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大学校长罗家伦

天生的大学校长罗家伦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8月，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在清华任职两年和中大任职十年期间，他将大学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

这是罗家伦大学教育思想的精髓。

31岁的清华校长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

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1928年，罗家伦得到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提名推荐，于9月中旬“空降”清华，出任校长。

罗家伦走马上任，没有自己的班底，只带了一个秘书到清华，之后就将留美同学杨振声、冯友兰从燕京大学“挖”了过来，由杨振声任教务长，冯友兰任秘书长，这四个人组成了清华大学的首届领导班子。

对此，冯友兰曾经回忆说：“那时候，北方处于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凡是南边来的人，都非常欢迎。

司徒雷登也看到将来是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的，北大、清华又是邻居，不敢得罪罗家伦，而且要特别表示好意，就答应放杨振声和我离开燕京。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旧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确实收到成效。

罗家伦整顿清华，是软件、硬件“两件并举”，成效卓著。

主校伊始，罗家伦宣布要在清华实现“四化”：学术化、民主化、廉洁化、军事化。

实现民主化、廉洁化，彻底解决了当时清华大学中存在的教师地位不平等，不招女生等不合情理的怪事。

当时清华大学校园里有诸多不合情理的怪事情。

一是官本位。

表现为管理人员的地位比教师地位高，工资也是如此。

连称呼都与其他学校不同，人家称“教职员”，清华称“职教员”。

罗家伦主校后立即就将这种怪现象纠正过来：办法是给教师发新聘书，提高工资；给管理人员发委任状，降低工资，对此不满可以立即走人。

二是校内人员分“三六九”等。

罗家伦进清华时，清华分“西学部”和“国学部”两部分，实际上是将教师划分为华籍教员、华籍西文教员和美欧籍教员三类。

最初，美国教员占全体教员一半以上，他们在传播现代文明，促进清华“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等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可他们在校内享有特殊待遇，是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由游美学务处委托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招聘，招来的教师其中多数为中学教师和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教学效果不佳，但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

外籍教师在校内地位高于华籍教师，工资是国内教师的1～4倍，在校内有专门的居住区，是设施讲究的西式洋房，被称之为“美国地”（今北院），而国内教师则住简陋的中式平房。

罗家伦来校后就决心改变洋籍教师的特权，实现一视同仁。

这时正巧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教音乐的荷兰籍男教师在上钢琴课时，对女生性骚扰，罗家伦乘势将他解聘。

有人担心合同未到期，又是洋教授，会由此引发国际交涉，但罗家伦态度异常坚决。

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纠纷，罗家伦给该国公使写了封信，说明原委。

通过这件事，学校里的外国教师那种趾高气扬的气焰一下子就给打了下去，不再以高人一等自居。

三是清华只重视“西方学问”的课程，轻视“中国学问”的课程，久之学生都深受影响。

罗家伦让教务处提高中文课的要求，将中西学科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逐渐扭转了原先的“重西轻中”的风气。

四是不招女生。

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向来不招女生，罗家伦要推行民主化，当然得讲平等，开放女禁，于是到校的那年秋季招生，罗家伦在招生简章上大笔一挥加了4个字：男女兼收。

他说：“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

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这年招到了15个女生，从此改变了清华不招女生的习俗，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手里顺利实现了男女同校。

推行“教授治校”“教学自主”“学术独立”，维护大学必须具有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学术化”即“学术独立”，是罗家伦治校“四化”之中最主要的宗旨。

罗家伦海外五所名牌大学的留学经历，使得他对大学教育的普世价值规律有深刻认识。

民国时期，国内诸多大学，基本都是依据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设计的制度框架，按照世界大学通行的原则建校和运行的。

在学校的基本制度方面，虽有“中体西用”的局限，如校长是由政府任命而非选举，但在大学的微观制度和文化方面，则基本保持了与世界大学通例比较一致的“学术共同体”特征。

校内管理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将其精神主旨――民主、科学、自由、理性贯穿于学校管理、教学与学术研究之中。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治理最有成效的也是在这一方面。

罗家伦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到：“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

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

”罗家伦执掌清华两年，坚定不移地推行“教授治校”“教学自主”“学术独立”。

校行政当局和教授会的代表组成“评议会”，决定学校的重大事项，制定学校规章制度，重要措施必须由评议会审议后才能执行，罗家伦很尊重评议会，与教授会有不同意见时，都要放到评议会充分协商。

教授会人员从教授中遴选产生，日常事务则由校务会决议执行，校务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四个学院院长组成。

院长由教授会提名，举出两人为候选人，由校长就其中选定一人，加以聘任。

罗家伦认为，“培养一批好老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

他接掌清华时，学校师资良莠不齐，不乏滥竽充数者。

罗家伦宣布一律重新聘用，未收到聘书的请主动走人。

清华当时的55位教师，仅有18位教师接到聘书，如此大调整，自然引来不满与抗议，罗家伦顶住了压力，不为所动。

教授史密斯负责教英文和拉丁文，没水平，上课从不讲解，让这个学生读一段课文，让另一个学生读另一段课文，一堂课就这样蒙混过去了，长年累月不加改变，学生气得骂他“老饭桶”。

就这样他在清华混了多年，没有一任校长敢解聘他。

罗家伦不买这个账，通知他：不再续聘。

此公大吵大闹，不肯离去，罗家伦毫不妥协。

无法可施，他又提出要清华提供自己回美国的路费，罗家伦说，没有此先例，拒绝了。

没有办法，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清华。

另一生理学教师，在清华热衷于传道，医术不行，教学效果极差，学生讥讽他是“不救肉体，专救灵魂，使更多的灵魂早升天界”的人，罗家伦毫不客气地将其解聘。

当时被罗家伦解聘的共有6名外籍教授。

这批人闹到公使馆，要求罗家伦续聘。

公使马慕瑞找到罗家伦，希望他重新考虑。

罗家伦回答说：“公使先生，请注意一点，就是若留这些人在清华，也绝不是贵国人的光荣，因为他们绝对不能代表贵国的学术水平。

”这位公使倒是通情达理，表示理解。

与此同时，罗家伦开始引进人才，一口气网罗了30多位真才实学者，如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化学家张子高……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强化了教授阵容。

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还很得意，他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

梅贻琦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这些大师不少是在罗家伦任上聘请来的。

有些名教授，则是罗家伦亲自请来的。

为了网罗一流师资，甚至于不惜挖他人墙脚。

从罗家伦聘请蒋廷黼来清华任教一事中，可以窥见罗家伦是如何的思贤若渴。

蒋廷黼当时在南开大学执掌历史系，是南开的台柱子，深受张伯苓校长倚重。

罗家伦去请蒋廷黼时，被蒋廷黼一口回绝。

罗家伦说动不了蒋廷黼，就采取“耍无赖”的办法，赖在蒋廷黼家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实在无法，只得答应了。

10年中大掌舵人1932年8月，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

其实罗家伦当时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

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面临解散危机。

当时罗家伦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

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罗家伦。

致力于让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构建“玫瑰色的大学梦”。

罗家伦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灵活运用到治校中央大学中，中央大学在他的领航下，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

罗家伦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抗战时期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

按他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等同于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的一流大学。

1937年，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

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在原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校园狭小，只能容纳一两千人。

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学生的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

罗家伦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已经批准了第一批建筑费。

罗家伦又派人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南京周边选合适的校址。

最后选定了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名叫石子冈的地方。

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罗家伦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罗家伦有先见之明，战争年代确保了学生安全，同时转移了全部教学设备、仪器。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

在第一次被炸后，罗家伦就开始准备迁校。

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罗家伦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

罗家伦也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

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至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至武昌珞珈山。

罗家伦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就到重庆最好。

因为从南京到重庆（那时的重庆辖属于四川）有水路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

罗家伦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罗家伦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

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

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搬出来了。

不仅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

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罗家伦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里的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不舍得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

当他们一只不少的带着这些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罗家伦见到忍不住落泪，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禽畜相拥亲吻。

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被罗家伦全部都搬到重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