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的历史

厕所的历史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旅游公厕满意度全国排名第三位。

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文明并非从发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个厕所建立开始。

厕所在现今人们追求的精致生活中所占地位之重要，从近来国人赴日抢购马桶盖的火爆场面便可窥一斑。

厕所历经几千年的演化进程，记录着人类从蛮荒时代一步步走向现代文明的足迹。

室外“坑厕”掀开文明首页人类先民很早就开始注意如厕卫生了。

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厕所出现在5000年前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当时的厕所只是一个设于房舍外的土坑，因古时农家厕所常用茅草遮蔽，故也称“茅坑”或“茅厕”。

我国最早的厕所记载，出现在西周的《仪礼·既夕礼》中:“隶人涅厕。

”说的就是古人掘地为厕，待坑满后，就命令奴隶把坑填上，再挖个新坑。

“坑厕”可以说是中式厕所的始祖。

从史料看，周代的宫廷厕所已设有漏井，秽物可自然落入池内。

《周礼·天官》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

”“井匽”就是厕所的古称，又称“偃”。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姬孺“将食，涨，如厕，陷而卒。

”精短的八个字传神地记述了晋景公离奇的境遇。

清代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说：“今山西各处之厕，皆下掘坎深约六七尺，广如之，而横两板于坎上，履之以溲溺……下望黝然，深可没顶，疑晋时遗制。

”由此可见，晋景公的悲剧，缘于先秦时厕所的过于简陋。

西方早期的厕所，出现在公元前3000多年两河流域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也是相当简单的设施：地面上的一个孔洞，通向地下放置的可移动的罐子。

相对野外随地解决，这种简易设施迈出了人类如厕文明的第一步——将排泄物置于可操作的范围，防其四溢漫流，改善了定居点的环境。

“猪厕合一”突出综合利用据考证，厕所在秦汉时期称为厕、溷、囿。

“溷”在先秦时代一般专指猪圈，后来则指猪圈与厕所两重含义。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的纯农业定居者，我国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成熟的粪肥技术。

至少在战国末期，人们发现猪粪尿和人粪尿等在猪圈中充分混合发酵后形成的肥料是最好的农家肥。

于是，秦汉时期出现了带猪圈的厕所——“溷”。

即建造时把厕所架高，有梯子坡道供人上下，让粪便由此落入其下的猪圈，供猪食用。

在我国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牲口圈与厕所靠近，圈里有粪肥的痕迹。

猪圈与厕所合一的生活习惯，使得两个污秽处集中于一处,减少了污染源，清理起来更方便，有效利用了生活空间，同时也有利于资源的再利用。

和先秦时期的“坑厕”相比，秦时的厕所已出现了隔墙和独立的尿槽，专家推测隔墙是男女厕所出现区分的标志。

从汉代开始，厕所设计得更小巧、更安全。

上流阶层比较讲究的厕所，通常是在家宅院外的猪圈之上建一所隐蔽小房子。

西汉末期，厕所有了更具隐私性的围墙，上厕所的陡峭木梯，被宽阔平缓的台阶或斜坡所取代；一些厕坑两侧还建有高出地表的脚踏；有的厕所中已经出现了两个坑位，厕壁上设有窗户或开有天窗来通风。

到了六朝时期，厕所还设置了排污圆洞，在内部结构和样式上更加美观，生活气息更浓。

根据考古发现，在我国汉代古墓中发现的陶制厕所，就是采用中国一般建筑中最常见的形式，屋檐悬在山墙以外，这种设计能使厕所内的污秽之气迅速排出。

在商丘市芒砀出土的汉景帝之弟梁孝王后陵墓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坐便冥器。

这个建造于2000多年前的石质坐便器，不仅有靠背等装饰，在其上方的墙上，还凿有一个冲水的管道，其构造和原理与今天的水冲厕所极为类似。

抽水马桶象征西方现代文明古代西方最早的水冲坐式厕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米诺斯王国，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宫殿里，人们将木制厕所座位修在排水渠之上，由仆人担水倒入沟渠。

由于设施在当时相当昂贵，仅仅是王室能够享用。

在抽水马桶发明前，室外茅房、夜壶及封闭马桶是古代西方人的三大排泄场所。

直到中世纪，夜壶或者简易的土罐，仍是普通人首选的卫生设备。

即使是在法国宫殿，也只有国王与王后有便桶，其他人包括大臣以楼梯间当厕所。

后来亨利四世下令必须到宫殿特定的阳台上厕所。

美国作家朱莉·霍兰在《厕神》一书中描述：19世纪前，巴黎从窗户直接泼出粪便的现象久治不绝，早期欧洲人直接把夜壶里的东西倒向窗外；伦敦桥最初是公共厕所，污物直接落入下面的泰晤士河，让低处行人和船只饱受“天女散花”之苦；路易十四有坐在马桶上接待客人的癖好；启蒙时代的欧洲城市还是污秽遍地……这种情况直至1596年才逐渐发生改变。

当时的英国人约翰·哈林顿爵士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抽水马桶。

拉一下这种东西上面的扳手，急水蹿出来把排泄物通通卷走，把马桶冲洗干净，涌上来的干净水还可以把臭气盖住。

和米诺斯宫殿的冲水设施一样，抽水马桶最初也是贵族玩物。

由于没有水阀和阻隔下水气味的设计，也没有配套的管线，最早的抽水马桶没能得到推广，从王室贵族到普通百姓，仍钟情于传统的便盆和封闭式马桶。

1775年，第一项具有现代意义的抽水马桶专利由亚历山大·卡明斯发明。

经过其后杰宁斯、克拉普尔、杜爱福等人的不断改进，抽水马桶变得方便而便宜。

这时，经历了大规模黑死病、霍乱等疾病的伦敦人意识到卫生的重要性。

1845年，在英国召开的第一届世博会上，约有80万人耐心排队领略了坐抽水马桶的经历。

从此，抽水马桶风靡英国，没几年，仅伦敦就有了20万个抽水马桶在运转。

抽水马桶很快替代了便壶和便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

但当时人们用更新的技术将脏物清出室内，却不加处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而泰晤士河是市民饮用水源，这反而促进了霍乱的流行。

直到19世纪后期，人们才意识到病菌与饮用水之间的联系。

英国人开始将排污管线布置在饮用水管线下游，抽水马桶被这些看不见的管线连接起来。

正是有了城市一体化的排污系统工程，才使得抽水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到了1910年以后，抽水马桶无论外观还是构造原理，都开始与当今意义上的马桶相差无几。

此时，西方的抽水马桶传入中国，最早接受它的是华洋杂处的上海富商，而住在中国旧式住宅里的人们，还是坚持使用茅厕。

移动马桶演绎奢华如厕中国的移动厕所，有一个简单而响亮的名字——“马桶”。

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记载了临安城的都市风貌：“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这是中国史料中第一次出现“马桶”这一称呼。

由此可见，“马桶”一词并非舶来品。

传说，汉代名将李广射死一只猛虎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自此，夜壶有了“虎子”之名。

唐朝时，因皇家有先人叫“李虎”，便将这大不敬的名称改为“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

以“马”代“虎”，标志着“虎子”具有了大便和坐便的功能，恰如骑马。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桶渐成如厕主角，而历代王室权贵的马桶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

《西京杂记》记载，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

到了汉末，帝王们所用的封闭式马桶，其形制和礼仪不断登峰造极，如厕时不仅要更衣、焚香，旁边还要有多人陪侍。

马桶底下多铺设香木制成的炭灰，为除臭、消声穷尽了想象力。

据《世说新语》记载，西晋王室成员如厕时用干枣塞鼻子防臭气，用相当于近世的肥皂——“澡豆”来清洁。

西晋首富石崇家的厕所建成高楼，厕所下面是填满鹅毛的木格栅，粪便一落下，鹅毛就覆盖上去。

排泄完后，一旁侍立的童子立刻把木格栅换掉以防臭味。

明代皇宫由宫内最下层宦官组成的净军之流,每日推着净车,打扫坑厕,清洗马桶。

宫中净车5年修造一次,当时不少于195辆，嘉靖初年仅此开支即用银约2750两。

清代皇帝寝宫中有了用于化妆、解手的“净房”，可谓是皇宫中最早的“洗手间”。

清宫的马桶称为“官房”，都用木、锡或瓷的材料制成，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下面的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木质便盆都装有锡质内胆，以防渗漏，内铺干松香木细末，使粪便没有散味的机会，动静也不大，用完随即由太监倒掉、洗净。

中国历史上马桶最讲究的当属后蜀亡国之君孟昶，他的便盆是用镶满七彩宝石的黄金制成，宋太祖赵匡胤缴获孟昶的黄金马桶后，曾感慨这种皇帝如何不亡国。

无独有偶，西方古代最考究的坐便盆，当属英王亨利八世的钟爱之物，是用黑色天鹅绒、缎带及精美流苏装饰起来的艺术品，并特别镶嵌了2000枚镀金饰钉。

公厕改写城市卫生面貌西方最早的公厕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

当时建在城市道路旁的公厕，由一排排悬挂在水槽上的十个以上座位所组成。

罗马公厕是社交场所，它没有隔间，不分男女，市民们在座位上相互交谈。

人们在木棒顶端绑上海绵用来“善后”，海绵被浸泡在盐水里，一位用后冲刷一下再供下一位使用。

我国古代城市早在夏商时代就开始建有公厕。

中国古代最早提到公厕的文献是《周礼》，称建于道路旁边的公厕为“路厕”。

汉代城市公厕名叫“都厕”，那时公厕已开始有专人管理。

《墨子·旗帜》就曾记述汉代公厕：“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我国南阳东汉墓中出土的公厕，男女两个厕坑左右并列，其中一个便坑前有尿槽，另一个没有，形制与现代已无区别。

宋朝时期，汴梁等大都市的公厕采取由专人管理、专人收集、专倒一处的方式，已具有了行业的性质。

当时专门收集粪便的人力车或牛车，定时沿着街巷挨家挨户收集，再转卖给需要粪肥的农民。

这类公厕很多是收费的，粪肥的收入加上厕所门票，使得投资建城市公厕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而这种由专人管理的公厕，几百年后才在欧洲出现。

在工业革命前，人口稠密的东亚地区的大城市，因为粪便被收集用于施肥的缘故，虽没有下水系统，但大城市依然能管好旱厕，在欧洲易通过粪便大规模传播的疾病，很少在东亚的大城市出现。

到了明末清初,不但城市公厕较多，乡村厕所也非常规范。

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收费公厕就出现在清嘉庆年间。

据《燕京杂记》记载，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入厕者必须交钱”。

“入者必酬一钱”，并可拿到两片手纸。

为了揽生意，厕主往往在厕外张贴大幅吸引人的布画，竖广告牌，上书“洁净毛（茅）房”字样。

厕所里还会摆上小说等书籍，供如厕者阅读，争取“回头客”。

但厕所收费也带来了一个弊端。

比如在缺水且人口规模巨大的北京等城市，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习惯了随地便溺，粪便问题逐渐变成灾难。

官方虽有整风运动，但事实上城市还是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

这种现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极大改观。

18世纪时的欧洲城市曾出现“斗篷卫生间”。

在大街小巷有一类专业人士，一手提着木桶，另一手举着件斗篷，内急之辈讨价还价后，便匆忙钻进围起来的“密室”中畅快淋漓。

工业革命后，大批人口涌进城市，人畜粪便开始成为环境灾难。

于是，英国伦敦于1852年修建了世界第一座抽水马桶公厕。

1870年后，抽水马桶迅速在美国流行起来。

之后的一个世纪，随着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抽水马桶与下水系统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标准设施，扩展到全球的城市中，而东亚地区农耕式的“自然肥”处理法也因为化肥的出现、农业发展的变革而萎缩，最终统一于欧洲的如厕卫生习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