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故事读后感

《冰点故事》读后感：
——看“冰点”如何影响今天
沈茜蓉
大一寒假，我就已经读过《冰点故事》。

再次看到它出现在阅读书目中，一向不愿炒冷饭的我，竟然产生了把它再读一遍的冲动。

主要原因是，在读完至今的一年中，我对新闻和社会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读来觉得新鲜有趣，认为值得借鉴的篇章、观点，现在，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不少是值得讨论和质疑的。

再加上李彬老师在课上反复提到的2006年“冰点”事件，更激发了我的好奇。

我希望超越书中那些引人入胜的对故事和新闻操作层面的叙述，找出些理念层面的问题。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李大同的新闻理想——“新闻的使命就是影响今天”。

这句话初看似乎理所当然，但细细想来，再结合“冰点”的新闻实践，却有很多问题：新闻如何影响今天？谁在影响今天，是新闻本身，还是背后的操作者？如何看待新闻对今天的影响？以及，作为未来新闻人的我们，是否应该把这句话当做我们的信条？
一．从和爸爸的一次讨论说起
寒假里，爸爸和我一起看《冰点故事》。

看到第十三章“阳光下的交易”一节，我本能地感觉李大同对这件事情的叙述过于绝对化，有悖常识。

爸爸在卫生系统工作、对文中提到的颜光美、黄洁夫都有一些了解。

我就此文问他的看法。

爸爸在认真读过全文之后，跟我说：这篇文章当中叙述的内容应该是事实，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理当有很多情况“冰点”没有采访到，或是没有写出来，比如：颜光美所实行的“阳光招标”和推波助澜的媒体对当地其他医院造成的压力，以及进而对卫生系统的压力，东芝公司和政府间的合作关系，等等。

最终，颜光美被平反，“冰点”的报道固然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最关键的，很可能是出于国家领导人对于处理颜光美在留学人员中可能激起社会反响的考虑。

爸爸还特别跟我说，单从这篇报道看，“冰点”在帮助校正社会不公上确实起到了正面的效果，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斗争中，媒体表现地过于简单化、绝对化是非常危险的。

这篇文章的讨论，让我用怀疑的目光再次审视《冰点故事》中的许多篇章。

新闻远非伸张正义这么简单——社会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新闻人所持的立场更是错综复杂，而“影响今天”的主观愿望更让新闻所展现的图景扑朔迷离了。

李大同说“冰点”通过报道来“干预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的确，“冰点”10多年来的发展正是循着这么一条路径：不论是“粪桶”式的边缘题材，还是揭黑式的调查报道，或是曲径通幽的文化随笔和历史述评，没有一篇“冰点”文章，不是直指社会现实的。

成熟的新闻策划流程，加上“冰点”团队大手笔，这些文章大多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们不如先梳理“冰点”10多年来的轨迹，看看它是如何“影响今天”的。

二．冰点10年，从软到硬
起点：用普通人的不普通命运，折射出一个时代
“冰点”早期的文章，如《哪里是我的家》，《五叔五婶》、《小保姆和她们的主人》、《大堂琴师》等都让我爱不释手。

这些文章，都以小切入点反映社会边缘。

尽管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我却能强烈的感到，这些事情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是绝对真实的反映。

当时的很多人将总结为“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并和《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做比。

而李大同本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比较，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道：“命运和生存状态并非因为他们普通而应当关注，而是因为他们在特定时空中呈现出的不普通才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资源。

”
从普通人的命运出发，折射出时代的“变”与“不变”——变的是行为习惯，道德意识；不变的是真善美等“普世价值”。

这样一种思路无疑值得赞赏的，这些价值的确值得关注，而此时“冰点”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已经逐渐显现。

开拓题材：辩论，历史，现实
“冰点”栏目正如李大同本人——充满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开拓新的报道内容和形式。

1996年底，也就是“冰点”创刊的第二年，他们刊载历史题材作品（《寻找世纪的交接点——在德国对清末出洋考察的调查手记》）；开展辩论——针对大学生电视辩论赛的讨论；转载《文摘报》对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报道，此后又做了一系列现实指向性极强的教育报道。

这个时期“冰点”对“今天”的影响力更大了。

如果说，前段时间还只是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为“冰点”奠定品牌基础；此时，“冰点”的影响面已经扩大到了“中央”、“一些老同志”，甚至因为对中学语文教育现状报道的转载，引起了李岚清的重视，推动了中学语文教材的重新编写，可说是“干预现实”的漂亮一仗。

尽管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整体社会舆论对于“冰点”这个时期的报道还是持正面态度的。

因为它确实如实反映了社会问题，并且从建设性的角度，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完善。

再进一步：从软到硬
《冰点故事》的最后一章“由软到硬”，写到了“冰点”所尝试做的几篇调查性报道：湖北省的假典型，屈打成招的死刑犯，民营企业家贪污罪的案子，以及前文提到的“阳光下的交易”都属此类。

从纪录式报道，到调查式报道，“冰点”对现实的干预由间接到直接。

但是，这种令人叫绝的风格并没有延续，后来在“冰点”的报道中只是散件。

对此，李大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要发挥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多，因为舆论监督费的力气太大，还通常引发诉讼，我们就那么两三个记者，耗不起。

但是，你搞一篇出来就不得了，人们纷纷找上门来。

”
的确，在中国做调查报道的媒体不少：《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等。

但是都面临很多困难：一面是各地的严防死守，记者难以进入到事件核心，要么只是浮光掠影，要么是过于简单化、绝对化的展现事实（就如同《阳光下的交易》一文一样），甚至歪曲事实，就还不如不报；另一方面，即使掌握了核心内容，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也难以发表。

“冰点”在这两方面遇到的困难，也许是它最终无法坚持这一以事实为依托，而又极富影响力的报道方式的原因。

《冰点故事》后来的故事：“冰点”事件及其前后
不得不说的当然还有2006年1月11日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及其前后报道，包括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等等文章。

这些报道，不仅引起来中宣部新闻阅评组的强烈反弹，在普通读者和社会舆论中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此时的“冰点”已经逐渐偏离社会公器的立场，变得孤芳自赏，企图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传播一些带有明显偏向性和指向性的话语。

这本身不是不可以，但是与一份主流大报、机关报的身份已经明显不符。

三．反思：关于新闻真实与媒介的使命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到底该不该以“影响今天”为使命？当然，客观上新闻会引起社会反响，甚至影响社会现实，但是作为新闻人，时候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去报道呢？如果应该，那么记者本人的个性、态度、经历特别是价值取向，这一系列的个人化因素，又应该多大程度体现在报道中？
一定认为这两者都是可以的，那么一种“先入为主”的报道方式也就被默许。

《南方周末》最近一篇写国庆阅兵的稿子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尽管记者极力通过丰富的信源、细节体现客观、真实，但依然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此文几乎让我身边每一个参加阅兵的同学都感到不舒服。

这种不真实来源于报道与我们真实感受的偏差，来源于记者“先入为主”思维下的报道范式，或者说，来源于一种强烈的吸引读者，“影响今天”的动机。

而新闻人本身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在《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与袁伟时教授商榷》一文中，王小东教授说：“不过我也必须指出，“冰点”这个栏目自创办11年以来，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我这种观点的文章，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的“学术水平”都太低吗？我认为不是。

至少，有很多持和我同样观点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不低于袁伟时教授。

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说“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诚。

”这已经足够反映，那些号称坚持新闻自由的人，只要有自己的立场，根本很难容纳他人的观点。

如果任由这种倾向发展，新闻就不再是社会公器，而成为个人，或小群体的人宣传自己价值理念，影响民粹的工具，其本质和新闻沦为政党的宣传工具没有任何区别，而危险程度更甚于后者，因为前者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更具有杀伤力。

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和传播学的媒介功能理论都告诉我们，媒体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社会公器的属性，它既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也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并且这两者在我们国家是不矛盾的，这一点理应没有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告诉我们，在那些高扬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背后，作为主体的新闻人站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思考清楚，我还会继续思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