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

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多是当时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少数民族的汉化通常是民族融合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汉族对少数民族优点的吸收。民族融合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也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是历史的进步。
民族融合的表现:(1)东汉末年以后,迁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经过与汉族四百年左右的通婚杂居、相互学习、生产互补,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2)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基本汉化,汉族吸收了胡服、胡食、胡乐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中原人口南迁,尤其是今天江浙地区接纳南渡移民最多,四川、湖北等地也有很多中原人口南下定居,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北魏孝文帝改革更以法律形式,加速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让鲜卑族用汉服、汉语、鼓励与汉士人通婚等,本身就具有民族融合、同化的过程。
北魏末年,爆发各民族大起义,这次大起义体现了各民族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共同斗争中民族关系改善了。加深了民族间的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时期。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大规模内迁至黄河下游,四川、甘肃少数民族在川、陕间移动,有的起义、有的起兵,打击了晋的统治。永嘉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民族迁徙到南方,造成南方经济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
我国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

我国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
我国的民族关系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总体趋势就是由分裂走
向大融合。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变迁,不仅是两大民族关系的变化,更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甚至文化上的变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蜀国坚持搞好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吴国汉族和山越族共同生产,开发江南;东晋时,匈奴、鲜卑、羯、氐、羌族内迁;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趋势出现。
辽、宋、夏、金、元时期,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封建文化,在加速自身封建化进程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民族融合的表现:
(1)东汉末年以后,迁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经过与汉族四百年左右的通婚杂居、相互学习、生产互补,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2)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基本汉化,汉族吸收了胡服、胡食、胡乐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
(3)南方以及西南、西北等地,也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民族融合。
(4)少数民族接受汉化,实现封建化,封建化又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点。
古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概述

(2)规律: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 是一种政治现象,有利于各族的发展,也有 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主题:规范答题能力
【示例1】 阅读下列材料:
西部地区是中国古代最初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历朝政府都非
常重视西部地区的开发和稳定。
材料一 《汉书》记载,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有松
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歌谣称:“亡我祁
答案 (1)否(不符合)。汉武帝北击匈奴,解除 了边患,有利于北方边疆地区的开发,有利于中原 与北方边疆地区的交往和联系。 (2)表现:打败东突厥后,不改变原有部落组织、 风俗,设都督府管辖(或采取“全其部落”的政 策);任回纥首领为瀚海都督府都督;唐蕃联姻。 不同:汉武帝以战争征服为主;唐太宗以安抚(收 服民心)为主。
湾府,隶属福建省。 1885年设台湾省。
2.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1)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开始与周边各族通过 经济、文化交流和频繁的兼并战争,逐步融合。这 一融合兼并的过程,既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与联 系,又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建统一的多民族的 封建国家奠定了基础。
(2)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 即南方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加强,西部地区的贸易往来 和文化交流频繁,北方边境战争不断。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出现高潮。北方地区 战乱频繁,大量南下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在北方杂居 相处,彼此交往,民族融合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他们在生产 和生活方面,相互渗透,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北魏孝文帝改革则起了总结历史经验和加速民族融合历 史进程的作用。
答案 (1)为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 枢密院和御史台,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为 加强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由 中央委派官员管理。 (2)①元朝时建立了疆域辽阔的版图,为发展统一 多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②汉族和边疆各族相互迁 徙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③契丹、女真等族与汉 族相融合;④开始形成新的民族——回族;⑤西藏 地区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⑥设置澎湖巡检司, 加强了对琉球即今台湾的管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分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 不仅经历了政治上的分裂和战争, 也经历了民族上的融合和摩擦。
在此期间, 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不仅在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使得民族融合和分裂更为复杂和多元化。
首先, 我们看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政治上的动荡和战争, 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出现了一些深刻的矛盾和嫌隙。
特别是北方的北魏政权在其统治初期采用的“儒释合一”的思想, 遭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反对和排斥。
因为在他们看来, 儒家经典是汉族文化的代表, 而释家则更多地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信仰。
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差异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 表明了在民族融合和交流的过程中, 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然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化得到繁荣和发展的时期。
在南方的东晋和宋朝时期, 吴越族、蛮族等少数民族经常与汉族文化互相渗透和融合。
例如, 吴越王国在书法、诗词等文艺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他们的文化在中国的文艺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些表明在民族融合和交流的过程中, 文化的交融和共创不但可以使各族文化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 更可以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和融洽。
另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西部交流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融合的表现。
在北方, 河套地区的鲜卑族、突厥族等少数民族经常与汉族进行贸易和征战, 并在文化、艺术等方面互相借鉴和影响。
与此同时, 南方的士人、儒生亦不断向北方传递汉族文化和知识。
这种跨文化、地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极大地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 也使得中国的文化更加多元化和开放性。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 因为它是美学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唐朝时期的文学家陈著曾说过: “魏晋以来, 风尚之美, 皆归于此。
”可以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繁荣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既有诗歌、词曲、散文等文学形式的兴起, 也有壁画、雕塑、景观等艺术形式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和转折。
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大迁徙,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篇文章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非常特殊。
在西元220年,曹操驾崩后,曹魏代魏建立。
同时,东汉由于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逐渐走向衰落。
220年,在曹魏建国的同时,中原地区出现了两大军阀——蜀汉和东吴,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民族迁徙。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胡乱华。
五胡是指羯族、鲜卑族、氐族、匈奴族和美族。
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南下,从而导致了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土地荒芜和人口减少,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最初南下的是鲜卑族。
他们是游牧民族,以养马、打猎、放牧为生。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中原地区,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后,氐族、羯族和美族也相继南下,形成了五胡。
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了对中原地区的破坏。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是一种灾难。
数百万人被驱逐,文化失传,国家变得虚弱。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迁徙,才使得中原地区接受了南北方文化的影响。
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风格。
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次迁徙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它导致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减少,进而造成了改朝换代的局面。
这使得隋唐文化得以开创。
其次,民族大迁徙为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来自南北方的文化在迁徙过程中得以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演变。
最后,这次迁徙还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
它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基石,使得中国历史更加深入人心。
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
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
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
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
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
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
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
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
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
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
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
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
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
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
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
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
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
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
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得到了充分展现。
当时的中国,虽然政治处于分裂的状态,但文化却经历了空前繁荣。
多种民族的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了独特与丰富的多元文化。
首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当时南方地区,主要是吴、越两族人的聚居地,这些本土民族不断与中原民族发生着接触与融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南方地区兴起了大量的文化融合。
并且,由于当时北方与南方经济联系的加强,也使得南方的文化愈发与中原文化融合。
其次,当时的南北朝文化交融,使得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独特的文学与艺术。
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北方与南方文化的融合。
例如,当时文学作品不仅保存了汉朝文学的精髓,更深刻地体现了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独特风格,表现了文化多元性的特点。
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也在如今的中国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之前人们留下的文字和艺术品作品中感受到那时期的多元文化。
这一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与文化营养,甚至还成为了人们研究民族融合和文化多元性的重要依据。
在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这一主题时,必须指出它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
当时的历史是一个绝佳的历史时期,它所展现出的多元文化也在今天成为了研究我们现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经验。
那个时期留下的重要历史和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也为我们指明了文化传承的方向。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割据战乱时期,客观上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
曹操统一北方,扩大了北方民族的接触和了解,蜀汉平定南中,吴国招抚山越,都安定了地区民族关系,加速了民族融合。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大规模内迁至黄河下游,四川、甘肃少数民族在川、陕间移动,有的起义、有的起兵,打击了晋的统治。
永嘉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民族迁徙到南方,造成南方经济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北魏鲜卑族"混一戎华"政策,把中国早已形成并正在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大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们采取分土定居,改变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向以农业为主,他们设太学,重视用儒学培养官僚,重用汉人士人,对北魏法律及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
北魏孝文帝改革更以法律形式,加速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
让鲜卑族用汉服、汉语、鼓励与汉士人通婚等,本身就具有民族融合、同化的过程。
北魏末年,爆发各民族大起义,这次大起义体现了各民族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共同斗争中民族关系改善了。
加深了民族间的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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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割据战乱时期,客观上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
曹操统一北方,扩大了北方民族的接触和了解,蜀汉平定南中,吴国招抚山越,都安定了地区民族关系,加速了民族融合。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大规模内迁至黄河下游,四川、甘肃少数民族在川、陕间移动,有的起义、有的起兵,打击了晋的统治。
永嘉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民族迁徙到南方,造成南方经济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北魏鲜卑族"混一戎华"政策,把中国早已形成并正在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大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们采取分土定居,改变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向以农业为主,他们设太学,重视用儒学培养官僚,重用汉人士人,对北魏法律及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
北魏孝文帝改革更以法律形式,加速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
让鲜卑族用汉服、汉语、鼓励与汉士人通婚等,本身就具有民族融合、同化的过程。
北魏末年,爆发各民族大起义,这次大起义体现了各民族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共同斗争中民族关系改善了。
加深了民族间的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
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三国时期,黄河流域大批农民为逃避战乱,南迁长江流域,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江南人民一道劳动,使江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西晋末年,北方又有大批农民为逃避民族压迫和战乱,流亡到江南。
到东晋、南朝时,由于南方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南方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
隋唐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得到发展。
大运河的开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南经济的重要。
唐朝中后期,封建经济继续向闽江、珠江流域扩展,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对外贸易发达,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经济的繁荣。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而北方又有在批劳动力为避战乱逃亡江南,使南方经济又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
大约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开始超过北方。
经济重心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此后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占绝对优势,当时太湖周围地区已成为全国农业产量较高的区域。
“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状况。
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出口,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路线,其目的就是实现南粮北调。
可以说,元大都的繁华,有赖于南方经济的强大支撑。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继续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明朝时,全国出现了30多个城市,且大多数处在江南地区。
到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在清朝前期得到缓慢发展。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之所以由原来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江南,这是当地所在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
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而平原广阔,土质疏松;江南地区则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而地多丘陵,土质坚实。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
当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来得早,且发展得更为容易。
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的重心。
但秦汉以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繁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而江南地区相对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吸引了大批逃避战乱的北方人口,这为江南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自唐代中叶以后,江南水稻的产量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从而有了“天下江淮为国命”之说。
简述魏晋玄学的发展及基本内容魏晋玄学的发展经过四个时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时期。
玄学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易》《老》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鼓吹“言不尽意”,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士族利益服务;第二是西晋初至元康时期。
玄学家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为代表,思想上与何王学派对立,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门的利益;第三是晋元康时期。
玄学家以裴頠为代表,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第四是晋永嘉时期。
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综观魏晋玄学,其基本特点是: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
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④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
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
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
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⑤以“得意忘言”为方法。
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⑥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
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行而上学,“行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嵇康、阮籍、山涛、阮咸、王戎、向秀、刘伶等, 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所谓魏晋玄学,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
观念应出自《老子》,王弼注《老子》时,曾提出「玄者,物之极也。
」「玄者,冥也。
默然无有也。
」,乃是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
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相关论题,魏晋人又称为「名理」之学,详加分析事物观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论题。
汉末随着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后来玄学的内涵被不断扩充,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充实。
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这些玄学体系的思想借鉴于先秦的阴阳学说,而这些思想并不是直接借鉴而来的,主要是由于汉时道教的兴起,在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除了引《道德经》为经典的同时,也把阴阳学说五行演德学说一起丰富起来,所以玄学同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可以说都是国学思想组成和传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