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脉络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一）中国文化的创始与奠基，是从远古至先秦这一漫长时期的文化经历开始的。

距今约1万年左右，人类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此前为旧石器时代。

原始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村落出现、氏族制度的形成都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

新石器时代延续时间长达五六千年，新石器文化遍布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和东南、西南及华北、东北各地。

早期为仰韶文化以前时期（公元前8000--前5000年），中期为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3000年），晚期为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

农业、制陶、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三大文明成就，陶器的烧制还带出了另一项重大意义的手工业--青铜器制造。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的发生绝不限于“三皇五帝”“一脉”相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两大流域之外的广大周边地区，都有古老文化遗址发现，而且相互间存在有明显的影响和交融。

“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三皇”人物极不确定，但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文化的发明者，如神农氏发明农业，巢氏发明居室等，“五帝”的谱系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

黄帝与蚩尤曾发生过重大战争，黄帝获得胜利，便“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可见宗教活动的重要。

到帝颛顼则进行更深刻的宗教革命，他“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天神与地祗分开，祭祀行为专业化。

尧舜时代著名的故事是“尧舜禅让”，另有一件重要的事便是“乃命羲和敬顺昊天”，内容是派人到四方测量一年四季的至点，将一年确定为366日，并“以闰月正四时”，以便“敬授民时”。

从黄帝时代的“封禅”“鬼神”，到帝颛顼的“绝地天通”，再到尧舜时代的“敬顺昊天”，线索清晰地展示着宗教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与此相伴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收族”（多种族群向黄帝族聚拢）。

它所以能将众多人群辐辏在一起，是因为这里的宗教涵盖着先进的文化，因此五帝时代的历史线索，是文化带动中华民族的最初凝聚。

夏、商、西周：族群代兴历史的结束与统一文明起程的开始。

从夏代起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夏是我国的第一个王朝，时间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历时近500年。

夏王朝的活动区域集中在豫西和晋南，后不断向东扩张，一时曾达东海之滨。

夏朝不是真正统一的王朝，由于它的“父传子、家天下”，反而将五帝以来由宗教文化亲和力所促进的人群辐辏的历史暂时中断了。

夏朝开始了族群相处的一种新的关系，那便是战争征服，对敌人采取“剿绝其命”的政策。

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赤裸裸的战争关系，始于夏，盛于商，终止于西周。

夏文化是尚忠文化，从鲧、禹治水的故事，能有所推测。

鲧因治水不当被治罪，而禹仍然恪尽职命，劳形天下，这就是忠。

商朝始建于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共历17世31王。

以盘庚迁殷为界，商朝分为前后两期。

夏朝始的武力征服做法，在商代强大时期发展至极，出现甲骨文的方国当时近80个，多数与商朝有战争关系。

西北一带的鬼方、土方、氐方、羌方等，是商的宿怨和劲敌。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正是商朝鼎盛时期的事。

甲骨文和青铜器，都与殷商宗教生活有关，“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

甲骨文显示，殷人生活几乎无事不卜。

因此商朝文化有着浓郁的宗教特征。

西周是统一文化历程的开始，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武王及其主要同盟，联合八百“不期而会”的诸侯，在短时间内就来灭掉残暴的商纣政权。

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

分封制的实施，是让一个广大地域上众多的人群，敉平各自的族姓界限，走向融合。

同时这种制度还激发了每个分封出去的国家的创造力，到春秋战国时期，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重新汇聚，相互吸引，激荡出灿烂的“百家文化”。

周人极重农业，他们不是把农耕当作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某种“政道”含义，周人的祖先如太王和文王都是亲自劳动的，因此周人要继承传统，以防止贵族腐化，同时农事活动关乎民人的和睦与道德的俭朴。

于是农事就不单是一种生业，它还有了某种光环，变得很神圣，而以抑制商业、手工业为内容的“重农主义”便能在西周的农耕政道中，找到根芽。

春秋战国：文化观念的原创时代。

公元前771年，西周的最后一代王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结束。

第二年周平王率众迁都雒邑，开始了历时500余年的东周时代。

以公元前476年为界，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前后两期，战国结束于秦朝统一。

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势，一是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和兼并，又引发了各国在君主主持下的变法，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构成“百家争鸣”；另一方面是民力的大发展，各国间的强权竞争，刺激了本国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为民间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隙、机会和条件。

也是“百家争鸣”的重要部分。

百家争鸣中的思想流派，的所谓的“九流十家”，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刑名家等派别。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儒学的文化背景是鲁国的礼乐文明，思想核心是“仁”。

孔子“仁”的观点，由孟子发展为“仁政”。

从“修身”开始，到“治国”“平天下”。

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伦理也是宗教，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莫大的影响。

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是老子、庄子。

老子“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在政治上则崇尚“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哲学的宗旨重在个体精神解放，主要表现为“逍遥”，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积极的影响还在于对艺术精神的培养。

法家的兴起与春秋战国之际政权交替有关，在各国，西周以来的老贵族被一批新贵取代，建立起了新的政权，势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有所改制，法家思想应运而生，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刘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他们试图对宗法社会的旧结构及礼法习惯有所革除，目的在于富国强兵。

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韩非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发展了一套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后期法家使“下约民”的一面畸形发展，主张对民从严刑峻法。

法家理论对后代中国政治影响极大，负面作用极深。

墨家学派产生于春秋时期，创始是人墨翟，墨家的思想核心是“兼爱”、“尚贤”、“尚同”、“节用”、“非乐”等。

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倾向，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了思想的代言人。

他向上层社会申明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财产，导致这个学派问世不久即遭灭绝。

阴阳家以战国时期的邹衍为代表。

邹衍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终始”说，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相当在的震骇作用。

这种理论对后世中国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均有很深的影响，民间的各种禁忌迷信，也是阴阳五行思维方式下的产物。

名家又称刑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

邓析当年专门帮人诉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用辩术取胜，到公孙龙、惠施则有“离坚白”、“合同异”之争，涉及事物的概念与实际（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有很强的思想色彩。

这一学派也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失，随着西方哲学的输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

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高峰，所创立的各种观念对后世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二）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文化结束了族群代兴的历史，而是向统一文明进程方向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在统一王朝政治下开始了一些演变。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成长期，也是中国王朝政治第一次强盛期限。

这个时期共经历秦（公元前221-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公元25-220年）四个朝代，历时400多年，统一帝制王朝的历史实践，使中国文化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新变，先秦文化部分被吸收、改造，部分也被中断。

秦汉时期的中国文化在总结、告别着过去时，也在开始着未来。

秦汉帝国与以前王朝的不同气魄主要表现在对疆土的开辟，和对匈奴旷世持久的边际战争。

秦朝将东方六国吞并后，又将东南、华南古老的“百越”和西南地区的“西南夷”进军，在那里建立政权，并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为南方的开发作了重要贡献。

到了西汉时期，中原同东南、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但于主动经略南方不同的是，秦汉政府针对北方采取的是守势。

在北方，洲游牧民族匈奴业已强大，并且趁中原内乱，进军河南之地（今内蒙伊克昭蒙），秦军北击匈奴，扫清了阴山以南的匈奴势力，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先秦时期秦、赵、燕三国都修建过长城，秦朝主要是将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

这对秦朝的人力和财力也构成了伤害，有感于此，到了西汉王朝时，便对匈奴采取忍让的“和亲”政策，一直到武帝时期，和匈奴发动了数十年的战争。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族，汉政府不断打击并匈奴，不久，强大的匈奴族或远迁或与其他民族融合。

打击匈奴引发了西域通道的打通，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此后汉与西域使臣来往不断。

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文化。

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及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来，而佛教的东传，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秦汉帝国经略四方，是受了西周以来“四海一家”的“大一统”观念的启发，也正是这样的经略，中原王朝以暴力为手段，打破了边地的沉寂。

在进行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强大的王朝也在一断的扩张中走向衰落，从而引起内政的变化和内在矛盾的激化。

另一方面，秦汉王朝为了维持边界的安定，对异族采取打击的安抚两种手段，前者制造着矛盾，后者锻炼了他们的复仇能力，两者都为中原文化和灾难埋下了祸根，也为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文明同化打下伏笔。

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

秦朝实施郡县制这一新政，遭到守旧读书人的反对，因此他们也遭到坑杀，但分封的观念依旧的市场，由于诸侯国只会片面发展自己而不顾朝廷，这样各势力很难找到共存的平衡点，相互制约便只有战争。

在汉武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和平定，标志着分封制的彻底过时。

经过汉武帝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

秦朝为中央集权奠定了规模。

最高权力者称皇帝，表示他的地位与上天同尊。

皇帝之下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吏大夫。

在地方，秦与西汉是郡、县两级制，到东汉增加了一级监察州县政务的刺史。

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乡、亭、里，里是最小的单位。

中国古代逐渐变成一个“大政治、小社会”的家国。

在选官方面，两汉最重要的方式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

察举是由下向上推荐人才的一种制度，通过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方面进行考核；用人权是中央地方并行，这就是征辟，公府的征辟仕途通达，是士人主要入仕路径，地方州郡一级的官员也有自辟僚属的权力，但所辟僚属不为朝廷任命，易结成官员与僚属的私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