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下

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下）《传播与社会学刊》第12期“学术对谈”作者：吕新雨赵月枝单位：复旦大学、西门菲莎大学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关键词：中国现代性大众传媒公共性┊阅读：1939次┊（接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使命赵：在当前中国传播学界中，市场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话语，传媒经济学成为热点，定量方法受到推崇。

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知识——权力结构？你觉得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怎么样才能使传播政治经济学重新得到重视？吕：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有强烈的焦虑。

从事新闻传播实践的人认为新闻无学，做新闻理论的人也觉得没有前途。

党报理论已经过时了，西方的客观性理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甚至“公共领域”理论，也介绍得差不多了，专业主义也被讨论了一阵，再往下怎么走不知道了，看今天新闻理论方面的论文，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些词。

今天的新闻教育不教学生如何分析社会和确立自我，由文人办报传统而延伸的人文素质训练和社会理想教育也几乎荡然无存，让位于对传播学“社会科学”方法的崇拜。

而秉承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传播学，在八十年代中期通过把“新闻”客观化为“资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中国传媒的市场化铺平了道路。

今天传播学最大的忧虑在于如何成为被认可的“学科”，传播学像个十字路口，不够自治，不能形成自己的道统，无法划地为界，别的学科可以随意进入，而我们却进入不了别人的学科，所以这个学科本身有合法性危机。

但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的历史却正是由这样的新闻传播学界提供合法性支援的，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其互相配套的关系非常清晰。

只不过，新闻传播学界的这个取向并非由它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所确定的，那就是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认同。

今天，学界热衷于从市场和技术的角度讨论新媒体、媒介融合等，但其前提恰恰是传统媒体完成了其垄断和再封建化的过程，是传统媒体在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才是网路上草根民主得以崛起的原因。

是网民的民主需求促使了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这其中，专业主义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南方周末》的变化来看。

《南方周末》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明确以底层关怀来竖立自己品牌。

它成功地建立起弱势群体代言、媒体良心责任与市场的“正相关”的关系，并因此成为中国新闻改革最高扬的旗帜。

他们论证说，正是由于市场化的改革，才为这些寻求正义的声音提供了可能，市场可以抵制专制，使我们走出“国家全能主义”。

但是，这背后的重要因素并不被追究，那就是正是由于激进市场化改革，才使得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分化骤然加剧，社会悲情意识崛起，底层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焦点，使《南方周末》的成功得以可能。

但是今天，市场化导致的权力重组大势已定，“专业主义”便开始谈社会秩序，谈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的重建。

他们开始自我背叛这种“底层”关怀，他们说这是新闻民粹主义，是迎合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不满，现在该从这种“社会对峙”中走出来。

所以，要转变成“专业主义”。

他们认为当时的报导都不够客观，太情绪化，太主观主义，现在要写“中性”的符合专业主义的新闻，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不过是一种行当。

[5]今天，的确可以看到中国主流媒体变得很“中性”，更多关注精英的问题，关注资本运作的问题，关注权力的博弈，但是这些资本、权力和博弈，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对于社会底层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却逐渐退场，他们即便关注底层问题也愿意更多是用“中性”的眼光。

目前中国最主流的报纸都变成了金融类的报纸，上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

专业主义本来被认为是对付“专政主义”最有力的工具，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它成为媒体以市场的方式确立霸权的合法性力量。

我绝不是否认专业主义在具体的新闻生产中的意义，它可以帮助记者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避免个人偏见的过度介入，更多地呈现和揭示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但是，当专业主义开始宣称与理想、激情和民粹主义脱钩的时候，我就无法不怀疑这种“专业主义”在中国的使命了。

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带领我们走出“全能国家主义”，而是更深地陷入对国家角色在世界市场中的依赖，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专业主义的问题与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命运很相似。

八十年代，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迅速接管了新闻学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并建立起学术霸权，一时间，新闻被“资讯”所取代，资讯满天飞，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用“去政治化”的资讯概念来抵抗新闻作为宣传的功能，这给国家主导的媒介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它直接体现在关于新闻改革的官方档中。

目前传播学界热衷做的事情，不过就是用媒体的钱去生产资料，用政府的钱去生产资料，再卖给他们。

在中国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批评声音出现，这与传播学与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成功“接轨”不无关系。

我们过度沉浸在一种想象中，那就是把整个市场化改革看成是中国媒介解放或者自由的过程。

一直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市场化给媒体带来了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我们却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应对，导致整个新闻传播界在现实面前的失语。

我觉得，这与我们缺乏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直接相关，这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缺乏一个反思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视野，无法把中国的问题与更广泛的全球媒体正义与民主问题勾连起来。

但，这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今天进入中国的使命。

赵：我在Communication in China[6]一书中有关《南方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在报导不同新闻事件中对宣导性新闻和特定专业主义准则的不同运用的研究正好与你以上对专业主义的分析相辅相成。

如我与合作者在《维系民主？》[7]一书中所论，作为专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闻新客观性不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而且构建了特定的社会传播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霸权。

回到学术权力的问题上，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批判研究的发展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吕：有两个层面，一个方面当然是学术权力的资源垄断，已经占据学术资源的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压制“异端邪说”；另一方面还是有一些学者发自内心地相信资本主义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是对的，是普世价值，这使得他们本能地不愿把视野打开，不愿意把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纳入到他们对传媒的反思之中，而只是希望在媒体自律的角度里，从媒体的内部来解决问题。

这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

赵：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把视野打开，接受批判的思想，是不是蕴涵了对回到“过去”的杯弓蛇影似的担忧？吕：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

中国的新闻学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因为其本身被压制得比较厉害，所以它反弹的程度会比较大、时间比较长。

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我们总是处在一个本能的条件反弹的过程中，从而丧失了思考的深度。

因为过去是那样，所以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它是正的，我们就是反的，它是反的，我们就是正的。

我充分理解这种“悲情”，但是如果不能脱离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就没办法进入任何另类视野来讨论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看上去似乎一直为脱离“过去”而努力，但实际上是更深地陷入到被“过去”的控制中。

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亟需打破的。

可以举个例子来说。

我的一个博士生做的毕业论文是以《人民日报》为案例来讨论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报导的转变，做得很认真，也很谨慎，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

但论文在盲审的时候被一位评审人枪毙了，所有的指标上给出的评判都是不合格。

其主要理由如下，“论文首先在标题上就值得商榷，《人民日报》从创刊到现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不属于一般意义上讨论的大众传媒”，“作为乌托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产物，合作医疗已随着改革开放成为历史，和那个年代所营造的制度神话‘大庆’、‘大寨’一样”，“从大众传播的资讯模式上来说，我们需要通过健康传播的推广来建构新的社会行销模式，而不是把廉价的意识型态幻觉和社会民粹主义当作社会未来的路标。

”党报不是“大众传媒”？那么整个毛泽东时代都不存在“大众传媒”，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依托市场的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市场”的专制是不被看见的。

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是乌托邦和神话？是“社会民粹主义”？那么我们今天重建的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想从哪里来的？是从西方的“健康传播”来的吗？其实西方的所谓“健康传播”指的只是健康知识的普及及其行为的研究。

在新闻传播学界既有的叙述里，《人民日报》已经被界定为宣传机器，它必须被当作虚伪的、不可以相信的东西，否则你就是要回到左的过去，回到文革。

这样，任何重新理解的努力都会触碰禁忌。

我终于发现，对《人民日报》的态度是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学界建立自我认同的核心，这个认同的想象正是建立在上述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

该评审书的结论是：“论文把西方左翼学者意在批判西方国家传媒所有制结构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执政党机关报对群众运动的宣传性报导，既缺乏符合逻辑的论证过程，又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的应有尊重。

”如此“尊重”历史的观念，在新闻传播界并不是个案。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在我的理解里，中国的党报系统是需要重新去理解的，这绝不是否认它们曾经存在虚夸、宣传等问题，而是需要去追究为什么党报会变得虚夸的历史条件。

其实，《人民日报》很多记者对事实的尊重与群众的联系是大大超过今天我们市场化时代的记者素质的。

我曾经建议我的学生去讨论“人民来信”，在传统党报系统里，人民来信是很重要的部分，它是政党和群众建立联系的一个管道。

这样的管道在媒介进入市场化以后萎缩了，变成了对新闻线人有偿奖励这样一种生产关系，这使得我们传统的媒体和读者的关系完全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党报和“人民”的关系？它是怎样被转变为今天媒体和“受众”的关系的？《人民日报》的制度设计，它的上情下达的功能，是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这个政党的自我定位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的制度设计本身有它历史的意义，这个意义是需要重新被挖掘出来讨论的。

它的扭曲和改变，都与这个政党自身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变化又是与热战、“冷战”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今天讨论党报体系曾经出现的问题，是要探讨为什么当时制度设计的承诺没有被实现？为什么党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变得僵化？这种僵化的历史根源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分析的重大课题。

简单地否定，导致的必然是历史的虚无。

今天，中国社会公共性的重构，既需要打破单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想象上的“公共领域”的迷思，也需要重新思考和总结“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人民与公共性的关系。

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并非只有等待“市民社会”来孵化。

跳出这个框架，就可以发现，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不同的公共性的空间和方式，这些都是需要重新理解的政治遗产。

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申民主原则，重构社会主体，重新思考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并在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构建新的公共性理念与实践？这是我们面对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