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多余人毕巧林人物分析
莱蒙托夫（1814-1841）是俄罗斯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他创作的《当代英雄》是俄罗斯文学经典长篇小说之一。
毕巧林是《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
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毕巧林处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已传播到俄国，而沙皇尼古拉又竭力想保持封建贵族统治的农奴制时代的政治环境中。
１８２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沙皇政府对于进步的十二月党人加以镇压，希望的明灯熄灭了。
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纷纷遭到迫害：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监禁，有的被送上断头台。
这是毕巧林所处的时代背景。
毕巧林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复杂性。
他貌似一个高尚实质卑鄙的利己主义者，却又像是一个意志坚强，性情勇敢，但好招风惹事的人。
如果你认为他只有这两种性格，却又可以从书中得出他是一个精力旺盛但无所事事，终日拈花惹草追逐女性，折磨情人为乐的花花公子，或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进步的俄罗斯青年人的形。
毕巧林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又与社会对立，不能融入社会。
他是当时青年一代的代表，他们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因而进入了“多余人”的行列。
在俄罗斯文学长廊中，患这种“时代病”的人是很多的。
著名的如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赫尔岑长篇小说《谁的罪过？》中的主人公别尔托夫，都是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
但是毕巧林又与这些“多余人”人物形象有所不同。
奥涅金心灰意冷，毕巧林满腔怨恨。
他那种深入膏肓的“时代病”是无可救药的。
毕巧林对这种病的自我感觉很强烈：“我的思想骚乱不安，我的心永不知足。
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象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为了填补精神空虚，不满世俗现实的毕巧林玩世不恭，到处找寻刺激，无事生非，玩弄女性，用以宣泄他旺盛的生命力。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中俄文学_多余人_形象比较论
中俄文学“多余人”形象比较论翟业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南京 210093)摘 要:多余人的多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斫伤。
零余者则把零余归咎于生活的贫困、性的压抑和现代的苦闷。
这种向外“归咎”的取向,倾泄着也鼓荡起怨恨情绪,而怨恨情绪,实为革命的先声。
关键词:零余者;多余人;怨恨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4-0149-07 零余者在“五四”文坛横空出世,造成绝大的审美震动———中国文学向来塑造温柔敦厚的君子和大义凛然的壮士,即便抒发爱而不得的忧伤和羁旅行役的愁思,也一定哀而不伤,发而皆中节,什么时候见过哭泣着、怨怼着、“忏悔”着的可怜虫,而且这些可怜虫还可能是个“色情狂”?本文以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为参照,探究零余者究竟因何而零余,他们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一郁达夫酷爱屠格涅夫,特别是他的《多余人的日记》:“读杜葛捏夫的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象嚼橄榄,愈嚼愈有回味。
”①钟爱之不足,便把它译成《零余者的日记》,俄罗斯的多余人便有了个中国名字:零余者。
而郁达夫塑造的一系列“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人物,郭沫若笔下的“等于零的人”,“零小数点以下的人”,以及林如稷《将过去》,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倪贻德《花影》、《下弦月》、《玄武湖之秋》,滕固《壁画》,王以仁《流浪》、《还乡》,许杰《醉人的湖风》等作品中哀怨着、叹息着的落拓者,也被称为零余者。
郁达夫还在《零余者》一文中,径直称自己是一个对家庭、国家和社会全无用处的“真正的零余者”。
零余者真的就是多余人?也许,我们只有在零余者与多余人精神的契合处和疏离处,才能窥见零余者的真相。
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多余人。
《多余人的日记》中的丘尔卡图林承认:“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完全多余的人,或者,好象是,是一个完全多余的家伙。
《叶甫盖尼·奥涅金》：“多余人”的鼻祖--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多余人”的鼻祖---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屠格列夫说他不但创造了俄罗斯语言，还创造了俄罗斯文学，而这两项重大工程在其他民族需要几代人用几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还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俄罗斯文学之父。
一、生平与创作普希金1799年5月26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
其童年是在充满着诗歌和文学的氛围中度过的。
除了爱好文学的父辈们对普希金产生影响外，其出身农奴的奶妈不仅用乳汁哺育了他，而且用民间文学和人民的语言的养料培育了普希金。
1811年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培养自由思想的学校。
学校的进步教授与附近近卫骑兵团的进步军官们启发了他反抗专制制度的思想。
他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观点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普希金在童年时代就开始写诗，自进入皇村学校后，便正式开始了他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活动。
1816年，他被选为文学团体的社员。
1817年在皇村学校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
1819年，普希金参加了由十二月党人直接领导的“绿灯社”。
十二月党人社团促进了他民主主义思想的成长。
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些著名的政治抒情诗。
《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和《乡村》（1819）等，表现了诗人反对专制暴政，呼唤自由的思想。
其中《自由颂》开创了普希金政治抒情诗的先河。
他的政治抒情诗在当时的进步贵族青年中广泛流传。
1820年，他的第一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出版，使他的声望日增。
由于普希金在公开场合指责统治者的暴行，在诗歌中歌颂自由，宣扬反对暴政的思想，沙皇下令放逐他。
多亏朋友们的帮助，他才没到西伯利亚而1820年到了南俄敖德萨他父母的领地。
在南俄的四年时间里，他创作了著名长诗《高加索的俘虏》（1821）、《强盗兄弟》（1823）、《茨冈》（1824）、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以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大部分篇章和大量的抒情诗、童话诗、评论、随笔等。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某些贵族知识分子，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不能有所作为。
“多余人”具有复杂的性格，有独立的人格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但往往也具有一定的性格缺陷。
他们试图改变俄国，有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奥涅金，别尔托夫，毕乔林，罗亭，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并且阐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如赫而岑所说的，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奥涅金是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
他有过热情和梦想，可是他既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又找不到出路，因此热情消失了，梦想破灭了，只能整天无所事事，通过舞会，剧院，醇酒和美女填补内心的空虚。
他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毕巧林是俄国文学史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
毕巧林富有教养，精力充沛而又智慧过人。
庸俗空虚无聊的生活使他抑郁苦闷，失去了爱情和友谊后，他在通往波斯的旅途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毕巧林的“恶习”和他的悲剧人生经历引起读者的批判谴责，叹息和同情。
别里托夫和罗亭是第二代“多余人”的代表。
《谁之罪》以三个青年的消沉苦闷告终。
贫寒的大学生克鲁采费斯基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恋爱结婚，离开将军的庄园，过着独立平庸的小康生活，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他们的家庭，和柳邦卡相爱，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而远走国外。
别里托夫对社会不满，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脱离实际，一事无成。
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比较
比较文学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比较文/李慧摘要：在19世纪的前半叶，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出“多余人”形象。
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多余人”，也可以称作“零余者”。
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基本性格等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在其阶级、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发展趋势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多余人；中俄文学；比较；人物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曾出现过这样一类人物形象：他们经历着新旧观念和历史文化的冲突，在社会中遭到排挤，对自己的命运没有决定权。
虽然这些人渴望有所作为，也有着聪明的头脑，他们身上往往有着“愤青”的气质，渴望改变但又没有行动，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因而长期苦闷忧郁，颓废消极，“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于人无损。
”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称他们为“多余人”。
一、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中俄文学中都有多余人形象，就这些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可以从中得出他们的异同。
(一)奥涅金奥涅金是普希金笔下“多余人”形象的典型，同时他是“多余人”形象的始祖。
奥涅金尝到了贵族世袭制的甜头，他家庭条件优越，接受贵族教育长大的他，没有接触过“艰苦奋斗”，家庭条件优越使他长大后不愿入仕也不愿光宗耀祖。
他是赢在起跑线上的那一类人，他有着比别人更高的起点但是又不愿努力奋斗他是矛盾与复杂的集合体。
他的一生都在虚度光阴中度过，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能做的又有什么。
他永远达不到社会对于“人才”的标准，只能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奥涅金的形象，开创了俄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先河，是俄国甚至整个世界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形象之一。
(二)别里托夫在一系列的“俄罗斯文学多余”的形象，别里托夫不被在意，但他实际上体现了“多余人”的实质。
在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中，别里托夫是一个知识渊博的贵族青。
他有三千个农奴，但他没有经营庄园的心，他尝试过许多的工作，但不到三五月，他就失去了兴趣。
后来他学医学画画，都因为不能坚持而放弃了。
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发展变化
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发展变化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诞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解释一下多余人】纵观“多余人”这一形象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从早期的奥涅金、毕巧林，到中期的罗亭再到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洛摩夫，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产生及其形象脉络逐渐变得丰满清晰。
而他们也都在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中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留存下了属于他们独特的时代印记。
一、觉醒中的奥涅金和毕巧林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是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主人公“奥涅金”。
奥涅金与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毕巧林”一同被视为早期“多余人”的典型形象代表。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身处于俄国社会大变革到来前夕的贵族知识分子们鲜明的觉醒意识。
奥涅金1、背景1812年俄罗斯爆发卫国战争，贵族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欧先进社会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对俄国社会现状产生了不满情绪，努力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他们的思想无法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得到肯定也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崇尚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农奴制根深蒂固的俄国只能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想，无力与社会总体的大环境相抗衡。
普希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小说，塑造了奥涅金这一有着丰富时代内蕴的“多余人”鼻祖形象。
2、特征奥涅金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贵族式教育，成年后终日衣着光鲜徘徊于宴会舞会各种美女之中，卫国战争的开始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由西欧传入俄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在奥涅金的心中留下了痕迹，他逐渐厌倦了奢靡的贵族生活方式，在黑暗中觉醒尝试摆脱城市的喧嚣，毅然去了乡下，但他本身从未想过真正的体验社会底层的生活，最终仍然成为了上层社会的归顺者并且屈从于本阶级的道德原则导致了朋友的死。
奥涅金试图将自己从这样一个腐朽落寞的贵族社会中解脱出来但却终究因为当时沙皇制度依旧顽固，而他的阶级局限致使使所有尝试都变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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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毕巧林同样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他思维敏捷，才华出众，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但是他同样没有寻求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是在爱情游戏中发泄自己旺盛的精力。
他寻找的不是真实的幸福，而是短暂的刺激，他的一颗充满厌倦的心灵既不珍惜别人，也不珍惜自己。
罗亭也同样出身贵族，不满现实，向往自由，他曾经用热烈的言语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心灵，最后他死在巴黎街垒的巷战之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莫洛夫也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他也曾经担任过公职，但是很快就放弃了。
他以一种极端消极的方式，无所事事的懒散远离了社会，对他而言宁静安详的奥博莫洛夫卡既是他童年的回忆，也是他一生的向往。
二、腐朽的封建文化和贵族传统教育是“多余人”悲剧的主要原因贵族传统教育导致了“多余人”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恿陶，有一定的理想追求，不满社会现实，厌恶上流社会而力图自拔；另一方面自幼开始的贵族传统教育使他们染上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社会病——忧郁、苦闷、空虚、懈怠。
这样一来形成了“多余人”的既追求新生又郁闷孤独的双重性格并存。
奥涅金鄙视贵族社会的庸俗和伪善，不愿和贵族社会同流合污，但又不能争脱这个社会的独特习惯和偏见的束缚。
他头脑聪明、自视清高，本不愿虚度一生，但又毫无生活目标，不知道需要什么、追求什么，缺乏行动的毅力和认真工作的习惯，最终变成一个“聪明的废物”。
毕巧林一方面揭露攻击上流社会那套欺诈伪善的“人生学问”，厌弃痈恨贵族阶级追名逐利的庸俗卑鄙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上流社会的影响，游手好闲，玩世不恭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周旋。
罗亭空喊日号，是典型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奥博洛莫夫显得更为枯燥，颓唐，腐朽，没落。
懒惰是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他足不出户，用墙壁与社会隔绝起来。
从早到晚，奥博洛莫夫在床上一次又一次的制定了“整顿自己领地的种种改良和变革的计划”，幻想着那些“明朗的日了、永久的夏天、永久的快乐、日一美的饮食和叶美的懒惰”然而，他的计划和空想来无踪，去无影;热得快，冷得更快;农奴卞的寄生生活把他身上的一切活力冲刷的一干一净。
所以说，“多余人”的懒惰与冷淡都是贵族教育和周围环境的产物。
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明确，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自卑的贵族立场，只好逃避现实，郁闷孤独地过日了。
三、“多余人”是新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博洛莫夫都是一些聪明的贵族青年。
这些人出身贵族，思维活跃，头脑精明，乐于接受新观念，敢于批判社会，宣扬西方进步文化。
奥涅金喜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宣扬西方的民卞政治。
他厌恶陈腐的封建文化，常用恶毒的阴郁的警句嘲讽时弊，批判自古以来的成见。
在乡村，奥涅金试图进行农事改革。
他创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打算用轻的地租来代替古来摇役的重负。
毕巧林也有所追求，他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自由主义思想，时刻感到负有某种崇高使命。
在当代社会生活的丑恶面前，他敢于尖利抨击社会现实。
他的内心始终蕴藏着一股否定力量，并总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反抗。
罗亭聪明而有才华，在大学期问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接受了西方进步的启蒙思想，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曾有理有据地驳斥过毕加索夫有关人生无聊、信念无用的怀疑论，指责怀疑论实际就是无用无能的标志。
同样，奥博洛莫夫的心里也充满了许多纯洁的激情和引人入胜的追求。
他曾经在头脑中一次又一次的制定了整顿自己领地的种种改良和变革的计划，预备施用各种崭新的、经济的、严格管理的和其他的办法。
有时他竟想象自己是一位所向无敌的统帅，在他的面前不但拿破仑就是叶鲁斯兰啦扎列维奇也毫不足道，或者是一个荣获桂冠的大思想家或大艺术家等等。
“多余人”的愤懑和追求反应了俄罗斯社会意识的觉醒，接受并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促进了俄罗斯新旧文化的交替。
四、“多余人”的爱情如果我们系统地观察分析“多余人”的爱情, 就不难发现其中两组形象的鲜明对比：当“多余人”在爱情生活中不断退缩、消极应对, 甚至逃避时, 俄罗斯的女性们,无论是少女还是少妇, 对爱情追求的坚强决心和果敢行动都是“多余人”望尘莫及的。
“多余人”忧郁怯懦, 俄罗斯女性坚强伟大；“多余人”夸夸其谈, 俄罗斯女性脚踏实地;；“多余人”无所作为,俄罗斯女性追求执着。
每一个“多余人”爱情中几乎都有这样的女性：受“多余人”不凡的思想、超凡的言辞的感染而爱上他们, 为了爱情在所不惜, 但在爱情纠葛中最终都受到了伤害, 饱尝了“多余人”逃离爱情时留给她们的爱情苦果的痛苦滋味。
在爱情这块试金石面前,达吉亚娜的纯朴热情与奥涅金的自私冷漠;贝拉的舍身忘己与毕巧林的薄情冷酷; 娜塔里亚的敢作敢为与罗亭的只说不做; 奥尔迦的积极行动与奥博洛莫夫的庸懒无为都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这些女性身上蕴涵的优秀品质正是“多余人”所缺少的。
从达吉亚娜到娜塔里亚的爱情历程, 正是19世纪俄国社会“多余人”身上的革命性进步性逐渐衰亡的历程。
俄罗斯女性们对“多余人”爱情中态度的变化展现并宣判了“多余人”历史命运的终结, 同时反映了作家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逐步深入到其本质。
随着多余人的社会作用的逐渐减弱, 他们就像流星一样很快划过历史的天空而消逝, 但他们爱情中的俄罗斯女性则犹如闪亮动人的北斗星永远指引着她们同时代的女性及后来的新女性不断前进的方向。
五、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俄国作家精神上的“派生子”“多余人”形象不间断地进入俄国文坛，并且成为不朽的文学典型，从创作上看，无疑是作家的伟大功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塑造“多余人”典型的作家大多来自贵族阶级本身，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赫尔岑、屠格涅夫都有贵族血统，他们大都接受过较这完备而典型的贵族教育，也大都或从书本、或于留学和旅行等不同渠道受到西方新思想薰陶，具有民主意识、忧患意识和改革现状的要求。
从这些作家的社会地位、精神物质和一般命运着眼，高尔基也称他们为“多余人”，是颇有见地的。
因为他们身上不仅具有生活中的“多余人”的某些因素，而目又高于文学中的“多余人”。
难怪高尔基说奥涅金是“普希金精神上的兄弟”，“毕巧林是莱蒙托夫的画像”，“别里托夫身上也有赫尔岑的面影”，“屠格涅夫本人身上就带有罗亭的特点”。
正如赫尔岑自己所说过的：“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够看到我的内心生活的个别部分。
就让他汇集在一起，不过是我的形象的文字式的传记。
”总的说来，俄国作家在思想观点、精神趣味和智慧气质上，熟悉而亲近自己的主人公，理解主人公的心理内涵甚于理解自己。
他们不仅同生活中的这类原型息息相关，更同作品中这类形象脉脉相通。
因此，他们在按照现实主义写实原则充分表现这类形象的劣根性的同时，或多或少常‘常对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流露出惋惜之情，这恐怕也是他们身上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所至吧。
纵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20年代的“多余人”奥涅金充满激情和骚动不安的反抗情绪。
30年代“多余人”毕巧林在黑暗现实前，表现出的是忧郁、悲观、孤愤。
40年代的“多余人”充满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却无力实现美好愿望。
到了“多余人”末代子孙奥博洛莫夫，已经成了平卧不起的废物。
以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博洛莫夫为代表的“多余人”反映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定历史风貌。
他们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资料：[1](俄国)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M] 1996年7月第1版1998年10月第2次印刷[2](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M] 译林出版社1994 出版[3] (俄国)伊•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罗亭. [M]1998年9月第1版1998年9月第1次印刷[4](俄)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 [M]华夏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5]郭伟华.俄国现代化冲撞下的“多余人”形象.探因[J]《安徽文学》2008年第7期[6]孙保国.析“多余人”奥涅金和毕巧林的形象特质.[A] 开封教育学院院报2009年9月20日[7]赵宪彪.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善恶之辨浅谈.[A]内蒙古大学学院报 2009年第5期[8]翟业军.中俄文学“多余人”形象比较论.[M]南京社会科学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