿虽然才学出众，但是出身寒士，所以以尊贵骄人的王献之就不肯和他并坐。

又如《方正》“兵，第58则记桓温求娶王述的孙女为儿媳，王述很生气，说：那可嫁女与之！”后来桓温只得把女儿嫁给王述的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