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
革命史范式名词解释
革命史范式名词解释
革命史范式是历史学领域中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革命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和转折点，并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变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这种范式特别关注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变革。
在革命史范式下，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革命的必然性，分析革命的动力和进程，评估革命的影响和意义。
革命史范式的特点是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渐进过程，而革命则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同时，它也强调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革命则是这个规律的重要表现形式。
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多元化，革命史范式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
例如，它过于强调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此外，它也过于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偶然性。
因此，在新的历史学研究中，革命史范式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而是与其他方法一起，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体系。
历史史观的总结归纳
历史史观的总结归纳近几年我国引进了多种史观来纠正我们过去历史研究的弊端，这些史观被大量的运用到我们的历史教学中，高考题中也出现了大量与之有关的题目，因此影响了我们备考的方向，在这里我将各种史观及典型的题目总结如下：一、现代化范式（现代化史观）的主要观点及典型试题1、主要观点现代化范式以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为纵向发展主线，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即从人治到法制化、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等内容；经济上的工业化进程，即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自然经济到市场化等内容；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大众化进程。
其中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工业化进程是其核心，重要是把握人类历史纵向发展的历程。
2、用“现代化范式”指导的命题“现代化史观”就是运用“现代化”的总观点来看待中外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
在我国，现代化史观的创立者是已故著名史学家罗荣渠先生。
罗先生指出：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95页）。
例题1，2011年滨州二轮模拟．(25分)一般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同时也是世界化的过程。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工业革命的发生需要大批技术发明者、新机器的制造者。
这与英吉利民族特有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材料二“……我们将看到，尽管产业革命开始在英国(而且就是在那里，也只是一部分地区)，那并不是由于英国人的大智大勇、善于创新和经营有道，相反却是印度、中国、和新大陆殖民地等全球发展的结果。
换言之，产业革命是全球各种力量的历史产物。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 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1954年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 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
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 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
孙守任和范文澜。
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金冲及主张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
还有刘大年主张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如下几个论断：1、“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
胡绳提出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理论观点。
胡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义和团失败后开始的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
强调中国近代史三个革命高涨时期。
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辛亥革命则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强调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所谓的八大事件, 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这八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
从反帝反封建的层面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勾画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
3、20世纪50年代以后编着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论着就其思想旨趣和体例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特点。
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 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产生的实践意义。
史学范式
四大史学范式的基本内容：1.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理论基础。
它强调，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2.现代化（近代化）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历史，其内容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经济上的工业化进程；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大众化进程。
其中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工业化进程是其核心，重点是把握人类历史纵向发展的历程。
3.整体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横向、整体发展的历史，要重视交往、强调友好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4.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
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物质文明包括物质生产、物质交流、物质生活等；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行为等；精神文明包括科技文明、学术思想、文学意识和宗教文明等。
文明史观认为，一切文明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并相互交织、渗透和转化，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均应得到承认和尊重。
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从来就是多元的、多线的。
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
对待文明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坚持平等的态度和开放的态度，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人类文明发展的纵向主线是：野蛮蒙昧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包括工场手工业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等）。
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征与特点.ppt
绪言
一、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征与特点
1、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起到1949年止。 以1919年为界，又把近代史分为两期，前期 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我们现在讲的近代史是指前期，习惯上仍 称为中国近代史。
2、史学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始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戴逸的《中国近代史》。
参考书目：
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7年修订
他主张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中国近代史 时期的标志，即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注意这段历
史中三个革命运动的高涨时期，从而提出了太平天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
2、四个阶梯说
代表人物为李时岳。
3、争取独立谋求进步说
胡滨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 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
（2）在中国发现历史模式
1994年，柯文（Paul A, Cohen）发表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对冲击—反应模式作了全面批判。柯文
提出与“西方中心论”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问题。 所谓“中国中心观”是指近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逻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与现今中国近代史的“范式”之争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范式”之争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系统地叙述了从1840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8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近代史时段的上下限。
这本书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
1954年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理论观点，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
20世纪50年代以后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论著就其思想旨趣和体例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特点。
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也主要涉及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1980 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不同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要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1984 年李时岳又在《历史研究》第 2期发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中增加了农民战争, 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称为“四个阶梯”论。
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 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出现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
革命史范式则是范文澜、胡绳、郭沫若等写的近代史著作中逐渐形成的规范的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编写体例，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进行论述，铸成“革命史范式”。
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策略分析
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策略分析余放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形成的两大范式，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革命史范式为近代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事实基础，而现代化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近代史的内容被深化，强调理解的延伸与发展。
在表面看来，两大范式虽然呈现激烈的竞争关系，彼此无法实现替代，更不能相互否定，但是，二者实则相互促进。
鉴于此，要全面分析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策略，实现二者的真正理解，有效发挥警示作用，防止出现对某种理论的盲目与过度推崇，在根本上能够更加科学地运用理论，学习历史。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基本内涵；策略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发挥研究理论的作用，两大研究范式顺势而出，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借鉴价值，创造丰富的内容基础，二者各自具有相应优势，具有相对独立性，很难被彼此取代。
因此，要正确理解两种范式的基本内涵，深入挖掘，掌握应用策略，在根本上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更加科学与合理的研究理论。
一、基于专业角度对“范式”概念产生与发展背景的介绍对于“范式”这一概念而言，其主要应用于对学科理论的探讨问题，使用率较高，但是，也被认为缺乏较强的清晰性，存在严重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学界对其存在说法各异。
“范式”的启用源于马斯库恩，其强调共有的方法和标准，抑或是一致性的知识体系。
其在运用“范式”概念的时候，强调两个基本内涵，一是重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变革。
另外一种是学科发展中的系统性研究理论、思维以及方法模式。
正是这一基本内涵的阐述，促使“范式”概念获取了新的生命力，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但是，一旦被滥用，其所具有的优势就会被减弱，需要强化共识，遵守其原有的概念内涵。
二、结合“范式”概念对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确立历程的介绍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范式”概念也被引入其中，但是，也带来一定的混乱，各自具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角度，缺乏对“范式”概念的全面掌握与区分，不利于学术积累与交流。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摘要]就范式的不同理解、不同类型和主要范式之间的联系进行讨论，使得近代史范式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积极探寻“范式”讨论由学理层面向实际运用的经验，也是扩展此项研究的必要需求。
[关键词]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项事业都逐步开放且快速成长，文化事业隶属于其中一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鉴于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关于“范式”问题的争论，主要包含两种核心观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者相互交融又争鸣不断，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分野，并且两大学术阵营在史实上立足，依据历史文献进行论点研究，又不断与对方阵营的学者进行相关学术讨论，使学理得到深入系统的相关印证。
同时，由于两大阵营不断较量又彼此关联印证，使得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涉及范式角度而导致对立的核心问题逐步厘清，并且为范式研究这个基本学科奠定了框架基础，本文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大基本“范式”进行简要介绍和关系论述，为后续相关学者研究提供部分借鉴。
一、范式的不同理解1.范式的基本概念“范式”是在中国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学界讨论学科理论发展时运用频率较高的一个专门术语，其首创者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他认为范式是有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是一种共有的知识共同体。
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变革是一组科学信念的转换，称之为“范式”的转换。
2.范式的各种理解关于范式的理解多种多样，可以说有些混乱，有的学者认为不同范式是代表研究者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方式，如果想成为立足一种理论上可以成立的范式，需要具备一套独特的概念和论说系统，特质上可以明显加以区分;而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却认为范式是一种理论、方法、对事物的共同看法和理解，是一种世界观的体现，可以把史学类别里的政治史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当作一种范式进行研究;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区别于传统的政治史的，其研究视角和解释思维方式应该是一种全新的角度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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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云：“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作者：文章来源：团结报点击数：854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03日“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编者按：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
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
本文作者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中心，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
1、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
从另一个意义说，也是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先现代化，还是先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考察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传统——“资治”。
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现实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中，为现实的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
在民族、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两任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范式，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
反映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以现代化范式为框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主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以革命史范式为架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居于学术边缘地位，构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政权变更，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以革命史范式为架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主流，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获得巨大的发展。
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以现代化范式为框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大陆无容身之地，被遗忘了几十年；“文革”十年，为“四人帮”服务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近代史研究把革命史范式推向极端，成为唯一的“学派”，被改造为他们所需要的“体系”；20世纪80—90年代，由于“现代化”成为中国的政治主题，以革命史范式为架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而以现代化范式为框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关注焦点。
因此，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而且常被纳入各时期政治框架中。
为政治服务，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传统之一。
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史研究极易受到政治的干预，这在十年“文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所以，正是在20世纪中国政治的强大推动下，在对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考察中，形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
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也是二者互相竞争的历史。
本文就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演变为主线，考察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及其启示。
2、梁启超是“现代化范式”萌生时期的代表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科分支形成的萌芽阶段，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时期。
20世纪初西方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输入，为20世纪最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范式”萌生时期的代表。
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范式”的开端。
因为“现代化理论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产物。
”指导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史观是进化史观，他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实服务，指导他考察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进化论，一开始就是与维新派变法图强的政治要求分不开的。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总体认识，集中反映在他为了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周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
在该文中，他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勾勒了近代中国演变的大致轮廓。
他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一，“中华民族之扩大”。
第二，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
他认为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一直到甲午战争，因此掀起了学习“西技”的运动。
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时间是“从甲午战役起直到民国六年、七年间止”。
第三期，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第三，政治进化。
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所以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梁启超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中国的总体认识，对于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实际上以社会进化为中心，为近代中国通史勾勒了一个大纲，是梁启超认为“通史最能体现社会人类进化发展的‘公理’和‘公例’”的学术思想在观察近代中国时的具体实践。
1901年9月李鸿章死后，梁启超11月立即就撰写了《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一名《李鸿章》）。
该书可以说是20世纪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比较严谨的第一部人物传记，是梁启超以新观点、新体裁、新文体相结合的第一部史学专著。
梁启超写作此书时，抱“作史必当公平之心行之”的态度，也是以新史学理论方法著史的尝试。
梁启超的《李鸿章》可算得上20世纪第一本中国近代史著作。
1901年，《李鸿章》的出版，可视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端。
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虽然没有写一本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但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近代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如他提出以“国民史”代替“二十四史”的“帝王将相家谱”；他认为过去“正史”的作用是为统治者统治臣民提供借鉴；为专制帝王培养忠顺臣民，对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
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对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探幽开微的功力，都为学术界所公认，为近代史的研究，建立了可信赖和足为信史的一些楷模。
”梁启超将近代社会变革分为三个时期的论点，后来被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1966年）一书中发展为现代化三层次说：甲、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乙、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丙、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
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术界又提出把晚清现代化分为三个运动的观点。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梁启超是20世纪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第一人，也是20世纪从现代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缘起。
3.李大钊、华岗是“革命史范式”萌芽期的代表“五四运动”前后，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这一段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酝酿期。
李大钊、华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萌芽期的代表。
李大钊不仅是20世纪宣传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人。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任务，李大钊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
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
”李大钊说他“数年研究的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今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缚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
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
”基于上述分析，他说“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重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
“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
“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
”关于近代中国的基本线索，李大钊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提出：由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因愤英人携战胜的余威，由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集众数万，奋起平英团。
一八四二年粤人听到英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港口通商，割香港，留下协商关税的根萌的消息，聚众数万，反抗英人，焚其商馆。
一八四五年粤民举办团练，抗拒英人复入广州。
一八四九年，粤人集众团十余万于河干，拒禁英人入广州城。
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覆清仇洋的运动，乃至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保国会、立宪运动、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
李大钊对近代中国的基本线索的概括同后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有非常相近之处，只不过毛泽东更强调中国的反帝反封的双重使命，李大钊强调中国历史是一部“民族革命史”。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史还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观察和认识。
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阐释，却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他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的初步认识，为后来马克思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观点雏形。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工作者就是在李大钊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道路基础上，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起步的，华岗就是其中之一。
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初步地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
”以李大钊、华岗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现实民族革命的需要出发，是为了认识现实中国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
因此，从他们主观动机来说，他们并没有学科体系建构意识。
作为革命者，现实也不容许他们从从容容地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