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浅析俄国文学史中的多余人现象

浅析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现象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这是关于俄罗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
这些人既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跳出贵族圈子与人民结合,终日空虚彷徨、无所事事,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多余人”。
其主要代表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人虽然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时期,但他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出身大多为名门豪族,文化教养程度高,头脑聪明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当时的俄国国情让他们看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弊病,也了解到农奴制下的种种不平与罪恶,他们能隐约嗅到时代潮涌的气息。
但这些超前且聪明的人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性格软弱,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所以只能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
这些时代的“多余人”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在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
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无聊,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地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这一形象:“…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
这些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的俄罗斯青年为何要患上“俄罗斯忧郁症”?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挖掘他们悲剧人生形成的根本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必要的。
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简析俄国文学中三个_多余的人_形象

争 的 能 力 终 于 一 事 无 成 消 沉 苦 闷 仿 徨 一 生 普 希 金 通 过 这 一 典 型 形 象 的塑 造 实 质 上 是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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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 批 判 了 形 成 这 种 性 格 的上 流 社 会 和 专 制 农 奴 制 深 切 地 表 达 了 那 个 时 代 的俄 国 青 年 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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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德 民族 师 专 学 报
年增刊
简 析 俄 国 文 学 中三 个 多 余 的 人 形 象
李耕 耘
俄 国 批 判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产 生 形 成 于 十 九 世 纪 三 四 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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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高度发展的智力找不到自己生存于世的理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又俗不可耐,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书本上写满了无聊与欺骗,生活所显示ide虚幻进而使他超越了本身生活,去思索生命的意义,但他找不到答案,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奥涅金的“多余感”正是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他失去了生命的热情和生存的勇气。
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

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在学习、工作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
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浅谈俄国文学的文章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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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
接下来由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主,尽管他有“黄金一般的心灵”,却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虽然他在心中已经制定出了种种整顿自己领地的改良计划,可年复一年始终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现实了。
他整天躺卧在一间既当卧室、又当书斋和客厅的房子里。
他的书架上放着两三本发黄的书,壁上的图画牵着蜘蛛网,镜子照不出东西来,由于灰尘多,可以把它当做记事牌。
笔和纸都干枯发黄了,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伸下去,说不定就会有只苍蝇嗡嗡地从里面冲出来……他虽然只有32岁,却没有年轻人的朝气。
或者却是跟死了一般,到了最后,这位善良,有教养而又懒惰的、被现在人称作“废物”的人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他就是被称为“多余人”的最后代表——奥勃洛莫夫。
在文学史上,“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这类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跃现于俄国进步作家的笔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多余人”系列形象。
以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为“始祖”,此后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当代英雄》)、赫尔岑的别里托夫(《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等形象无不脍炙人口。
这种人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对现状不满,但只是徒然看清了社会的本质,无奈没有出路。
“多余人”奥涅金人物形象浅析

“多余人”奥涅金人物形象浅析作者:方雪来源:《商业文化》2011年第09期摘要:“多余人”是指俄国19世纪文学中方雪步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一系列人物是当时传统的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产物。
他们痛恨上流社会的腐败,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却又无力反抗社会。
他们想成就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使他们最终只能是一事无成,也就成了一个“多余人”。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小说通过塑造这一形象,深刻反映了当时贵族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和追求,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
关键词:奥涅金;多余人;人物形象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9-0338-01普希金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小说家,他是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
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作品描绘了一幅俄罗斯社会诗一样的图画,诗人通过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表达了当时俄罗斯青年思想上的苦闷、现实中的探求,并且通过对人物生活和遭遇的描绘,展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揭示了沙皇主义专制制度下俄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和丑恶。
此作品被认为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当时的俄国虽处于专制农奴制统治下,但是西欧国家的一些先进思想也在这片土地上流传开来,许多贵族青年最先接触到这些先进思想,并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
主人公奥涅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觉醒的贵族青年,和其他贵族青年一样有过奢靡的生活经历。
受当时的时代氛围以及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开始厌倦上流社会这种空虚无聊的生存方式。
怀着对自由和新生活的向往,他来到乡村,从事农事改革,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感触一番事业。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简单,之前接受的贵族教育没教会他实际工作的能力,生活的恶习也早已深深地烙在他的身体里,再加上地主们的为难和反对,使他所有的愿望都化为泡影,最终只能是无所事事,也就成了社会中的“多余人”。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浅析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浅析作者:孙宏颖来源:《文学教育》2013年第03期内容摘要:俄国文学中形象系列可谓多种多样,笔者认为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多余人”形象,多余人以反传统姿态出现,使俄国文学在世人眼前为之一亮;多余人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世界文学中难得的艺术珍品,其不断给后人带来启示与思考。
关键词:多余人形象俄国文学历史产物“多余人”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世界文学中难得的艺术珍品,其不断给后人带来启示与思考。
一.多余人——奥涅金人物形象分析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普希金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是部诗体小说,是俄国文学的一大创新。
作品将奥涅金多余人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奥涅金从小受贵族教育,最早跟着法国家庭教师学习,其从小没有接触过“艰苦奋斗”精神,由于家庭条件优越,长大后既不想飞黄腾达的仕途,也不想成为士兵或者将军而光宗耀祖。
贵族世袭制使奥涅金出生便有了一切,他期望自由却又不愿抛弃已有一切的束缚。
奥涅金的生活是无奈的,既无家人陪伴,又无工作寄托,自视清高却又不甘寂寞,受过资产阶级启蒙,又无法摆脱贵族阶级教育。
总之,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使奥涅金毫无能力、无所作为,充其量做一些善事。
奥涅金终其一生可能都不知到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就这样把光阴虚度。
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人才,不是需要这样的“多余人”。
奥涅金形象,奠定了俄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的基础,是俄国甚至整个世界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形象之一。
二.多余人——毕巧林人物形象分析莱蒙托夫作品《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可以说是俄国文学作品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
小说中毕巧林利用写日记的形式,将自身的不足和毛病向读者展现出来。
毕巧林同奥涅金一样出生于贵族家庭,接受贵族教育,都是上层社会优秀人才,他们都不赞同旧制度意欲脱离这种贵族的生活,但却又没有理想、玩世不恭,不免要感到苦闷和绝望;但毕巧林和奥涅金的情绪变化、命运波折又不完全相同,毕巧林所生活的时代相对黑暗,尽管毕巧林有才华却无法施展才华;多种社会、政治因素造成了毕巧林的悲剧。
纵谈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

纵谈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作者:杨婉莹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02期摘要:“多余人”这一崭新的名词,无疑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新发现”,因为有了它,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不再孤单、平凡。
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可谓是“多余人”的鼻祖,在他的笔下,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多余人。
”当然,深入了解“多余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和漫长悠久的具有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化。
关键词:多余人;主要典型;现实意义作者简介:杨婉莹(1993-),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1一、“多余人”的诞生在19世纪、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史从未出现过“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而它的诞生也推动了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
最初“多余人”的形象源自于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著名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而这部长篇诗体小说也是作者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之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于贵族之家,从小就生活在富庶的家庭环境里,自幼便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拥有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于人民;他们对当时的现实社会都有极大的不满,但缺乏行动。
因此有这样一句话是对他们的最好概括——那便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所以,这样一群多余人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他们异于常人的才华和禀赋。
二、“多余人”形象的主要典型最早是在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普希金是“多余人”的鼻祖,但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却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在普希金之后,先后有四位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多余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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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毕巧林同样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他思维敏捷,才华出众,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但是他同样没有寻求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是在爱情游戏中发泄自己旺盛的精力。
他寻找的不是真实的幸福,而是短暂的刺激,他的一颗充满厌倦的心灵既不珍惜别人,也不珍惜自己。
罗亭也同样出身贵族,不满现实,向往自由,他曾经用热烈的言语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心灵,最后他死在巴黎街垒的巷战之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莫洛夫也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他也曾经担任过公职,但是很快就放弃了。
他以一种极端消极的方式,无所事事的懒散远离了社会,对他而言宁静安详的奥博莫洛夫卡既是他童年的回忆,也是他一生的向往。
二、腐朽的封建文化和贵族传统教育是“多余人”悲剧的主要原因贵族传统教育导致了“多余人”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恿陶,有一定的理想追求,不满社会现实,厌恶上流社会而力图自拔;另一方面自幼开始的贵族传统教育使他们染上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社会病——忧郁、苦闷、空虚、懈怠。
这样一来形成了“多余人”的既追求新生又郁闷孤独的双重性格并存。
奥涅金鄙视贵族社会的庸俗和伪善,不愿和贵族社会同流合污,但又不能争脱这个社会的独特习惯和偏见的束缚。
他头脑聪明、自视清高,本不愿虚度一生,但又毫无生活目标,不知道需要什么、追求什么,缺乏行动的毅力和认真工作的习惯,最终变成一个“聪明的废物”。
毕巧林一方面揭露攻击上流社会那套欺诈伪善的“人生学问”,厌弃痈恨贵族阶级追名逐利的庸俗卑鄙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上流社会的影响,游手好闲,玩世不恭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周旋。
罗亭空喊日号,是典型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奥博洛莫夫显得更为枯燥,颓唐,腐朽,没落。
懒惰是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他足不出户,用墙壁与社会隔绝起来。
从早到晚,奥博洛莫夫在床上一次又一次的制定了“整顿自己领地的种种改良和变革的计划”,幻想着那些“明朗的日了、永久的夏天、永久的快乐、日一美的饮食和叶美的懒惰”然而,他的计划和空想来无踪,去无影;热得快,冷得更快;农奴卞的寄生生活把他身上的一切活力冲刷的一干一净。
所以说,“多余人”的懒惰与冷淡都是贵族教育和周围环境的产物。
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明确,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自卑的贵族立场,只好逃避现实,郁闷孤独地过日了。
三、“多余人”是新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博洛莫夫都是一些聪明的贵族青年。
这些人出身贵族,思维活跃,头脑精明,乐于接受新观念,敢于批判社会,宣扬西方进步文化。
奥涅金喜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宣扬西方的民卞政治。
他厌恶陈腐的封建文化,常用恶毒的阴郁的警句嘲讽时弊,批判自古以来的成见。
在乡村,奥涅金试图进行农事改革。
他创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打算用轻的地租来代替古来摇役的重负。
毕巧林也有所追求,他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自由主义思想,时刻感到负有某种崇高使命。
在当代社会生活的丑恶面前,他敢于尖利抨击社会现实。
他的内心始终蕴藏着一股否定力量,并总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反抗。
罗亭聪明而有才华,在大学期问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接受了西方进步的启蒙思想,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曾有理有据地驳斥过毕加索夫有关人生无聊、信念无用的怀疑论,指责怀疑论实际就是无用无能的标志。
同样,奥博洛莫夫的心里也充满了许多纯洁的激情和引人入胜的追求。
他曾经在头脑中一次又一次的制定了整顿自己领地的种种改良和变革的计划,预备施用各种崭新的、经济的、严格管理的和其他的办法。
有时他竟想象自己是一位所向无敌的统帅,在他的面前不但拿破仑就是叶鲁斯兰啦扎列维奇也毫不足道,或者是一个荣获桂冠的大思想家或大艺术家等等。
“多余人”的愤懑和追求反应了俄罗斯社会意识的觉醒,接受并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促进了俄罗斯新旧文化的交替。
四、“多余人”的爱情如果我们系统地观察分析“多余人”的爱情, 就不难发现其中两组形象的鲜明对比:当“多余人”在爱情生活中不断退缩、消极应对, 甚至逃避时, 俄罗斯的女性们,无论是少女还是少妇, 对爱情追求的坚强决心和果敢行动都是“多余人”望尘莫及的。
“多余人”忧郁怯懦, 俄罗斯女性坚强伟大;“多余人”夸夸其谈, 俄罗斯女性脚踏实地;;“多余人”无所作为,俄罗斯女性追求执着。
每一个“多余人”爱情中几乎都有这样的女性:受“多余人”不凡的思想、超凡的言辞的感染而爱上他们, 为了爱情在所不惜, 但在爱情纠葛中最终都受到了伤害, 饱尝了“多余人”逃离爱情时留给她们的爱情苦果的痛苦滋味。
在爱情这块试金石面前,达吉亚娜的纯朴热情与奥涅金的自私冷漠;贝拉的舍身忘己与毕巧林的薄情冷酷; 娜塔里亚的敢作敢为与罗亭的只说不做; 奥尔迦的积极行动与奥博洛莫夫的庸懒无为都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这些女性身上蕴涵的优秀品质正是“多余人”所缺少的。
从达吉亚娜到娜塔里亚的爱情历程, 正是19世纪俄国社会“多余人”身上的革命性进步性逐渐衰亡的历程。
俄罗斯女性们对“多余人”爱情中态度的变化展现并宣判了“多余人”历史命运的终结, 同时反映了作家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逐步深入到其本质。
随着多余人的社会作用的逐渐减弱, 他们就像流星一样很快划过历史的天空而消逝, 但他们爱情中的俄罗斯女性则犹如闪亮动人的北斗星永远指引着她们同时代的女性及后来的新女性不断前进的方向。
五、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俄国作家精神上的“派生子”“多余人”形象不间断地进入俄国文坛,并且成为不朽的文学典型,从创作上看,无疑是作家的伟大功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塑造“多余人”典型的作家大多来自贵族阶级本身,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赫尔岑、屠格涅夫都有贵族血统,他们大都接受过较这完备而典型的贵族教育,也大都或从书本、或于留学和旅行等不同渠道受到西方新思想薰陶,具有民主意识、忧患意识和改革现状的要求。
从这些作家的社会地位、精神物质和一般命运着眼,高尔基也称他们为“多余人”,是颇有见地的。
因为他们身上不仅具有生活中的“多余人”的某些因素,而目又高于文学中的“多余人”。
难怪高尔基说奥涅金是“普希金精神上的兄弟”,“毕巧林是莱蒙托夫的画像”,“别里托夫身上也有赫尔岑的面影”,“屠格涅夫本人身上就带有罗亭的特点”。
正如赫尔岑自己所说过的:“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够看到我的内心生活的个别部分。
就让他汇集在一起,不过是我的形象的文字式的传记。
”总的说来,俄国作家在思想观点、精神趣味和智慧气质上,熟悉而亲近自己的主人公,理解主人公的心理内涵甚于理解自己。
他们不仅同生活中的这类原型息息相关,更同作品中这类形象脉脉相通。
因此,他们在按照现实主义写实原则充分表现这类形象的劣根性的同时,或多或少常‘常对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流露出惋惜之情,这恐怕也是他们身上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所至吧。
纵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20年代的“多余人”奥涅金充满激情和骚动不安的反抗情绪。
30年代“多余人”毕巧林在黑暗现实前,表现出的是忧郁、悲观、孤愤。
40年代的“多余人”充满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却无力实现美好愿望。
到了“多余人”末代子孙奥博洛莫夫,已经成了平卧不起的废物。
以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博洛莫夫为代表的“多余人”反映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定历史风貌。
他们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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