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叙述视角简析
《活着》苦难叙事的当代价值,人文意义审美意义现实意义
《活着》苦难叙事的当代价值，人文意义审美意义现实意义《活着》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福贵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经历世事变迁，饱尝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
本文从苦难叙事的角度，分析《活着》在当代的价值、人文意义、审美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揭示这部作品在文学和社会领域的深远影响。
一、引言《活着》以福贵一家人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变迁。
在这部作品中，余华运用苦难叙事手法，深入剖析了社会现实、个体命运和人性内涵。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苦难叙事，探讨《活着》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二、苦难叙事的当代价值1.反映社会现实：《活着》通过福贵一家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和矛盾。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引发了读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2.批判现实：在《活着》中，余华对旧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不平等和不公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意义。
3.激发思考：通过对福贵一家苦难生活的描绘，余华激发了读者对个体命运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反思历史。
三、人文意义1.关注个体命运：《活着》关注了福贵一家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个体命运，展现了他们在苦难中顽强生存的精神风貌。
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彰显了作品的人文关怀。
2.传承文化：通过讲述福贵一家的人生故事，余华传承了民间文化和价值观念。
这使得《活着》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3.彰显人性：在苦难中，福贵一家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和弱点。
这种对人性的揭示，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人文内涵。
四、审美意义1.叙事手法：《活着》以真实、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
2.人物塑造：作品中福贵、家珍、有庆等人物形象丰满、鲜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人物形象，使作品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3.艺术表现：《活着》以悲剧美学为基础，展现了福贵一家在苦难中生存的艰辛和坚韧。
《活着》双重叙事风格赏析
《活着》双重叙事风格的冲突与一致基于电影《活着》，分析其双重叙事风格，并探讨两种叙事风格的冲突与一致。
从电影来看，《活着》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双重叙事风格的复合体。
《活着》的故事发生在20 世纪40 年代、50 年代、60年代三个历史时期。
三个时期对应不同的历史事件: 40 年代的国共内战、50 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三个时代成为影片中一群小人物的生活的时代政治大背景。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角度来说，小人物嵌入时代舞台上，他们的死亡故事如皮影戏般被动而又无奈上演着。
从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来说，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从40 年代，到50 年代，再到60 年代，时代背景在不断变动，但是，贯穿每一个时代的《活着》的含义则通过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双重叙事风格展示出来。
在悲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个人无力改变历史和命运。
“上帝决定借你演一出荒诞剧，你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而已。
永远别埋怨他，他永远对，他就这脾气。
”电影《活着》为观众呈现了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沉浮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
这些小人物面对着无法掌控的社会政治动荡，只能选择被动的顺从、无奈地承受。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来看，活着就是一种忍受。
但是，在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下，个人拥有面对命运的不同态度。
“当余华用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魇亵渎了现实和人的生活之后，面对他所感受到和呈现出来的苦难，他选择了救赎”，而救赎的方式就是保留着人性中的善良与温情，即使屡屡遭受生活沉重的打击，依旧充满希望地活着。
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双重叙事风格下，活着，是一种痛并温暖的过程。
这里将分析双重叙事风格在40 年代、50 年代和60 年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一、40 年代40 年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国共内战的背景。
从悲观主义的叙事来说，龙二和福贵的悲喜命运向我们展示出大时代下，运气成为个人生存的惟一依赖。
另一方面，从乐观主义的叙事来说，家珍的不离不弃和坚守，成为冰冷历史中的一点温情。
《活着》写作手法
《活着》写作手法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部小说，其写作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叙事方式：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展现故事情节，增强读者
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
2.真实写实：小说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以农民家庭的生活为切入点，真实展现
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变迁。
3.笔触细腻：余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通过细节展现
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4.叙事结构：小说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通过主线故事和插叙等手法展现了主人公的
成长和命运起伏。
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及修辞处理
余华《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及修辞处理《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贫苦农民福贵为主人公，通过他经历的一系列人生起伏，展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与人类困境。
在小说中，死亡被视为一种普遍存在，它不仅是福贵个人命运的反映，同时也承担了表达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社会冷酷现实的讽刺揭示的任务。
本文将探讨余华在小说中对死亡叙事和修辞处理的精髓。
首先，余华运用细腻的叙事手法来揭示死亡对个人生命的冲击和意义。
小说开篇，福贵亲眼目睹了妻子家春的死亡，这是他第一次直接面对死亡，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和无情。
余华从福贵的视角描绘了妻子生前和死后的形象，通过对福贵内心的描写和反思，展现了死亡对福贵的巨大打击。
福贵不仅承受了妻子的离世之痛，还得面对家庭的破裂和贫困的现实。
通过福贵的亲身经历，余华向读者传递了死亡对个体生命带来的冲击和压迫感。
其次，余华在小说中运用了独特的修辞手法，将死亡与其他主题相结合，以强化对死亡的叙事效果。
在小说中，余华通过对自然景物和社会现实的细致描写，将死亡与农村生活、家庭关系、历史变迁等主题相互渗透、相互映衬。
例如，福贵的儿子孙生出生时，整个村庄正值饥荒期，婴儿们接连夭折。
这种对比极强烈的生死对照，使得孙生的出生更显得珍贵和脆弱，同时也揭示了饥荒和社会动荡对个体生存的考验。
此外，余华还通过对个体命运的铺陈，将死亡作为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
小说中，福贵亲眼目睹了无数亲人和亲友的死亡，其中包括儿子孙生、女儿兰花等。
这些死亡并非自然的消亡，而是由于战争、饥荒等社会现象的影响导致的。
通过描绘这些悲剧性的死亡，余华暗示了中国社会中个体命运的无奈和生存的艰辛。
他通过死亡对社会冷漠和不公的讽刺，激起了读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反思。
最后，余华还通过对死亡叙事的不同层面的处理，强化了死亡对人生意义的探讨。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福贵在年老体衰之际，开始对自己的经历和生命进行深刻的反思。
他意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拥有财富和地位，而是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温情。
浅谈《活着》的艺术特色
浅谈《活着》的艺术特色《活着》是先锋小说作家余华在9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余华创作由冷漠血腥向温情转型的分水岭。
它向我们讲述了在中国近百年的动荡背景下，主人公福贵一生经受过的生活磨难，亲人离逝的无奈，最后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悲惨遭遇。
这些苦难与伤痛把主人公福贵历练得更加坚强，让他历经人世沧桑，看清人情冷暖，从而懂得活着的意义。
本文将从叙事技巧以及语言特色两方面作为切入点来浅析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
在叙事角度上，小说以“我”为第一视角进行回忆，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拉近了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
“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游荡在充斥阳光的乡村，在夏日的池塘边遇到了已是老人的福贵，同时十年前“我”的悠闲自得与福贵年轻时的不幸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是一个叙述者，福贵又是另一个叙述者，作者采取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来拼凑出福贵悲剧的人生，通过双重叙述视角使得主人公福贵的形象更加鲜活，更增添了作品的代入感。
在叙事手法上，小说采用“以轻写重”和重复叙述，用平淡的语言掩藏内心的悲伤，以连续不断的死亡事件为内容进行重复叙述，让读者产生最直接的生命体验。
比如主人公福贵只是通过热度的消失来描述妻子家珍的死亡的场景，这样轻描淡写的重现妻子的死亡，在他那平静的语句中仿佛看不到一丝悲痛，殊不知背后隐含的却是生者对于死亡的无奈。
而在面对丧子之痛时，福贵只是对县长春生说了三句话：“春生，我儿子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要去看儿子了”、“春生，你欠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我吧”。
从这三句短短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失去儿子的可怜父亲，在用这种平平淡淡的语句努力的压制着自己的内心悲痛与无助。
故事中接连不断的苦难和死亡在福贵平静的叙述中显得波澜不惊，但平淡的叙述却加强了故事本身的情感冲击力，把苦难和温情的主题向读者展露无遗。
此外，小说还采用以顺叙为主的基础上穿插倒叙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使小说增添了许多戏剧化的波折，让小说更加引人入胜。
《活着》叙述视角简析
《活着》叙事艺术简析《活着》是余华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败家少爷徐福贵由养尊处优到一贫如洗，在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经历流亡、饥荒、疾病、妻儿老小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的种种苦难，最终在一头牛的陪伴下孤苦地活着的故事。
苦难如影子一般，贯穿了福贵的一生，他几乎是经历了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遭遇的苦难，可哪怕是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也带着对苦难的深切感知，顺从地活了下来，既找不到支撑自己活下来的力量，也没有咬牙坚持的愤恨，余华对福贵这一生的注解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谈起这部作品的创作渊源，是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给了他灵感，这位在命运的无尽折磨下依然保持温良的老黑奴深深打动了余华，他也通过福贵的一生将这样的感动传达给读者，同时叙说着对生命朴实的认知：“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样的认知让人明白活着本身就值得歌颂值得感恩，不抱有活着之外的任何期待，人的精神状态便能够在任何经历面前不致干涸，与命运和平共处，显示出最温驯亦最柔韧的力量，“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正是因为这种来自平凡之人的伟大生命力量，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深刻的灵魂，而这种力量的书写，也是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自觉的叙事艺术的高度体现。
余华坦白，这部作品最初是以第三人称创作的，在难以为继时才在苦苦思索下转换为第一人称，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创作。
实际上，余华对叙述视角的构思之精巧，远远不止视角的选择。
故事是通过福贵对一位搜集民间故事的青年讲述自己的经历推进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同时在讲述的推进中富有节奏地进行转换，共同构成了叙事的多重审视。
第一重视角，是福贵作为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感受，这种真切的感受是第三人称无法到达的细致，不仅能使读者深刻体会到种种苦难对福贵的沉重伤害，还能寻找到苦难倾轧下的福贵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珍贵温情，福贵的人生走到最后时，依然能感到安心和满足，才能令人真正信服，读者在福贵的讲述中自然代入，仿若亲身经历，心情由沉重哀伤到逐渐宁静，那份“活着”的力量，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无声吟唱。
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
论述《活着》的叙事特点小说采用了时间顺序铺陈故事，如果以死亡为界来分析每一段故事的话，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每段故事的节奏掌握是不一样的，这种节奏的快慢也控制了读者阅读作品时感情的起伏，而每次故事中作为聆听者的“我”出现时，就会缓和小说对读者带来的冲击，然后为下一次感情的冲击做准备。
小说叙述特点分析具体如下：一、双重叙事与镶嵌式叙事即由“我”引出小说真正的叙事人，让福贵成为叙述的主题，我成为同读者一样的故事的聆听者。
这样做的好处是，更容易拉近故事同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更容易解读福贵的内心。
理解在他故事背后隐藏的深重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在被推到极致的时刻，“我”又会出现，短暂的停顿和安详的气氛带来更加有力的震撼，同时留下时间和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体验人物内心巨大的悲痛之声。
因为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他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
《活着》的这种叙事结构也就是镶嵌式结构。
即在讲述一个故事时，有计划地安排插入(打破被讲述故事的主体突兀性，形成技巧性间隔。
“根据插入在整个话语系统中所占比例的大小确定情节结构是一种镶嵌式还是一种交替式的存在。
如果在确保讲述故事的主体优势的条件下进行插入，那么此结构为镶嵌式。
”这同马克吐温《跳蛙》的结构不同，马克吐温是用了套状的叙述结构，大故事中套故事，故事里面再套小故事，而《活着》的故事是线性发展的，是平面的，时空同一。
二、民歌式叙事小说中的“我”因为采风而来到农村，民歌是“我”此行的目的。
民歌正是促成“我”和福贵相遇的契机。
整个小说由民歌开始，又将民歌安插进小说的行进之中，使得整个小说笼罩在民歌的质朴与原始中。
这种朴实，使小说具有了土地的力量，也只有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才能承载与湮没巨大的伤痛，才能镇定自若地面对生命的无常。
三、重复叙事夏中义先生曾经将余华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母题归纳为“苦难中的温情”和“温情地受难”，这一母题在《活着》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福贵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亲人朋友的死亡，而每一次福贵的化险为夷都让读者认为也许这个人就要转运了，而当故事以抛物线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地往下坠时，我们不仅要怀疑，这样的活着是否比死亡更好。
从叙事角度看《活着》
马云燕从叙事角度看《活着》在悠久的时间演变中，文学的文字语言储存了无穷的文化内涵,能更自由地接近思想与哲学。
尽管影视等其他艺术类别，极力强调自身艺术的纯粹性与美学形态，但是都超越不了文学。
张艺谋向来尊重文学作品，其影片多来自于文学作品的改编，《活着》便是其中的一部。
在80年代中期，政治对思想逐渐宽容，“历史”成为了“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
经由这些结构我们得以重现过往事物, 以达到解释它们的意义之目的。
”在这里, “历史”与人类生命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其他因素一样，不仅可以言说的, 而且可以戏说。
于是，历史图景与意义通过主观想象的理解模式或意象抵达于人们的眼前：历史与虚构终于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 “讲述什么”重在强调作为小说主体的故事的话, 那么“怎么讲述”则是指作为技巧的叙述法。
电影《活着》的叙述特点之一是完全剔除了画外音。
将第一人称转述变为全知叙述，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及其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这和影视作品以声画符号作为讲述故事的语言的特点密切相关。
这也证明了“经典电影叙事的基本特征是以呈现而不是讲述的方式隐藏起叙事行为与符码痕迹”。
电影以福贵在赌场赌钱开始，按照时间顺序配以字幕讲述故事，使得叙述条理清晰，明白晓畅。
但同时也正因电影中画外音的缺席，观众不是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听”老年福贵娓娓道来，与叙述者“我”一同进入情感体验状态，而是被动地“看”故事，与福贵的苦难似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当然这和张艺谋导演有意冲淡电影的苦难色彩有关，例如他在片子最后，安排福贵、家珍、二喜看着馒头天真稚气地逗着小鸡，说起鸡、羊、牛，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温馨情调来结束本片。
影片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张艺谋把文革作为电影的主旋律，而余华仅仅是把文革当做一个背景。
在电影中，当故事进入到六十年代，我们几乎随处可见文革思想给福贵一家带来的影响。
例如镇长让福贵把皮影烧了，因为那是旧社会的产物，而今要破四旧；再如凤霞相亲，镇长介绍二喜时特别强调他的家庭成分很好，福贵也指着自家墙上努力站好的“革命证明”，表明两家是“门当户对”；又如批斗大会结束后，二喜让福贵一家跟“走资派”春生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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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叙事艺术简析
《活着》是余华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败家少爷徐福贵由养尊处优到一贫如洗，在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经历流亡、饥荒、疾病、妻儿老小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的种种苦难，最终在一头牛的陪伴下孤苦地活着的故事。
苦难如影子一般，贯穿了福贵的一生，他几乎是经历了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遭遇的苦难，可哪怕是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也带着对苦难的深切感知，顺从地活了下来，既找不到支撑自己活下来的力量，也没有咬牙坚持的愤恨，余华对福贵这一生的注解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中谈起这部作品的创作渊源，是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给了他灵感，这位在命运的无尽折磨下依然保持温良的老黑奴深深打动了余华，他也通过福贵的一生将这样的感动传达给读者，同时叙说着对生命朴实的认知：“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样的认知让人明白活着本身就值得歌颂值得感恩，不抱有活着之外的任何期待，人的精神状态便能够在任何经历面前不致干涸，与命运和平共处，显示出最温驯亦最柔韧的力量，“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正是因为这种来自平凡之人的伟大生命力量，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深刻的灵魂，而这种力量的书写，也是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自觉的叙事艺术的高度体现。
余华坦白，这部作品最初是以第三人称创作的，在难以为继时才在苦苦思索下转换为第一人称，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创作。
实际上，余华对叙述视角的构思之精巧，远远不止视角的选择。
故事是通过福贵对一位搜集民间故事的青年讲述自己的经历推进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同时在讲述的推进中富有节奏地进行转换，共同构成了叙事的多重审视。
第一重视角，是福贵作为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感受，这种真切的感受是第三人称无法到达的细致，不仅能使读者深刻体会到种种苦难对福贵的沉重伤害，还能寻找到苦难倾轧下的福贵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珍贵温情，福贵的人生走到最后时，依然能感到安心和满足，才能令人真正信服，读者在福贵的讲述中自然代入，仿若亲身经历，心情由沉重哀伤到逐渐宁静，那份“活着”的力量，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无声吟唱。
福贵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着同样活在那个时代的其他各式各样经历着苦难的人们，展示着一幅广泛的萧条而生生不息的图景。
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米行老板千金出身却放弃了富足安逸的生活与福贵一生相守的家珍，少女时代的她简直是美的化身，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就像敲打在福贵心房的雨滴，她本有机会回到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却在福贵被抓走充军杳无音信的那段时间一直守在茅草屋里等他回来，她对福贵说：“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也算是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
家珍这一辈子受尽折磨，临终之际却只记得福贵在命运重压的喘息下给她的温柔怜惜。
家珍是最温驯的妻子，福贵最混账的那段日子她都没有发过脾气，也有着最坚韧的灵魂，面对病痛她从未想过放弃，哪怕是自我厌弃也挣扎着继续求存，病痛哪一天没让她咽气，她就哪一天坚持活着的姿态，她甚至能劝不堪批斗折磨的春生不要寻死，她对春生说：“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
”生命中遭遇的苦难让家珍无法纤尘不染地呆在保护伞下，可她的美丽却在风霜摧残之下绽放出永恒的花朵，深深扎根在福贵的心上。
读者通过福贵的眼睛看到每一个苦难中摇曳的灵魂，真实地感受到这份朴素的“活着”的力量，汇成一片海洋。
第二重视角，是回忆的视角，这一重视角与第一重视角实际上属同一重，却是另一层面的表达效果。
首先在故事的讲述上，回忆的视角兼具第三人称的优点，解决了当事人在时间空间上受限的局限，使故事推进更顺畅，能够以事后得知的形式补充诸多福贵不在场无法见
证的细节，使故事更完整。
而更重要的，还是福贵自己隔着一段时间，与自己命运的对话，如果是经历苦难的当时，福贵的撕裂般的苦痛会更清晰，他可能会精神崩溃，可能会生出很多无法继续前进的绝望，隔了这样的一段时光，我们却能感受到过一日算一日的老年福贵心态上的安详，“苦难前头还是苦难又怎么样呢，我还活着呀”，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吧。
我曾经看过一段话，“如果一个人老了，他大概会连往事都记不太清楚。
然后就会不自觉地添加许多想象，许多一厢情愿的滤镜，把一个平凡的片刻在自己的脑海里塑造成一场高深莫测的电影”，福贵的回忆为他的生命连同苦难一起抹上了慈悲的色彩，而这层美化本身，就包含了福贵对家人和生命深沉的爱。
第三重视角，是聆听者的视角，福贵在讲述中与自己命运对话的同时，收集民间故事的青年也在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着这个老人，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的老人，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的老人，能够精彩地讲述自己的老人，“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他终有一天会接受大地的召唤，迎来人生无尽的黑夜，可他以平静的态度，等候这一天的到来。
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呢，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这就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