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儒学文化”的排斥
近世中西文化论争(3)：文化保守主义
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西方语境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人的异化问题，所引发的回归传统道德的保守回应。
而作为世界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发生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普遍精神现象。
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方位姿态展开的，它一旦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前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冲突，必然引发这些地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守回应。
可以说，发生在世界几乎所有现代化后发地区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
近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传统儒学文化左右不逢源的困境，也恰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植根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西学东渐和传统社会结构急遽变迁的冲击下，传统儒家提供的意义世界骤然坍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按照牟宗三的说法，“正可视为针对‘现代化底危机’的反应”。
在古汉语中，“保守”一词源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保守聊城”，其意为保卫和坚守，《辞海》中除列出《史记》所给含义，还有“维持旧状，不求改进”之意。
故“保守”时常与落后、守旧等词一同出现，与“进步”相对，偏于贬义。
然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保守”则另当别论了，它更侧重于稳重守成，强调稳定性、秩序性、渐进性和连续性的价值判断，与激进主义相对。
广义而言，文化保守的观念由来已久，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
某种意义上，我们们可以说孔子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不仅主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且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
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于文物制度的演变大多偏向于一种保守持重的态度，以至于近代以来，那些拒绝变革、坚持封建制度和文化的保守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
但由于这类观念与一般封建社会的文化保守观念无本质的差别，故尽管它是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仍非我们所说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
世界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冲突
世界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冲突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这场冲突涉及到了价值观、生活方式、艺术审美等多个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巨大变革。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世界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并非完全对立，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融合和平衡的可能性。
一、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1. 传统价值观的转变传统文化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价值观的转变。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对于传统的教化和道德规范开始产生怀疑和质疑。
传统的封建伦理和权威观念逐渐被现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潮所替代，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2. 生活方式的变迁现代化的浪潮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改变。
传统文化鼓励人们保持朴素、节俭、勤劳的生活态度，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和谐。
然而，现代化社会的快节奏和高消费倾向使得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受、追逐个人欲望，这与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3. 艺术审美的改变艺术是文化的精髓，它既承载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情感，也展现了现代社会的创新和多样性。
然而，现代艺术的激进和冲击性常常与传统的审美标准背道而驰，这牵动了世界各地传统文化艺术的存续与发展。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1. 文化自信与包容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有一种文化自信，即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
在这个基础上，传统文化可以与现代化相融合，吸收现代思潮中的优秀成果。
同时，现代化也应该保持一种包容性，允许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有所发展和传播的空间。
2. 创新与传统结合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摒弃传统，更是一种对现有传统进行创新和发扬光大的过程。
传统的智慧可以引领现代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可以与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相结合。
传统文化需要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让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荣。
3. 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在世界文化交流的浪潮下，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变得更加频繁和紧密。
传统文化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而是要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大潮之中，从其他文化中吸取营养和创新思维。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的正确方式 。所 以， 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 自身的历史断开 ， 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 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 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 ：所贵于历史智识者 ， “ 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 ， 乃将为
问题 。在新儒家这里 ，中国人之所 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 ， “ ， 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
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 。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 的两个方面 ， 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 又是从 文化的层面谈历史 ， 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 。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 了我 们 民族的过去 ， 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 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 ， 与其说近代
层面 ） 国人 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 重建 事实上 ， 在一个科技当令的时代 ， 熊十力先生数十年如一 Ｅ殚精竭思地从事于本体论哲学的探求 ， ｔ 这一“ 不合时尚” 的选择本身就颇具深意。熊先生把他对于人性异化 、 人类在科技时代失却 自我、 茫无归 着的可能性的深切忧虑和对于人类理性终能够“ 升进开发９１ ９４ ＂健以 自胜” ￣ １ ； 的坚实信念 ， 都倾注到他 “ 明示 本体” 的努力和有关本体论哲学的建构中。他的努力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 其一 ， 当传统的价值体系 日益崩溃 ， 人们从传统 的人文世界 中跌 落下来 ， 开始仅是作 为有 限的人体 赤裸裸、 孤零零地面对现实世界之际 ， 如何确定我们 的支撑点呢？熊先生接引儒家特别是思孟、 陆王一 系内圣心性之学的传统 ， 宣称“ 吾以返本为学” 引导人反归于 自己固有的“ ， 本心”“ 、性智 ”“ 、 良知” 令人 ， 深入到 自己的内在本性，掘发其内在无尽宝藏， “ 一直扩充去 ， 自本 自根 ， 自信 自肯 ， 自发 自开” 由此出 ， 发， 由此立定 ， 依靠人 内在本性 的自我觉悟， 重建人的生命本体， 重建人 『的尊严和人道之尊。熊先生确 生 信 ， 内圣心性之学 （ 己之学） 儒家 为 作为一种植根于千百年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的人文睿智 ， 不仅可 以使 我们获得面对世界的勇气 ， 而且能够决定我们生命健康发展的方向。 其二 ， 面对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 以及所谓“ 文人 ”“ 、名士”“ 、菲薄 固有” 抛却 自我 、 、 失所归依和“ 一意 袭外人肤表” 的肤浅芜杂 ， 熊先生以对传统文化“ 自护持 ， 好 毋令断绝” 的悲苦心境和对之“ 调整并发扬” ， “ 以应新时代” 的宏大愿力 ， 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弘扬 、 发掘和民族 自我 的重建。显然他认为 ， 使中国摆脱困境的出路不能靠知性地认 同于外来的价值 ， 而必须存在地切入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 ， 体验我们 民族苦难的生命历程 ， 引发传统中尚未枯竭的源头活水。如果说梁漱溟是基于他“ 三路 向” 说 的文化哲学 ， 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作了某种乐观的描述 ， 那么熊十力则是力图通过创立某种保存 中国 哲学所特有的骨髓和风貌的哲学 （ 本体论 ， 形上学） 体系 ， 来肯定中国文化 的主体性 、 生命力和创造力。 尽管与其后来者相 比， 熊先生似乎更多地从 以《 周易》 为代表 的先秦儒家那里获取思想资源 ， 但他对于 道德的形上追求和建构本体论哲学的探索却使得新儒家在努力方向上显示 出与宋明儒 家的相近之处。
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一、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
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
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
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
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
“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
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
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
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
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牟钟鉴一，儒学面临的新挑战空前严峻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进入，另一次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
佛教的进入並未使中国佛教化，却成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儒学化、道学化。
而西方文化的进入，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未能顺利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却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文化的血脉。
而其中儒学的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主流社会所否定所抛弃，几乎失掉了存身之所。
这种差异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原因，也有文化自身发展起伏的缘故。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逐步中国化。
其时中华帝国出现汉唐盛世，国强民富，经济发达，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在世界上是一流大国，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儒学也地位牢固，为外国所敬慕。
儒学本身正处在上升兴旺时期，对于统一国家的治理、社会道德的维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主导、促进的作用，中国人充满了自信心。
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如烦琐化、形式化），但不足以抵销其辉煌，正宗地位並未动摇。
中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迎接佛教的进入，少数人有担忧甚至反佛，主流社会则积极接纳，一大批精英认真取经、译经、研经、释经，致力于儒、道、佛的融合，唐代执政者则确立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把佛教有效纳入社会调控和道德教化体系。
中国並未因佛教的进入而改变其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却因吸收佛教而增大了文化的丰富性，儒学在佛教的激励下也在推陈出新，至宋代形成新儒家形态。
近现代中国的情形很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力日衰。
清帝国后期，制度僵化，政治腐败，闭关自守，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而统治者不思改革，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理学与礼教则由于丧失仁爱精神和过度政治化，成为统治者禁锢人心、扼杀生机的工具，有识者斥之为“以理杀人”（戴震语），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龚自珍诗）的局面。
高中历史中的文化交流与冲突
高中历史中的文化交流与冲突在我们高中历史的学习中，文化交流与冲突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引人深思的主题。
它贯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程，对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交流，简单来说，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
这种交流在古代就已经十分频繁。
比如，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纽带。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精美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而西方的香料、珠宝、农作物等也传入了中国。
这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交流。
通过丝绸之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相互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再比如，唐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高峰。
当时的长安城，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学者云集于此。
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他们将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科技等带回日本，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文字、建筑、服饰等方面都能看到唐朝文化的影子。
然而，文化交流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其中也伴随着冲突。
文化冲突往往源于文化差异，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由于价值观、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可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例如，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给许多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进行掠夺，还试图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
在非洲、美洲等地，当地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原住民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宗教和习俗。
这种文化冲突是不平等的，是伴随着侵略和压迫的。
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也出现了文化冲突。
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分歧引发了一系列的战争和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
高中历史课本中，还有很多关于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例子。
比如，蒙古帝国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和破坏；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联系，但也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产生了一些碰撞。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高中历史中的文化交流与冲突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与抵制
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与抵制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与抵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近代中国经历了多次变革，从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到开放与现代化的融合，中国始终对外界文化产生着兴趣和观察，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着积极的摄取与抵御。
从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始终是一个主动而有目标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这时中国开始面临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
西方国家所代表的科技、制度以及观念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城市建设到教育体制，从科学研究到文学艺术，无不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借鉴与接纳。
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涌现出了众多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与研究。
通过翻译与传播，众多西方文化的思想观念开始进入中国社会。
“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被广泛讨论和引入，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西方文学也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像莎士比亚、雨果等大师的作品开始被译介，为中国文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然而，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着一系列的抵制与反击的现象。
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的抵制运动中，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表现了中国思想者对西方文化的拒绝与抵制。
五四运动以反对传统观念为主，旨在为中国建立现代化国家并追求民主自由。
在此期间，中国学子焚毁传统文化书籍，呼吁抛弃封建礼教，反对帝权政权。
不仅仅是民间的运动，中国政府也曾对西方文化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
比如，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发起的“防止洋奴哲学”运动中，积极抵制了西方思想的渗透。
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抵制更是达到了顶点，西方文化被彻底批判为“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文化”。
然而，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也决定了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中国吸收和运用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得以重新进入中国。
中国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
论新文化运动强烈打击儒家文化的必然性
论新文化运动强烈打击儒家文化的必然性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面对这股反动逆流，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而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打击对象。
1916年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中提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随后，对孔教的抨击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儒家文化几乎被新文化运动中的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人们全盘否定了。
于是，这也成为了后人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不满之处。
人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太过强烈了。
但是在我看来，儒家思想固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儒家思想的唯一结局就是被全面打压。
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看似有些武断，实则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
首先，儒家思想阻碍了当时的资本注意的发展。
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的放松，迎来了一个民族工业发展的春天。
资产阶级是当时社会中的一支新生力量。
儒家思想中强调的是一种辩证思维，她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类自然权利的依据。
因此，儒家思想是强调以农为本的。
儒家思想又宣扬讲究实行仁政，这种思想与资本主义所强调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是格格不入的。
在儒家思想的体系下，人们走的一般都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是反对经商致富的，对商人天生鄙视。
这就阻碍了当时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同时，儒家思想中强调的忠，孝等思想，与资本注意所强调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儒家思想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它侵犯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资产阶级就强烈的希望儒家思想消失。
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如此强烈的打击儒家思想，将其批判为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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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儒学文化”的排斥【内容摘要】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传入东方，这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农业文明相碰撞。
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中国和日本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那是不是可以说“近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儒学文化”可以相融合呢？本文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例，从文明性质和文明建立的基础、时间、力量雄厚来分析东西方文明是可结合的，只是需要时间和过程。
【关键词】工业农业文明碰撞
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文明开始传入东方。
火器、大机器生产的生活用品等等。
这不断冲击着东方本有的记得文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明。
在这两种文明的碰撞中，过人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不断的再这文明碰撞中坚持与摒弃。
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那么“近代工业经济”与“传统文化”可不可融为一体呢？
一、东方的“农业文明”
（一）中国的农耕文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始终处于基础和主导的地位。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就是一个“农业文化”呢？“农业文化”开始了人类的定居生活，是相对于“游牧文化”而言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农业文化”相比较“游牧文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呢？而这“稳定”又会自然会具有“保守”的倾向。
“近代工业经济”是伴随着近代化慢慢发展起来的，它是机器大生产，讲求“速度”和“效率”，这就使它产生的文化要求“变”求“新”求“快”。
这样，“近代工业经济”文化与我们传统的“农业文化”就有了对立有了矛盾。
我们去国外，或者外国人来到中国，都会提到“文化碰撞（culture collision）”，这就是由于近代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造成的。
试回想，古代中西方文化由于都是农业文化，那时的中西方文化还是可以融合贯通的，“西学东渐”、“东学西渐”都不会出现排斥的现象。
比如佛教的传入，四大文明的西传。
可一到近代，好像突然间明清政府就开始盲目排外了，开始认为“华”可变“夷”而“夷”不可变“华”了，开始“天朝上国”了。
试问，更古的周春秋、秦汉、隋唐、宋元时期，中央王朝就没认为自己是“居天下之中”吗？就没有自认为中原王朝的文化制度比其他民族文化制度先进吗？有，只是那时我们的文化和西来的文化都属于“农业文化”，不会发生碰撞，中西文化可以互相包容，互相汲取，兼收并蓄。
可近代西来的“近代工业经济”文化制度与我们传统文化制度不是一个“妈”生的，他们一个求“稳”求“定”，一个求“变”求“快”，这恰恰是对立的。
今天我们“近代工业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面对着“近代工业经济”文化与我们传统的“农业文化”碰撞，我们都还有一定的排斥，更何况19世纪60、70年代的顽固派。
面对着“近代工业经济”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的碰撞，那到底是发展“近代工业经济”还是维护传统的“农业文化”呢？发
展“近代工业经济”必然会盛行“近代工业经济”的文化而损伤了我们传统“农业文化”；维护传统“农业文化”就会维护传统生产的“稳定”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又必然会阻碍发展“近代工业经济”。
站在生产力角度，我们认为应当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近代工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随之提倡建立先进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
事实证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潮流，一百多年来，我们都是朝着发展经济这条路走的。
为了走好这条路，新文化运动给传统文化致命一击。
这时的我们开始反思、担忧怎样来保护和恢复我们的“国学”我们的“仁义礼智信”为主的道德伦理。
“八荣八耻”的提出、“国学”热在高校的盛行，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
（二）日本迁移的农耕文明
第一，他们的传统文明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是隋唐时期从唐朝学习过去的。
他们热衷于学习别人优秀的文明，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证明昔日的中华帝国已经衰落了，而西方“近代工业经济”文明已经领先于世界了，作为一个学习者，很自然会抛弃落后的“农业文明”走“近代工业经济”文明道路，所以他们选择起来很容易。
第二，日本的传统文明没有我们中华文明这么博大精深。
我们的传统文明几千年领先于世界，创造了诸多辉煌。
靠的是什么？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不然会有长城、京杭大运河、永乐大典这些成就吗？也不会一脉相承沿袭下来。
今天的我们，说起令自
己民族自豪的，无不是古代传统“农业文化”创造的，那么顽固派比起我们，他们更愿意相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了。
这些是日本所没有的。
文化越博大精深，其带来的影响也越大，我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两千年，上到君主下到目不识丁的农夫、足不出户的闺女，都深深的被这个制度套牢。
日本算起来只有一千年左右，而且其皇权旁落、朝代断断续续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影响力远远被降低了很多。
常说“船小好调头”，日本这只小船调起头来时容易许多的。
他们的顽固派势力也是大大的小了好多。
第三，我们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岛国，虽有也是以农业为主，可岛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他们更具有海洋性——犹如古代希腊城邦
民主制建立——更容易吸收民主制度。
我们偌大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的过程明显要长些和困难些。
总而言之，日本的传统文明史迁移过来的，他们的传统文明相比较“中国的博大精深和根深蒂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二、顽固派的保守和洋务派的洋务
顽固派自身并没有“阶级”意识，他们反对洋务，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办洋务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会使他们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受到威胁。
比如办洋务军事工业，如果顽固派接受新式武器，会使他们控制的旧式军队受到洋务大臣的扼制，毕竟军队所需的新式武器掌握在他人手上；要换作洋务派班的是旧式武
器制造，他们就不需要受他人扼制了，自己就可以在传统的军器局打造。
如果不接受新式武器，则军队战斗力明显不如新式武器的军队，在实力竞争中就自然会处于劣势，在朝政的说话权也会弱很多。
也许你会说，顽固派那些人也可以去办洋务？第一，前面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转变不过来，压根就不愿接受西方的器物；第二，办洋务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办的，资金的筹集、与西方接洽的途径、办理洋务的部门等等一系列困难，洋务派具备了顽固派诸多没有的条件，办洋务都是坎坷的，要顽固派那些人来办洋务只会让他们无从下手的。
第三，洋务派在之前大多是没有什么功名的，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成长起来的汉族地方官员，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在中外联合绞杀太平天国运动中，与西方有了已有的联系。
这使得这一批成长起来的官员在政治权利上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他们在选择未来的仕途上，认识到按原来官员升迁制度，他们要是想继续升迁或者是巩固自己已有的政治资本是很困难的。
更何况，他们是通过镇压农民战争取得的功劳，经过太平天国这么一战，要想继续在战场上去获得的功劳，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那么只有采取非传统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实力资本和话语权。
这时候的洋务派发现只有办洋务，只有这洋人的东西才是与传统社会所脱离的，自身在镇压农民战争中取得一些办洋务的有利条件，比如结识了在华的外国官员、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且西方武器“船坚炮利”，办洋务会大大增加自身的实力。
这样，办洋务于国于民于己都是有利的，一石三鸟，有何而不
为？比起来，顽固派原来就已有功名利禄了，这时在镇压农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对他们已经是个挑战和威胁了。
各省地方团练的兴起、湘淮军势力的庞大、汉族官员势力的强大，使顽固派在朝政中的权威和话语权急剧下降。
顽固派害怕自己所得的面包会越来越少，面对后面的博弈，洋务派官员利用有利的外交条件发动洋务即使于国于民不利，也于洋务派自身有利，从而使洋务派在竞争中取得了优势起跑。
顽固派自然不甘心落后，奋起直追是不可能的，唯一选择就是破坏掉洋务派的优势——阻碍其办理洋务。
所以我们不要把顽固派看作是维护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那样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完全是出于自身个人的利益出发的——并没有为清政府、为地主阶级的统治着想。
普鲁士、沙皇俄国、日本都是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走上了发展近代工业经济的道路，暂时的和谐使他们成了帝国，那可不可以说“近代工业经济”是可以和传统的“农业文化”融为一体呢？
“一战”后，德帝国被共和国取代、沙皇俄国被苏维埃争取取代、日本发动法西斯战争遭到全人类的反对，天皇虽被保存下来了，可已经是君主立宪制了，天皇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
所以个人认为“近代工业经济”与传统的“农业文化”是不可融合的。
那么对于19世纪60、70年代的顽固派们，无论顽固派选择是发展“近代工业经济”还是维护传统“农业文化”都是可以理解的。
历史是客观的，我们只需要阐释清楚历史真相、客观分析其产生的
原因及其影响或者意义，公正自在人心——今天的人做不到，也不要对前人苛求。
理解前人，总结前人的得失，毕竟事务都具有两面性，不要全面批判、指责顽固派。
传统“农业文化”是在农业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是在“近代工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传统文化我们要继承与发展，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怎样做好两者的和谐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使“三农”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农业文化”才会在社会主义社会找到良性土壤，传统文化才会有传承的衣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