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集王安石变法

第56集：王安石变法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的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

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波，柳永的名句。

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演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被人以及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

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厚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

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阻止在房地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十倍之多，从而导致了政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氏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吾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僚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

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虽然士兵至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侵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

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

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的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断的寻匿，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裕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

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重，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矢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范国强：司马光当时给宋神宗提了六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神宗提了三条建议，就是任官，信赏和必罚。

毛丽娅：其实这六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神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神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二十年口不言兵。

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勇于革新的富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范国强：其实宋神宗对富弼寄予很大的希望，毕竟他以前也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史书上记载，神宗是良久不语。

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之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韩纬。

范国强：韩纬是谁呀，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室参军，韩纬和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纬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真有学问。

毛丽娅：但韩纬总是给神宗说，这些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说的。

由于韩纬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良臣。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还系统的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主张的是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

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没有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毛丽娅：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拗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范国强：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则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

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面对自己伟大的报复，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

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

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

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范国强：王安石听了宋神宗任命，马上给宋神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迟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个外号叫内相，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宰相。

浮云映郭留佳气，飞鸟随人做好音，公元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时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

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

宋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的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

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

对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使国库充盈。

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用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

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助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从此王安石的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

王安石首先将变法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裕。

鄞县是王安石早先从政时的一块试验田，他很早就发现，在一年当中，农民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差还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民。

王安石上任后，将官府粮仓的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农民缺粮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这次地方小范围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

这种正是王安石变法首先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推出的新法青苗法，青苗法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把粮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年利率贷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现象，这项新法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

然而，王安石这个最得意的手笔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

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下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在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

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就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好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的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财利上，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

青苗法从出发意图上是好的，况且这项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称赞。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法铺展到全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李勇先：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因为它地域小，行政层次比较单一，所以说他对信息的了解和处理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符合实际，那么再加上监督和管理的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个农业贷款系统就能够正常地运行，而且在小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再加上有上级的这种考核的压力，王安石本人是很清廉的，也不会贪污受贿，所以说，在他这个小范围内实行青苗法就非常成功的。

范国强：但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要经过官府的，它一经过官府就麻烦，里边肯定会有人钻这个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边是有利益的。

退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不仅擅自提高利息钱，还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了最大的债主，最后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由于富户还要为穷户贷款提供担保，一旦穷户还不起，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