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道家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 崔大華教授道家思想及其現代意義日期: 1995年崔大華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摘錄:《學術論文網》內容提要：從道家思想的最初理論覺醒，從道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哲學思潮的發展演變和人們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在現代觀念背景下道家思想所獲得的理解和確認，都顯示出它可能會是屬於未來高文化、高理性人類的一種哲學選擇。

正象多數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傳統哲學就其基本的理論內容來說，是由儒家、道家和佛家三個主要的哲學思想體系組成的。

在當代，儒家思想作為構成中華文化這一社會生活方式的觀念主體，其理論內涵正在經歷著變遷和更新；佛家思想也在不斷地被賦予一種現代詮釋，繼續填補著人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的信仰的空間。

現代新儒學和現代佛學認真嚴肅地探索著這些問題。

在現代觀念背景下，道家思想在獲得新的理解和確認的同時，則顯示出它可能會是屬於未來高文化、高理性人類的一種哲學選擇。

本文試圖從道家思想的主要理論內容、歷史狀況和由此而發育出來的現代意義來簡要地闡明這一判定。

在道家最早的、也是經典的著作《老子》、《莊子》中，都可以看到一種十分清晰的儒家思想觀念背景，這的確可以表明道家是在儒家之後興起的一種思潮或哲學思想體系。

但是，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與儒家思想相比，道家思想仍然有它的獨立的源頭，具有軸心的性質。

第一，道家思想具有獨立的、新的理論主題。

先秦的原始儒學（孔孟儒學）的思想體系中有三個最基本的範疇：“仁”、“禮”、“天命”，可以一般地界定說，“仁”是自我道德品性修養，“禮”是倫理的、政治的行為規範，“天命”是指即使是最好的自我修養，最努力的規範踐履也改變不了的某種外在的客觀必然性。

這三個範疇的內涵表明個人的、社會的、在個人與社會之上的超越的三個理論層面構成了儒家思想的整體。

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論語·顏淵》），“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裡仁》），“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曰》）。

孟子也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盡心》下）。

原始儒學兩個最主要人物的這些為我們所十分熟悉的語言，表明了一種徹底的理性自覺：一是對道德修養和踐履倫理規範的自覺，認為倫理道德的實踐，正是人性的表現；這個實踐過程，正是人性完善的過程。

一是對某種人所無法逾越、克服的必然性的自覺，承認它的存在，但不屈服於它的存在；人不能改變命運，但是對儒家來說，任何遭際也不能改變他以倫理道德規範為準則和以踐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人生實踐。

所以，原始儒家思想的理論主題可以概括地說，是喚醒人的道德自覺，召喚人的道德完成。

儒家關注並努力以倫理道德為契機來解決人在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各方面、各層次上的問題。

道家思想的理論主題與此不同。

道家思想中的兩個基本範疇是“氣”與“道”，這兩個範疇構成了道家思想的形下（有形）、形上（無形）兩個理論層面。

處於這樣理論結構中的道家，則是從人的自然的方面、人在自然中的處境來觀察、解決人的問題。

道家認為，“通天下一氣耳”，人如同萬物，也是“氣之聚”（《莊子·知北遊》），人的根本，人的所有只是內涵為“氣之聚”的生命，社會生活中的諸如倫理道德、工藝技巧等一切文化內容，對人來說都是多餘的“駢枝”、“贅疣”。

我們從《老子》和《莊子》中可以看出，道家有極為豐富而廣泛的生活智慧，但是道家不是用這些智慧將社會的文明吸收、融進自己的生命，使生命的內涵更豐富、更光彩，而是運用這些高超的智慧，極其理性地、超理性地（不是非理性）使生命從文明的膠纏中超脫出來，避免受其浸染，受其干擾，實現生命的寧靜而長久。

道家思想中的“道”的內涵比較複雜，有時甚至顯得混亂，它包含了多方面的、多層次的哲學意念（哲學意念之外的語言學意義上的含義，我們在這裡不考慮），但是我們用現代哲學觀念來加以詮釋，還是可以把它解析清楚。

從自然哲學的角度看，道家的“道”是指萬物的最後根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４２章，以下凡引《老子》只注章數。

），“道”是“天地根”（６章）；同時，“道”也存在於萬物之中，是世界的總體、整體，所謂“道無所不在”（《莊子·知北遊》），“道通為一”，“未始有封”（《齊物論》）。

前者是就宇宙生成論意義上說的，後者是就宇宙本體論意義上說的。

從人生哲學的角度看，道家的“道”是指生活智慧（即“德”），“處眾人之所惡”，“功遂身退”皆是“道”的表現（８章、９章）；“道”也是指最高的精神境界，《莊子》中在描述了具有最高精神境界的理想人格（“真人”、“至人”、“神人”等）的許多具體表現後說，“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大宗師》），“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天運》），換言之，這是一種絕對自由的精神境界。

《老子》、《莊子》對“道”的這些論述，表明道家思想中的“道”雖然是一種無形的“實在”（“形上”），但並不具有超越的性質，它就存在於一切有形之物之中（“形下”）；它雖然具有非人的視、聽、言語所能把握的超驗性質，但卻是人通過超理性（“體道”）可能達到的一種精神境界。

這樣，與儒家思想相比，道家思想的理論主題可以說是喚醒人對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人的自然處境的自覺，呼喚人歸向自己的真正的根源，歸向自然，“複歸於朴”（２８章），“與道徘徊”（《盜蹠》）。

顯然，這與儒家思想的理論主題是不同的。

第二，道家思想具有新的、獨立的觀念起源。

儒家思想一般皆可以在孔子和孟子以前的《詩》、《書》、《春秋》和“禮”、“樂”等文化典籍和典章制度中尋覓到它的觀念淵源，然而道家對自然的發現，它的“氣”、“道”等思想觀念的形成，從《老子》、《莊子》中可以看出，是起源于對自然現象的觀察，起源於對當時手工勞動者的生活和生產經驗的某種理論昇華。

例如，《老子》觀察到，“天之道，其猶張弓與？”（７７章）“天地之間，其猶橐ｑｉǎｎ＠①乎？”（５章）都是以一種自然景象來表述一種哲學意念。

《老子》中還以“柔水”、“玄牝”、“輻轂”、“埏埴”、“飄風驟雨”、“大音”、“大象”等自然事物來描述、體現“道”的性質。

《莊子》一書更是博物志，莊子思想正是從那些形形色色、千姿百態的自然事物和生產、生活經驗中導引出來、生長出來。

其中，最為獨特而重要的是，《莊子》中最高的、“得道”的精神境界，總是由最高的手工勞動的工藝境界，諸如“庖丁解牛”（《養生主》），“輪扁斫輪”（《天道》），“ｊì＠②僂承蜩”、“梓慶削ｇōｕ＠③”（《達生》）等具體顯示和昇華出來。

當然，不能否認這也是老子、莊子思想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學表現方法，但是，更重要的則是這表明道家思想具有和儒家及其它先秦諸子完全不同的、獨特的觀念起源。

總之，從中國傳統哲學的源頭和它的理論構成上看，道家思想開啟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新的理論方向，與儒家思想共同建構了一個比較周延的哲學境界和人生境界。

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發展過程中，道家思想的理論意義和實際作用首先表現在通過《易傳》，道家思想中的基本的自然哲學觀念被秦漢之際的儒家學者吸收，儒家思想體系中增添了一個包含有世界本源、宇宙結構、萬物生成等比較完備內容的自然哲學的宇宙圖景，彌補了先秦原始儒學理論內容中的一個主要缺陷。

作為儒家思想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主要理論形態的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其理論論題和運思方法都有明顯的道家思想痕跡。

其次，自印度佛學傳入中國後，從最初的對其特有的名詞、概念的轉譯和對其基本觀念如“般若”、“涅ｐáｎ＠④”的詮釋，到最後最具有中國佛學特色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宗派的形成，中國佛學逐漸擺脫印度佛學固有的理論軌道而轉移到具有中國思想特色的理論軌道上來獨立發展的整個過程都感受著道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佛學的基本觀念中，如天臺宗的“實相”，華嚴宗的“法界”，南禪的“本心”、“自性”，都吸收、融進了道家特別是莊子的思想觀念。

完全可以說，道家思想是中國傳統哲學發展演變過程中的一個最活躍的理論觀念因素。

如果從更廣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裡來觀察，道家思想則表現出了更多的、更具體的社會文化功能。

首先，道家思想發育出一種宗教－－道教。

道教在東漢時代產生，雖然有它的更加直接的、根本的社會政治契因，但其攀附道家思想無疑也是一個顯著的、基本的事實。

原始道教把道家創始人老子作為自己的教主，道教關於“長生不死”的宗教目標和“積精累氣”的修持方法等基本教義的論證，都是借援《老子》和《莊子》中的思想觀念。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道教是在道家思想的土壤裡發育生長的。

當然，在這裡我們暫時忘記道家思想轉變為道教過程中有非理性的、信仰的觀念注入這一決定性的因素。

其次，道家思想哺育出一種文學藝術風格和一種科學形態。

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子》中對人的自然覺醒的召喚和對其覺醒過程中種種精神現象的奇特描寫，構成了中國文學藝術的一個不竭的靈感源泉和美感源泉，形成了中國文學藝術的美學內涵最豐富的自然主義風格。

以文學為例，就某個文學家來說，如蘇軾，他的詩“出於《莊》者十之八九”（《藝概·詩概》），就整個中國文學來說，從賈誼《鵬鳥賦》以來，也可以說是在道家，特別是莊子的哺育和影響下發展的。

至於中國古代科學更幾乎完全是從道家思想中生長出來。

道家著作中有大量的關於天文、物理、生理、心理等前科學的經驗事實的記述，道家認為“道通為一”，認為“通天下一氣”而“萬化未始有極”（《大宗師》），“萬物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寓言》），“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至樂》）。

正是這些模塑了中國古代科學的基本形態，即在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而又充滿無限生滅的有機過程的這樣觀念背景或理論框架內，來觀察、描述和分析各種經驗事實。

最後，在更加一般的意義上可以說，道家思想還較充分地發揮了作為一種哲學才具有的特殊的文化功能，培養出一種逆境中的穩定心態。

道家，特別是莊子思想揭示了人在自然中的處境，“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這一理性自覺在中國歷史上人們的精神生活中，特別是知識份子的精神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平衡作用。

人世是一個有苦難的生存環境，每個人生平都會遭遇暫時的逆境處境或終生的逆境命運，逆境自然會帶來巨大的心理擾動和精神痛苦。

中國歷史上，儒家和道家於逆境中有不同的平衡心境的方式。

孟子說：“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

達則兼利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處於逆境中的儒家，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倫理道德踐履，而只是收縮了他的道德實踐範圍。

充分的道德自覺使儒家能在任何逆境中獲得一種寧靜，一種安身立命。

莊子說：“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田子方》）這表明，道家對人作為萬物之一的自然處境的徹底自覺，能造成一種精神境界上的昇華，能將構成人生困境、逆境的種種因素從認識上、感情上消融掉，人生困境、逆境引起心理上的失調、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會平息下來，莊子說：“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山木》）當一個人高度理性地認識到自己的生命存在最終將融進、投入一種永恆而真實的整體－－自然之中時，他的主體就會獲得一種無限的實在感受，一種持久的寧靜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