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政治学分析身边二三事

试用政治学分析身边二三事

摘要：近年来在社会上以及我自己身边都有出现一种声音：“凭什么谁谁谁那么有钱；某某某怎么会如此富有，应该是富二代吧；为什么我就没有他(她)那么好的命；有钱就了不起啊，等我有钱了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声音的出现多多少少都反应出了一些问题，在现在的部分人心中，已经出现了仇富心理，以及现阶段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不断获得突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和肯定，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历史得到了洗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真正得到体现，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开始真正意义上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在一切都如此美好的现中国环境下，是不是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一切都稳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马克思哲学里认为：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世界不论何时何地都充满着矛盾，并且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力量。现阶段蒸蒸日上，充满蓬勃生机的中国同样充满了各种矛盾，政府就是在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中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向前发展的。

就个人而言，每个人同样都处在矛盾当中，无论你是有意或者无意的，矛盾总是如影随形的陪伴着你。近年来在社会上以及我自己身边都有出现一种声音：“凭什么谁谁谁那么有钱；某某某怎么会如此富有，应该是富二代吧；为什么我就没有他(她)那么好的命；有钱就了不起啊，等我有钱了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声音的出现多多少少都反应出了一些问题，在现在的部分人心中，已经出现了仇富心理，以及现阶段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自从1949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毛主席的带领了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消灭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地主阶级，解放了农民阶级。从此中国再无对立阶级。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自身的飞速发展，消失不久的阶级对立关系好像又重新“出现”了。一些靠自身劳动所得报酬不多的“穷人”以及经常出现在网络新闻中的那些炫富的钱权势力者所组成的富人貌似形成了所谓的阶级对立。

自从古代起，中国就形成了明显的阶级对立，及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对立。而现在中国的阶级对立呈现出强弱分野的态势。

第一，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在这几年发生了变化，未来几年可能遭遇挑战，需要做出安排，这是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首先，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由于这样一个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不得不放在这个格局当中去考虑。

其次，这种格局趋势已基本定型化了。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但最近几年的改革与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的改革处在利益调整的过程当中，而最近几年利益调整的结果已大体定型。即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已基本定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了。我把这一过程称之爲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这个定型化的过程对社会産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阶层间的门坎开始出现，阶层内部逐步出现认同意识。同时也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对立意识。对内来说是“我们”的意识，对外来说是“他们”的意识。

三是社会流动出现新的趋势。由于社会在不断地寻求变迁，与此同时就面临着城市化的进程，阶层之间的流动有降下来的趋势，这与阶层间边界的出现、门坎的出现是有关系的。在一些比较弱的阶层上出现凝固化的趋势，如工人。工人在改革之前还有一些流动的机会，如提干，提不了干还有从机关到科室的机会。但是这几年工人想发生变化已非常困难，机会越来越少。这种流动减少的结果导致对未来的期望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减弱的趋势还包含着

一层意思，就是向下的流动，向下流动是这几年逐渐形成的。大部分农民(不是小部分农民)生活水平是绝对下降了，还包括一部分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部分农民工，这是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四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産生挫折感。80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有他自豪的一面，也有可保留的一面。但90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了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因此，我们应当关注社会层面上发生的这些变化。

第二，失业问题。我提出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是老失业群体，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群体。就这个群体来说，第一个判断是已经到了最高峰。第二个判断是从年龄结构来说，大体在40-50岁之间，由于年龄的变化，利益需求也发生变化。我在辽宁和吉林做过调查，我认爲，不要过于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就业问题，因爲很多就业的数位还没报到中央，这些人又失业了，就业是非常短暂的。政府应当主要考虑养老和社会保障这个低限度的安排问题。第三个判断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对弱势群体来说，我觉得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价。第四个判断是，包括一些30多岁的技术工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现在对自身已经不抱什麽希望了，家里的积蓄可能都会花在子女身上，只要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的绝望。但是在一些地方，子女的发展也已经成爲问题。

另一个概念是新失业群体，指没有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待业人员。首先在数量方面，新失业群体可能在一些地方已成爲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爲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这些人原来高中或初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闲荡，当时只有16-17岁，主要靠父母维持生活，但是现在有的人父母已经去世了，有的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生活变得很艰难，将来他们的前景更需要社会关注。然而现在一提起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更多的是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问题，对新失业群体则缺少关注。再次，新失业群体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爲弱势。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连描述自己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是上访、静坐、拦车，那麽新失业群体将会是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是犯罪。

随着社会低收入者，如失业人群或靠低保维持的家庭的心理上的失落和网络上不断炫富的“富二代”们的叫嚣行为，让那些低收入者对那些炫富的富人们充满了心理上的仇视，从而导致了他们语言、行为上的不满和愤懑。才会出现上面所述的声音和社会上扰乱社会持续的打砸抢烧等恶性事件的出现。

反应在具体的人上面，就是可能会出现仇富的心理和炫富的行为，那么大到整个国家呢，那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了，虽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近几年来已经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中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具体表现在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等。

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

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

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

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总之，如果将上述重要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对于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严重性的轻视或掩饰，将会妨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理念的实现，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妨碍中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健康的推进和发展。

（文献出处：孙立平2005年10月22日中国社会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