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初探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流变与理论论争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流变与理论论争国家和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古代哲学家如孔子、荀子等都曾经提出了“天命所归，民之所欲行也”、“有道之德，执政者为公”等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思想。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思考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形成了多种理论流派和理论论争。
1. 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一种政治理论，在该理论中，国家和社会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国家的主要作用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自由主义者认为过多干预社会会导致社会权利的侵犯和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国家应该是最小化的。
2. 福利国家理论福利国家理论是20世纪欧洲和北美洲的一种政治理论，认为国家应该为国民提供一定的福利，以缓解社会不平等和贫穷。
在福利国家理论中，国家的作用是积极介入社会，并通过分配资源、调节市场等手段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机制，国家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被视为市场的调节者和监管者，其主要作用是保护市场自由和企业自由。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是劳动人民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应该承担统一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等职责，同时推进劳动人民的利益。
1.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诉求和依赖的反复循环还是互动共构？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自由主义者强调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干预社会，而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阶级统治的反应，是双方互动的反映。
现在，许多人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共同体重构，双方不同的诉求和依赖通过互动共对构建共同的发展愿景。
社会学角度看国家与社会
社会学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和社会是共存且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国家作为社会组织及管理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而社会则由大众自发组成，用各自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第一，作为国家组织和运作的核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政府的核心职能是制定法律、规章和政策，管理社会资源，以及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政府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政府推出的公共政策，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社会，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又必须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因此，政府必须与社会密切合作，倾听民意、了解民情，持续优化和改进政策，使政府的管理更为合理和有效。
第二，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动力。
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社会基础之上。
社会的组成和演变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社会是自我管理、自我运转的，自主权力应得到尊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组成了社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因此，国家应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发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
国家应该正视社会问题，避免社会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
第三，国家和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
国家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整体利益。
而社会则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个人权利保护和发展。
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常见的话题。
国家管理社会时，需要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
当社会上出现诸如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时，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手段等途径加以调节和改善。
第四，社会在国家构建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力量。
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制度和运作。
社会各种经济、文化、社会机构的形成、发展和演进，往往都推动或支撑着国家的制度和伦理。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流变与理论论争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流变与理论论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理论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重要课题。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流变和不同学者之间的理论论争一直都存在。
本文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流变以及相关的理论论争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对该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我们将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流变。
在19世纪，现代国家的概念逐渐形成，政治哲学家们开始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与探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其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应该是公民利益的代表和保护者，在其权力行使中应受制于法律和公民意志。
这种观点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20世纪初，随着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而国家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
这一观点对20世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也在不断演变与发展。
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开始逐渐兴起。
社会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变得更加复杂。
国家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协调和调整的机构。
在这样的视角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理解为一种多元主义的关系，国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协调者和调解者的角色。
除了社会现代化理论之外，一些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也开始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重新解释。
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联系紧密，但两者应当保持相对独立。
国家的作用在于制定和执行普遍适用的规则和制度，而社会应当在这样的规则和制度基础上进行自主发展。
如果国家过度干预社会的发展，则容易产生扭曲和僵化，导致社会失去活力与创造力。
浅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浅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是他们在19世纪提出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深远思考。
本文将从理论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发展影响等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浅析。
一、理论的产生背景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产生，首先需要了解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在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使得社会阶级对立日益加剧，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彻底的社会变革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产生，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剖析，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工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成为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矛盾的调解者。
这就为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背景和社会的土壤。
二、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概括。
他们认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们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成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手段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
国家也是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和镇压的工具，通过警察和军队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秩序。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浅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浅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社会发展、国家作用以及阶级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浅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维持统治秩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一种代表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协商；它是每一个受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联盟起来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手段，而且从来没有不由暴力特征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职能是保障统治阶级的权益，并通过法律和暴力手段来对抗被压迫阶级的反抗。
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表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国家将会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消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阶级的消失和私有制的彻底消除，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将失去存在和意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只有在一个取得统治的阶级克服了另一个统治阶级的抵抗，而且，在取消在人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的取消了阶级对立本身，同时也取消了国家；只有在这时，才能实现总体进入国家领土的暂时统一。
”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和民主的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消亡，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国家是阶级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维持统治秩序。
在社会主义的胜利下，国家将会逐渐消亡，人民将通过民主方式来管理社会，实现国家的最终消亡。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我们认识和改造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1. 引言1.1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性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和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是资产阶级控制和服务的，通过法律、政治、文化等手段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消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只有在没有阶级对立的情况下，国家才会逐渐消亡，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强调了国家对社会的调控和影响，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可以深刻理解国家的本质和功能，揭示阶级统治的实质。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为我们研究和探讨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参考。
在当今社会，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指导我们在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性】。
1.2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介绍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指在乡村社会中形成的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自治、参与和协作的组织形态。
其核心理念是通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和自治的方式，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旨在强调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合作，促进乡村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需要依托于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规范的治理机制。
它不仅是一个组织形式，更是一种治理理念和模式，其目的是为了强化乡村社会的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使乡村社会在面临各种挑战和问题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和解决。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乡村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和参与性，激发他们自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浅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浅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1. 引言1.1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对于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的深刻洞察力。
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特定阶级对另一阶级的压迫和控制。
这种理论洞察力影响深远，对研究国家和政治体系、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都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对于启发人们思考和改造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是可以被改造和超越的。
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入理解，人们可以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性质，意识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指导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的深刻分析，还在于其对启发人们思考和改造社会的指导作用。
这一理论为我们认识社会现实、发展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指导。
1.2 研究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欧洲工业化进程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和理论探讨的动力。
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开始着手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运行规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
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工具。
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为后来恩格斯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恩格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论证，提出纯粹的阶级奴隶制定国家消亡的观点。
他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为后来两位重要思想家的理论融合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是对19世纪工业化时代社会现实和阶级矛盾的深刻思考和探索，是对现代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深刻剖析和批判。
浅析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136理论纵横理论版一、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一）传统国家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同一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都依存于城邦共同体，“对全体希腊人来说，城邦就是一种共同生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市民社会就是城邦共同体，国家与社会是复合而一的，两者是没有区别的，城邦的正义和善就是这种复合的基础，总体来说他的国家理论为传统国家主义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复合，但是他将城邦与家庭和作坊相区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做出了对国家与社会进行区分的尝试。
西塞罗明确了传统意义上市民社会的概念，指出了市民社会不仅指国家，还包含着市民生活的领域，但是他把正义和理性看作是国家的基础，总的来说他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思想依旧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混合中，并没有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作出区分。
国家与社会不可能长期复合，中世纪基督教兴起，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教会的出现是后期国家与社会分化的根源之一。
（二）近代自由主义：社会先于国家在霍布斯自然法学说的基础上，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认为自然状态位于国家产生之前，自然状态的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这已经从一定程度上试图对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区分。
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是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当属亚当·斯密。
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他高度评价了自然状态，认为人在这种状态中是自由且平等的，他以自然状态的理论论证了政治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并把这种状态作为先于政治国家的存在。
卢梭也具有社会先于国家这一理论逻辑，认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植根于基于“公意”的社会契约，他虽然也没有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根本上的划分，但是他强调了国家的整体性，建立了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
康德从他所认为的没有法律和国家的原始自然状态出发，认为不基于法律保护的社会是完全可以先于国家而存在的，正是契约的缔结才使得国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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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课程考试试卷封面教师姓名：日期：2011年01月04日浅议国家与社会关系内容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化和协调化，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过程而演进的，是推动经济民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性资源。
本文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着重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入手，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的实际，探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互动；全球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
当今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由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
从社会角度而言，它体现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和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渴望；从国家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在体制转变阶段，如何界定政府权限、规范政府行为的要求。
因此，科学地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是学术理论界的事情，而且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一、以政治社会学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只不过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只有社会才能与人类共始终。
1. 社会产生国家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独立解决不了自身的矛盾，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来管理社会，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
国家产生的最初阶段，缓和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向前发展创造了条件。
2. 社会支持国家国家是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生。
国家刚一诞生，社会就赋予其两种职能：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
社会在国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成功，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必须支持国家的发展才能使社会按正常的脚步向前迈进。
）3. 社会制约国家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分裂出国家，由国家来管理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由国家管理到多大程度，实际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
当社会处在落后的幼稚状态中时，国家有可能管理社会的一切活动。
但是，国家把全部社会权力都占为己有时，并不有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
因为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和国家政治活动根本不同的运行规律。
政治对经济的无限制干预只能导致经济的萎缩，由此一来，国家运行的机制，就违背了社会的初衷。
为了能使国家按着其理想的模式发展，社会只有去制约国家。
4. 社会收回国家马克思认为，只有“民主制”才是国家和社会统一的惟一途径。
它表明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把社会委托给国家的那些权力重新还给社会。
民主发展到顶峰时也就是人人都是管理者，不需要国家设置管理者来管理社会，民主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民主做为国家的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民主没有了，相应的国家也没存在的形式。
二、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国家嵌入社会”等理论，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闹复杂的互动关系。
这表明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走出了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出现，对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主要内容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核心是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合作关系，强调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发生作用；在分析方法上，主张对国家与社会这样过于宏大的概念进行分解，将国家与社会看作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交织。
此理论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即“国家在社会中”与“国家与社会共治”。
1. “国家在社会中”首先，国家与社会的“关联程度”影响国家的有效性。
国家概念被分为“理论上”的国家和“现实中”的国家，在理论上，国家具有独立的作用；但在现实世界，国家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角色，也不是自主于社会的力量。
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并不能决定国家的能力，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能力有时候导致的是“强”国家，例如快速工业化国家；但有时候则导致的是“弱”国家，比如很多非洲国家。
因此，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交织关系才能决定国家的能力和有效性。
其次，需要对国家概念进行分层。
米格代尔提出，要对国家采取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将关注点从国家高层转向国家的不同部分，尤其是国家组织结构与社会相接的国家底层，将国家分为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析。
他认为国家自上而下可以分为四层：最高决策中心，指的是国家机器顶端的最高行政决策者；中央政府，指的是国家决策的神经枢纽，它制定国家政策、安排资源的分配，并对最高决策中心负责；地方政府，包括地方的政府部门、立法团体、法院、军事和警察机构，它们在一个固定的次国家范围的区域内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制定并执行地方政策；执行者，指的是直接面对社会执行国家政策的人员，例如收税员、警察、教师、士兵以及其他直接执行政府规定的人员，他们直接与社会打交道。
由于国家组成部分的多样性，因此对同一问题很难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每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自身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反映了不同行为者基于不同压力下的不同行为的集合。
因此，米格代尔指出：“当我们问国家的自主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问的是在哪一级是自主的，因为不同层级所面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再次，社会呈现网状的结构。
社会由不同的力量组成，包括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和社会运动等观念联合体，它们的权力来自组织内部的等级结构、符号资源的使用等。
社会力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心理等领域为争取对社会的主导权而进行联盟或竞争。
最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多元性。
“国家在社会中”指出国家与社会互动可以达致四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是整体转型，即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导致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第二是国家与现存社会力量合作，即国家吸纳新的组织、资源、符号和力量，使它可以对现存的社会组织进行控制，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模式；第三是现存社会力量改变国家，即或者国家控制社会力量，但没能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模式，或者产生了新的统治模式，但是由非国家的力量占主导；第四是国家未能有效整合社会，这将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裂。
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表现为第二和第三种模式，即国家与社会处于相互形塑的过程当中。
2. “国家与社会共治”如果说“国家在社会中”指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那么，国家中心论者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共治”则直接指向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共治理论就是指国家与社会、公与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公民参与可以加强国家力量，国家制度可以建立一个促进公民参与的环境，二者互为条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国家嵌入社会或者让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共治。
这一理论主要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提升理论问题。
一种是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即国家提供私人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来培育人们的合作，这些产品可以是无形的，比如法治、公开性、技术改进等，也可以是有形的，例如交通、基础设施、技术推广等。
这些无形或有形的物品可以提高人们的合作能力。
第二种是嵌人性(embeddedness)，即指政府官员参与社区的日常生活，通过塑造自己的社区成员身份，获得社区成员的信任和认同。
（二）政治架构从“制衡”走向“互动”是国家发展的历史脉动由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是以反抗专断权力，主张自由和权利为目标的，因此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呈现出了“利益多元需求、权力分散制衡、组织异质独立”的特征，进而广泛形成了排斥单一性和独占性机制的强烈诉求。
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制衡国家权力的功能，经常性地使它们之间处于对立和紧张的状态，为此，西方国家也在进行着不断的调适和修正，竭力调处个性与共性、公域与私域、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厘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及其公民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与均衡，进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然而，从深层次上进行分析，这样的调适和修正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及其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博弈，所以无论从哪个视角进行考量，都很难找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及其实现路径。
市民社会并不是一种自然和不变的事物，而是一种历史现象；也不是一种僵化和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不同特质的社会现象。
进而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社会对于国家的制约由“抗衡”走向“互动”，充分表现为一种深层的历史脉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我们视野中的市民社会，应该是扬弃和超越了与国家“抗衡”为起始点的“公民社会”，而这个新的广阔空间既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传统国家的“民间社会”，它最终将属于整个人类社会。
（三）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经过短暂的“市民社会对抗国家”路径探索后，大部分学者逐渐接受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观点。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在中国首先应用于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结构的研究。
许慧文(Vivienn Shue)指出，强大的社会团体可以和强大而具有弹性的国家并存，也就是说“强社会”并不一定意味着“弱国家”，可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互相赋权，但是，没有嵌入社会的“强”国家事实上是脆弱的，不能经受社会变迁的考验。
她指出，1949年后，国家对社会生活全面控制，但也造成了社会的细胞化(social cellularization)，社会在按照意识形态分类组织起来的同时，也被分割成无数小的和互相割裂的细胞。
农村集体化将农民限制在小的无所不包的生活与劳动单位中，自由贸易受到限制，农民没有与超出集体化以外的社会发生交往的机会；在城市中，人们的生产和消费也被限制在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单位中。
这种格局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一端是政策制定的最高层，一端是直接执行政策的地方官员，在这中间则是各级很少拥有真正权威的行政组织。
改革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计划经济或国家权力过分强大导致的，而且是因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契合。
学者对改革开放后的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分析，例如戴慕珍(Jean C，Oi)对地方法团主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