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严嵩与明代政治》学术讨论会纪要

《严嵩与明代政治》学术讨论会纪要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新余市历史学会、江西省分宜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和县社联联合举办的《严嵩与明代政治》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严嵩家乡江西省分宜县召开。

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以忠奸标准评价历史人物问题。

与会代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研究历史人物，不应再以忠、奸来概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清、华中师大历史系教授吴量恺等认为，不能以忠和奸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着眼点。

历史上所谓的忠和现代意义上的忠涵义不同。

历史上的忠、奸是旧史家站在封建立场上对封建士大夫的褒贬。

今天，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针对当时历史环境，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得公允的、客观的评价，仅仅纠缠于忠和奸无甚意义，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严嵩评传》的作者之一曹国庆指出，我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评价历史人物有许多框框，忠和奸之分就是其中之一。

以忠、奸标准给历史人物画脸谱，不仅要使研究导致简单化、模式化，更多的是难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关于研究严嵩的角度问题。

大部分与会代表认为，研究严嵩，要与当时的政局、明世宗的个性联系起来。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武曦同志认为，严嵩所处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时代，他所侍奉的明世宗又是一个刚愎自负的皇帝，严嵩只能违心而不能违旨，在可能的条件下做些事来弥补当时腐败的政局。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郑克晟提出，研究严嵩，要与明代的党争联系起来。

明代政治的核心是江南地主和北方地主的斗争，严嵩代表的是北方地主的利益，决定了他势必遭到江南地主集团的反对。

总之，严嵩的专权和受到攻击一方面决定于明世宗用北斥南的政策，另方面也表明严嵩仕途的盛衰与明代党争紧密联在一起。

郑克晟还认为，严嵩的祸根是明世宗，严嵩只不过为明世宗背了黑锅而已。

张显清认为，严嵩文学造诣很高，他也为家乡做了一些事，但严嵩更多的是以一个国家权臣的面目出现。

严嵩不是一个一般人物，我们评价他，不能用文学家、才子、为家乡做了多少事为标准，而应视严嵩为政治人物来评价。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研究严嵩，不仅要考察当时的皇权、阁权，还要对当时的宦官，锦衣卫、言官、宗藩等的地位和作用结合起来考察。

（三）对严嵩功过是非的评价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会上基本上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是基本上完全予以肯定说，这种意见以美籍华裔学者苏均炜为代表。

苏均炜先生认为，传统视严嵩为“奸臣”的所有罪状都是妄加之罪，毫无根据的。

他在《大学士严嵩新论》和本次会议论文《严嵩与夏言》两篇文章中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一是基本否定说，这些同志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对严嵩要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评价。

综观严嵩一生的所作所为，既有应肯定的地方，也有应否定之处，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严嵩的专著《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即持此说。

会上，围绕严嵩是非功过问题，代表们还对严嵩是否窃权罔利、陷害忠良、结党营私、败坏边防、贪污受贿以及如何看待有关严嵩的史料记载和严嵩成为奸臣的历史原因展开了具体的、细致的讨论：1、窃权罔利。

一部分同志认为，明代大学士并非宰相，而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大学士无权指挥六部官员，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奏事也无须经过内阁；所以严嵩不可能有很大的权力。

苏均炜认为：严嵩即使在任首辅间，也不见得完全控制朝政。

表现在军政方面，严嵩并没有多大委任边疆大吏的权利，许多文章认为严嵩委任边将，是以对他的贿赂为交换条件的，这是无中生有。

其实，边将的委任权是世宗直接掌握的，严嵩只不过起中介作用而已。

表现在朝廷用人行政方面，严嵩也没有法大无边的力量。

当然，皇帝信任大学士，大学士可以影响吏部，但吏部也可以不受大学士的影响。

吏部曾奏明世宗说严嵩要委官给某人，恰恰说明严嵩无权指挥吏部。

皇帝要大学士做什么事，人们往往以为是大学士所为。

好事归功于皇帝，而坏事则归罪于大学士。

另一部分同志认为，严嵩充分运用了皇帝对他的信任，控制了整个朝政；并以这种权力为媒介，达到自己的私欲，即乘机谋取自己的利益。

以张显清、吴量恺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以前说严嵩窃权，是站在封建帝王立场上说的。

今天看来，严嵩窃权与否并不重要，关键要看严嵩如何运用这种权力。

如果他运用这种权力为当时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我们就应当肯定他，反之，就不应当肯定他。

综观严嵩任首辅期间他并没有做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业，他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只知道吹吹拍拍，迎合皇帝的心理，以保住自己的官位。

对当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的社会现状，严嵩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嘉靖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政局腐败，严嵩应负有很大的责任。

对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应予以肯定。

2、陷害忠良。

一种意见认为，说严嵩陷害忠良本身是对严嵩的诬陷，是为了将严嵩打成“奸臣”而妄自罗列的罪名。

其实，夏言、杨继盛等的被杀是由于得罪了性格残暴的皇帝，是咎由自取，非但不是为严嵩所害，相反，严嵩还曾多次上奏营救，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还对传统认为被严嵩所害之人的死因作了分析。

另一种观点认为，严嵩面对威胁他权力的竞争和反对他的人，采取极端措施，加以陷害，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这些为严嵩所害的人大多是对他窃权罔利、不谋政事不满，而希望能扭转当时政治腐败现象的忠良之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忠良，本身是建立在封建伦理道德上的行为规范，我们应该先实事求是地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传统认为被严嵩所害的人究竟是否为严嵩所害。

如果是，他们被杀的原因是什么。

二是这些人在当时的作为是否于国于民有利。

然后才可对这一问题作出正确的评价。

3、结党营私。

一种意见认为，统治一个国家需要人才。

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并不是结党营私。

严嵩是识才、爱才的，相当注意用得其人，不仅仅是用自己的人便了，他也用与自己不和但有才之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严嵩以同乡、亲戚、私人、同年等各种关系招纳党羽、培植亲信,并安插到各个部门，可谓结党营私；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封建社会的官员都会引一批人为己用，问题在于他如何用人，是否对反对自己而有才的人不但不用，反而以卑鄙手段加以陷害，或者只用忠实于自己但又是无能之辈。

4、贪污受贿。

一部分同志认为，严嵩贪污受贿确有其事，而且数量颇大，不仅表现在占有大量田地房屋等不动产上；而且更表现在收藏了大量的古玩珍宝上。

边疆大吏、朝中大臣都大肆贿赂严嵩。

另一部分同志认为，贪污受贿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积弊，严嵩也有染习，但严嵩贪污受贿数量远没有史料中所记载的那样多，抄家时将严嵩所有家产，包括皇帝封赏都视为贪污受贿所得，并妄加数量。

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贪污受贿主要是其儿子所为，严嵩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严世蕃有一大笔钱，而且抄严嵩家时记载也很不实际。

严嵩后任徐阶家产远比严嵩为多。

5、北虏南倭政策。

关于严嵩柄政时的北虏南倭政策可以说是本次讨论会的热点。

苏均炜认为，严嵩辅政二十年，真正起了作用的是对付北虏南倭问题上。

苏先生指出，关于嘉请期间北虏南倭这两个问题，十居其九的史书都没有对严嵩的政策做过详细的分析，反而尽情污蔑，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

苏先生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当时整个国家处于无兵、无将、无饷的情况下，严嵩主张防御北虏的政策是面对现实的；而对南倭主张抚战结合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所以，严嵩的北虏南倭政策是有利于民生的。

许多同志将万历时边防的废弛归罪于嘉靖时期，进而归罪于严嵩是不切合实际的。

郑克晟认为，严嵩主张北修长城以御北虏确有可取之处，“庚戌之变”，严嵩不应当负很大责任。

综观严嵩的北虏南倭政策，他并没有起反作用。

曹国庆认为，严嵩对北虏南倭的处置相当谨慎。

对南边的战事相当关注，处理的也比较得体。

对北虏的处置则显得欠妥，因为他实行的消极防御政策是不可取的。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严嵩关心边防，为国家的利益着想。

针对以上观点，一部分同志认为，严嵩是败坏明代边防的祸首，他信用的大将仇鸾，兵部尚书丁汝夔面对俺答的进攻，不抵拒，纵敌饱掠。

他索取边将贿赂，疏于边防，隐瞒军情，使边地人民深受灾难，边防残破。

所以明代边防废弛，异族入侵，严嵩难辞其咎。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严嵩的南倭政策是丧失民族气节的。

在讨论严嵩的南倭政策时，一些代表还就南倭的性质及其人员组成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苏均炜认为，南倭主要组成人员是沿海商人，日本浪人所占比例不大。

吴量恺则认为，南倭的主体是日本海盗，在日本有他们的据点；而沿海商人加入者甚少。

6、如何看待严嵩及其有关的史料记载。

一部分同志认为，有关严嵩的史料记载因掺杂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和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而大量失实。

因而，研究严嵩，关键要超出官史的限制，不能为官史所束缚。

针对这种观点，一些代表认为，我们不能凭推论而简单地否定一部史书，要找出确凿的证据、具体的史实来证明严嵩及其有关的史料记载失实。

《明史》及相关的史料是我们研究明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轻率地怀疑它，甚至否定它，那将使我们的明史研究无从入手，从而也势必将影响到其它断代史及整个中外历史的研究。

会上，代表们还就严嵩成为奸臣的历史原因，他当权的原因和失势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关于严嵩成为奸臣的历史原因，对严嵩持肯定说的同志认为，这主要是徐阶、王世贞等人对严嵩的诬陷，另外，文学作品和戏剧的塑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加上清代君主的斥责和《明史》的印行，所以一直到今天，一般人都指严嵩为奸臣了。

关于严嵩当权的原因，一些同志认为，明世宗的刚愎暴厉，独断专行，是严嵩专权的前提，而严嵩谄媚迎合的本领是他得到的明世宗信任，从而柄政二十年的重要原因。

另外，他与方士、宦官、锦衣卫等相互勾结，从而为他的专权铺平了一道路。

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嘉靖时期实行“无为无不为”的政治是严嵩能够当权的重要原因。

严嵩的失势原因，大部分同志认为，严嵩到了晚年，许多事情令明世宗不满；其子严世蕃扰乱朝政，恶贯满盈的影响；加之徐阶等人的排挤，终于使严嵩落得个籍家的下场。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严嵩的从政之道，严嵩与徽商的关系，严嵩与《袁州府志》的修纂，严嵩的文学造诣，严嵩隐居钤山时期的思想，严嵩的经济思想等提出了各自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