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
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构成，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描绘和刻画，作家们表达了许多深刻的意义和思考。
这篇文章将以揭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为主线，通过举例分析，探讨多余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达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余人形象的特点。
多余人形象常常指的是社会中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意义。
他们可能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人民，也可能是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亦或是身份不明的流浪汉等等。
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生活状态困顿、孤独寂寞。
他们的存在常常被社会所遗忘，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孤独和无望的。
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主人公罗迪昂·罗斯托夫。
罗迪昂原本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但因为贫困和所谓的“多疑症”，孤立自闭，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漩涡。
他在社会中既不被接纳，也无法接触到像样的工作机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
罗迪昂的命运代表了社会对于多余人的冷漠和漠视，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多余人形象在《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绘。
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主人公切尔里科夫，他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地位的人，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切尔里科夫经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为社会中不被重视的存在。
切尔里科夫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中许多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充实的生活，他们只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多余人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中的不公平和边缘化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形象的刻画，提醒人们对于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多余人形象是作家们对社会中虚弱群体的关怀和呼唤，是对人们共情和同理心的唤起。
通过揭示多余人的命运，作家们希望唤起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关注，改变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偏见，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帮助。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从普希金“多余人”形象分析俄国文学的民族性(一)
从普希金“多余人”形象分析俄国文学的民族性(一)摘要]《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之作，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俄罗斯文学的民族性特征。
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研究可发现，多余人是当时社会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探索作品主人公奥涅金作为多余人存在的深层内涵，可以揭示出作者由自己的文化积淀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关键词]多余人；民族性；历史文化；宗教《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之作，是公认的俄罗斯文学的典范，小说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杜勃罗留夫曾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的。
”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的多余人的典型，诸如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他们身上无一不或多或少地有着奥涅金的影子。
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果，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它鲜明地反映了俄罗斯文学的民族性特征。
一、民族性特征的表现1．多余人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19世纪20年代正是俄罗斯解放运动第一代战士——贵族革命家成长的时期，同时也是十二月党人革命的酝酿、爆发和失败的时期。
当时俄罗斯经历了1812年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
多余人“多余人”的精神个性
多余人“多余人”的精神个性“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主要有普希金《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罗亭》、《贵族之家》中的罗亭和拉夫列斯基、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涅克拉索夫《萨沙》中的阿加林、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苦闷忧郁、愤世嫉俗的奥涅金奥涅金患上了不治之症，到如今这种病原因不明，跟英国的Spleen(忧郁症)有点相象，正是所说的俄国式忧郁病。
现在总该查一查病源，不过，他没有自杀倒算万幸。
他不想尝尝子弹的滋味，但是对人生早已是心灰意冷。
跟哈罗德一样忧郁苦闷，无精打采，出入于客厅。
无论是社交界的流言蜚语，还是波士顿或是秋波送情，以及有失礼貌的高声叹息，这一切他都是无动于衷。
……于是，他又无所事事了，内心里感到无限空虚，坐下来汲取别人的智慧，俗话说得好:展卷有益。
架上摆满一排排图书，他读了又读，了无头绪:有的枯燥乏味，有的谎话连篇，有的昧着良心，有的毫无意义，本本都带着受束缚的烙印，古书陈腐，新书更加陈迹。
就象抛弃那些女人一样，从此搁下书，如行丧礼，用黑色塔夫绸蒙上书架，连同上面那些尘封的书籍。
我跟他一样，远离闹市，抛开社交界的缛礼繁文，彼此情投意合，结为至交，我喜欢他的性格超群:常常于无意中陷入幻想，头脑冷静，智慧过人，连他的怪癖也不可模仿。
……我们倾吐积愫，置腹推心，谈得投机，津津有味。
多余人毕巧林人物分析
莱蒙托夫（1814-1841）是俄罗斯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他创作的《当代英雄》是俄罗斯文学经典长篇小说之一。
毕巧林是《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
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毕巧林处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已传播到俄国，而沙皇尼古拉又竭力想保持封建贵族统治的农奴制时代的政治环境中。
１８２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沙皇政府对于进步的十二月党人加以镇压，希望的明灯熄灭了。
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纷纷遭到迫害：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监禁，有的被送上断头台。
这是毕巧林所处的时代背景。
毕巧林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复杂性。
他貌似一个高尚实质卑鄙的利己主义者，却又像是一个意志坚强，性情勇敢，但好招风惹事的人。
如果你认为他只有这两种性格，却又可以从书中得出他是一个精力旺盛但无所事事，终日拈花惹草追逐女性，折磨情人为乐的花花公子，或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进步的俄罗斯青年人的形。
毕巧林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又与社会对立，不能融入社会。
他是当时青年一代的代表，他们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因而进入了“多余人”的行列。
在俄罗斯文学长廊中，患这种“时代病”的人是很多的。
著名的如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赫尔岑长篇小说《谁的罪过？》中的主人公别尔托夫，都是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
但是毕巧林又与这些“多余人”人物形象有所不同。
奥涅金心灰意冷，毕巧林满腔怨恨。
他那种深入膏肓的“时代病”是无可救药的。
毕巧林对这种病的自我感觉很强烈：“我的思想骚乱不安，我的心永不知足。
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象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为了填补精神空虚，不满世俗现实的毕巧林玩世不恭，到处找寻刺激，无事生非，玩弄女性，用以宣泄他旺盛的生命力。
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新思考
他们 自由、 平等的启蒙思想对传统观念和习俗造
成 了毁 灭性 破坏 ， 而 从 根本 上 动 摇 了封 建 专 制 进 制度 和宗教 神学 的统治 地位 。伏尔 泰反对 一切 压 迫， 主张政治 自由、 化 自由 、 教 自由。但 是 他 文 宗 不拥 护 民主 ， 对下层 社会 的 自治能力 缺乏信 心 ， 认 为愚 昧 、 知 、 后 的 民众 是一 群 暴徒 ， 须 要利 无 落 必 用 国家 机器 这个 强 大 的手 段 加 以控 制 ， 则社 会 否
首先 我们 要追 溯 贵族 的起 源 。贵族 是俄 国古 老 的社会 阶层 ， 源 于 １ 纪 卜钾。原 是大 公 起 ２世 们 的亲兵 和侍 卫 ， 因作 战有功 ， 到世袭 领地 等 后 得
海 外 有 反 封建反专制色 彩 ， 这是令 当时 国内的贵族 大为惊 讶 的 ， 呼他们 是 “ 子 ” 惊 疯 。他 们 的 主 张 和想 法 不 可
怀远大 抱负却 流连 于空虚 生活 。集 个人 与社会 的
矛盾 ， 思想与行 动 的矛盾于 一身 。
一
“ 多余 人 ” 性格 形成 的客 观原因
是 为 了保 障社会 的公 正 和人 们 的安 全 ， 反 而 成 却
性格 的形 成必然有 一 系列 客观 原 因。外界环
境影响性 格 的形 成 ， 型环 境 造 就典 型 性格 。俄 典 罗斯优 秀贵族 青年如此 矛盾 的性格 也应 置于 当时
世 界大环 境 中去考察 。
了人压迫人的手段 。专制制度 只维护统治阶级利 益， 不能代表广大公众 的利益 ， 因而应将其推翻。
１６ ７ ２他 的《 社会 契 约 论》 终 引 发 了法 国大 革 命 最 和美 国独立 革命 。而 在 ｌ 纪 的英 国 ， 主立 宪 ８世 君 制 早 已建 立 ， 产 阶级 议会 制 、 党 制 、 资 两 内阁制 都 得 到 了完善 发 展 。而 ｌ 纪 的俄 国还 是 一 个 落 ８世 后 闭塞 的 国家 。彼 得一 世 的贵 族子 弟必须 出 国留
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分析
摘要：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
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共同特征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正文：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
“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发展变化
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发展变化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诞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解释一下多余人】纵观“多余人”这一形象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从早期的奥涅金、毕巧林，到中期的罗亭再到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洛摩夫，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产生及其形象脉络逐渐变得丰满清晰。
而他们也都在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中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留存下了属于他们独特的时代印记。
一、觉醒中的奥涅金和毕巧林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是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主人公“奥涅金”。
奥涅金与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毕巧林”一同被视为早期“多余人”的典型形象代表。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身处于俄国社会大变革到来前夕的贵族知识分子们鲜明的觉醒意识。
奥涅金1、背景1812年俄罗斯爆发卫国战争，贵族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欧先进社会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对俄国社会现状产生了不满情绪，努力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他们的思想无法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得到肯定也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崇尚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农奴制根深蒂固的俄国只能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想，无力与社会总体的大环境相抗衡。
普希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小说，塑造了奥涅金这一有着丰富时代内蕴的“多余人”鼻祖形象。
2、特征奥涅金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贵族式教育，成年后终日衣着光鲜徘徊于宴会舞会各种美女之中，卫国战争的开始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由西欧传入俄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在奥涅金的心中留下了痕迹，他逐渐厌倦了奢靡的贵族生活方式，在黑暗中觉醒尝试摆脱城市的喧嚣，毅然去了乡下，但他本身从未想过真正的体验社会底层的生活，最终仍然成为了上层社会的归顺者并且屈从于本阶级的道德原则导致了朋友的死。
奥涅金试图将自己从这样一个腐朽落寞的贵族社会中解脱出来但却终究因为当时沙皇制度依旧顽固，而他的阶级局限致使使所有尝试都变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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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摘要：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某些贵族知识分子，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不能有所作为。
“多余人”具有复杂的性格，有独立的人格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但往往也具有一定的性格缺陷。
他们试图改变俄国，有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奥涅金，别尔托夫，毕乔林，罗亭，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并且阐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如赫而岑所说的，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奥涅金是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
他有过热情和梦想，可是他既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又找不到出路，因此热情消失了，梦想破灭了，只能整天无所事事，通过舞会，剧院，醇酒和美女填补内心的空虚。
他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毕巧林是俄国文学史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
毕巧林富有
教养，精力充沛而又智慧过人。
庸俗空虚无聊的生活使他抑郁苦闷，失去了爱情和友谊后，他在通往波斯的旅途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毕巧林的“恶习”和他的悲剧人生经历引起读者的批判谴责，叹息和同情。
别里托夫和罗亭是第二代“多余人”的代表。
《谁之罪》以三个青年的消沉苦闷告终。
贫寒的大学生克鲁采费斯基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恋爱结婚，离开将军的庄园，过着独立平庸的小康生活，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他们的家庭，和柳邦卡相爱，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而远走国外。
别里托夫对社会不满，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脱离实际，一事无成。
罗亭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受到过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曾留学德国，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超群的雄辩的才能。
他挣脱了利己主义思想的羁绊，而热烈地呼唤“消除顽固的私心”
“牺牲自我来为大众谋福利”。
但他一个“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无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的人”。
他以自己思想的力量征服了娜塔丽娅，竟没有勇气去接受她的爱，甚至还劝说她去向周围的环境“屈服”。
奥勃洛莫夫也是“多余人”这类人物。
他是一个典型的地主，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躺卧中度过的，庸碌无能，每天昏昏欲睡，甚至于做梦也梦见睡觉。
他不能集中精力思考任何事情，没有能力处理生活中的小事务。
他也曾和贵族少女奥尔迦相爱，但终于和房东寡妇同居，在颓废中死去。
奥勃洛莫夫毁于“奥勃洛莫夫性格”，就是农奴制生活方式养成的惰性。
列宁曾多次引用这一形象来批评苏维埃社会中某些停滞的现象和一些人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
“多余人”形象也反映了知识分子问题。
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深深地植根于东正教传统。
丘特切夫说过：“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
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
”俄罗斯文学带有很多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
俄国知识分子把生命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不满足于物资生活，而注重精神的修养和道德的完善。
他们常常思索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并且因为生活的无意义而苦恼。
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对于人生意义的执著追问，这也是“多余人”的精神气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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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贾曼（1987.04—），女，山东嘉祥人，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