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蕾《民国北京佛教社会史》序

张蕾蕾《民国北京佛教社会史》序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温金玉
宋朝的如净禅师曾言：“佛法是出世间法，不能苟合于世间法。”佛法的主旨在于 化世导俗，强调的是于世而离世，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应该说大乘佛教不共 的是出离心，不二的是菩提心。如东晋慧远所说：“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缺 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从历史上看，“法运都随国运转”，佛教的兴衰始终与社会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涉，从来就没有一条脱离开社会生活而独立运行的轨道。佛教的发展 与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佛教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连在 一起。 蕾蕾博士原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就读，后考入我门下专攻佛教研究。考虑到 她原有的学业背景，最终商定以“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在传 统佛教研究中，专业研究者往往关注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在历 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文化资源，特别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 合，构成为以儒释道为主体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佛教作为一种 实体生活样态，求宗不顺化，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特立独行，佛教寺院的存 在方式对于佛教本身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植根于社会民众之中的宗教不是建 筑于空中的楼阁，在其博大精深的教义系统、令人赞叹的弘传过程背后，离不开社会政 治、经济等物质性因素的支撑。因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并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的演绎 史，更是一部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层面密切相关的社会史，社会物质经济层面的研究 应成为佛教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蕾蕾博士的研究视角是值得肯
定的。
近年来，社会生活史研究有着突出的成就，日益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取向。跨学科 研究打破以往的学术藩篱，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 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得以实现并加强。另一方面，地域社会的研究进一 步深入，而方法论也更趋于多元，引入了对民众意识、信仰史、心态史的探讨。因此以 整体历史观为前提，在跨学科研究基础上，开拓新领域，引进新思维，运用新方法，实 现对历史对象的新认识、新综合，就成为一种从宏观叙述推进至微观考察的学术探讨范 式。正如蕾蕾博士在本书中提到，“诸多相关著作通过重大事件（如庙产兴学、佛教革 新）与著名人物（如杨文会、太虚、印光等）已经为我们描绘了波澜壮阔的近代佛教 史宏观图景。然而，佛教真实的生存样态，一个地区的佛教实况与普通僧众的唯有将佛教与其Ｅｌ常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方能得到佛教发 展的真实图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近代佛教史的宏大叙事中，笔者更为关心的是寺 院僧人在具体历史中，有着怎样的生存样态，又是怎样适应并参与到大时代脉动之中 的。有鉴于此，笔者选取地域性佛教这一研究方向，并借助历史学中‘社会生活史’ 的视角，探索近代佛教生存与发展中制度生活层面的诸种问题，力图展现近代北京地区 佛教社会生活的实况。”这可看作是本书写作的初心，从方法论的角度，也是值得
肯定。
除了选题意义、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的运用之外，本书对资料的选取也值得一提。 有了好的选题，如何能用坚实的论据构筑起自己的思想大厦，则需要丰厚的资料作支 撑。从地域性佛教研究来看，近代佛教学者还没有将注意力更多放到地域性佛教研究的 视阈上；另一方面，地域性的研究又鲜有专门涉及佛教者，本书所做的近代北京佛教社 会生活史研究意图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讨论，资料的丰沛完整就显得异常重要。在这一 点上，本书大量运用了北京现存档案资料。档案作为官方文献记载，是对真实历史事件 程序化的忠实记录，为后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事件的种种细节，使得较为深细的社会生
・３６８・
活史研究成为可能。除此之外，本书尚大量参阅了北京方志、佛寺志、民国佛教报刊、
北京地区报刊、时人游记、回忆录、社会调查，以及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等。所有的研究 建立在扎实的原始资料基础上，使得本书的许多叙述与结论具有了真实性与可信度。 总的来说，本书选择以近代北京佛教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控相结合 的论文结构，结合民国时期北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对近代北京佛教的 寺院法统与住持传承制度、僧尼实际生活方式、寺院经济状况、佛教与政府社会间的互 动关系等做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描述；从中揭示了近代北京佛教追求革新与固守传统间 的真实情景，对深化北京佛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蕾蕾博士毕业后，我曾几经敦促她修改出书，如今得知她的论文即将面世，虽有种 种不足，亦甚感欣慰。近代北京佛教在中西文化交流、南北僧团交织的情形下，呈现出 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都市佛教气象，英杰辈出，张力频现，有着无尽开拓研究的可 能。此次以博士论文的“原生态”呈现，忠实地反映了她求学历程中的一行足迹。愿 她莫忘初心，坚守对学术的热爱与忠诚，在未来的日子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