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文化的场域、空间表达与结构再造

农村公共文化的场域、空间表达与结构再造作者：疏仁华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01期关键词：场域理论;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空间;结构再造;价值认同;摘要：农村公共文化的场域运行需要调适国家本位与农民主位间的博弈与竞争，以期形成共同认可的价值判断与文化契合。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实践表达，再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在内容、主体、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需要从现实空间、生活空间与制度空间三个方面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的空间结构，以达到载体聚合、需求聚合与价值聚合，最终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实现好农民对农村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中图分类号： C9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09106Abstract： The field oper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needs to adjust the game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peasants in order to form a common value judgment and cultural fit.The practical express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reproduces the obvious shortcoming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ontent， subject and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real space， living space and institutional space in order to achieve carrier aggregation，demand aggregation and value aggregation.Finally，it can meet the increasing cultural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realize the new expectations of farmers for a better life in rural areas.农村文化是农民在长期的日常生活生产中所形成的行为方式、道德情感与理想追求等，是农民的精神依托与价值归趣。

农村公共文化是农村文化中为满足农民公共文化需求的部分，它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构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将其作为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1]44这一科学论断为我国农村文化的繁荣与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持续推进，逐步建立起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共建能力与共享水平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初具规模，实现了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关键转变与重大突破。

然而，受城鄉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居民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进程中，亟需正确审视农村公共文化的场域运行，调适国家本位场域与农民主位场域之间的博弈与竞争，以期形成共同认同的价值约定与文化契合;亟需科学再造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结构，有效寻求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路径，满足好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实现好农村居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追求。

一、冲突与契合：农村公共文化场域的有序运行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区域概念，“从分析的意义上来说，场域可以定义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和构型”[2]13-14，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而且“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3]142，同时“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

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2]15。

简单地说，场域是行动主体间相互争夺有价值的主导性资源的社会空间。

冲突是场域的动力之源，这一冲突现象同样表现在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实现农民的文化利益为价值追求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领域。

国家文化场域与农村文化场域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国家本位和农民主位权力层级造成的文化资本占有的差异。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中隐含着国家文化引领与价值主导等政治性目的，由于“场域层级所处的位置及关系”和“信息资本的不对称性”等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如果这种“引领”和“主导”与农村文化场域自身运转的逻辑、规范与常规无法形成契合，当国家文化场域与农村文化场域同时运转时，很容易引起价值冲突，造成场域间力量的博弈与竞争，加之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的冲突，最终造成国家文化不能有效地与乡村文化“合流”而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

也就是说，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国家文化场域在与农村文化场域运转中常常出现着“力量失衡”的情况。

因此，必须要从文化场域的逻辑中融合与调适这种情况，让“力量失衡”变成“力量平衡”。

只有这样，农村公共文化场域中的国家文化和农村文化才能有序运行。

场域也并不是“冰凉凉”的“物质小世界”，每一个场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和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

[4]惯习和场域是一种互动关系，惯习具有场域性，惯习只有在场域内才能发挥作用。

农村公共文化场域关系指向了农村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惯习”。

农村文化场域的“惯习”是农村生活居民在日常生活、交往和实践中长期所沉积形成的性情与习惯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突出的个体性。

农村文化场域冲突的根源，在于农村居民文化生活实践的客观场域与主观惯习之间缺乏合理的价值趋同与关系联结，在于农村文化“惯习”与国家文化场域内的整体性价值趋同缺乏必要的观照。

对于积极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来说，强调文化基因的同一性和稳定性也并不意味着制约农村公共文化的个性化发展，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公共文化个性化与国家文化整体性“惯习”之间达到契合。

因此，农村公共文化场域的建构需要在农村公共文化个性化与国家文化整体性之间调适各种关系，寻求价值契合，从而发挥预期功能，形成价值统一，真正实现农村居民文化需求、文化表达与国家文化价值导向的统一。

具体而言，主要是调适国家本位场域与农民主位场域之间共同认同的价值约定，明确文化权益的理论基础与价值意蕴，形成一致认同的价值判断和取向旨归，并通过不断落实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实现预期功能，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发挥提供政策协同框架。

只有这样，铺就起来的农村公共文化场域才能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良性有序运行的基础性功能，从根本上满足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与文化表达需要，最终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用的发挥提供制度相容的条件。

马克思指出，需要不仅是人的本性，而且作为人的“内心的意向”，构成了人们活动的原动力和原目的。

[5]286农村公共文化场域的发展始终要关注农村居民“在场”，尊重农村居民日常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关注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与文化权益表达。

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文化弱参与在不断加深，不同场域中的多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型塑了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弱参与场域。

在这个场域中，农村居民的多样性文化需求在政府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有限文化供给中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这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编织了农村居民弱参与的空间特征。

不过，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农村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在国家不断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过程得到重视。

虽然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得以改观，但国家还必须在建构农村公共文化场域时，充分尊重农村居民个性化“惯习”型塑的现实基础，重视文化价值的规范和主流文化的引导，以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形式展示农村居民文化兴趣的个体差异与影响。

在尊重农村居民个体“惯习”的基础上，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反映农民居民的日常生活经验，满足其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文化表达需求，不断引导农村居民个体逐步适应国家文化价值引领，完成农村公共文化与国家文化场域关系的调适，形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为”。

二、编码与解码：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实践表达从广义来看，文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综合表达，其生产生活实践必将依托空间得以展开。

“空间生产”可以从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 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征的空间（ representational space）[6]33三维向度来考察。

“空间实践”主要表现为生产与再生产以及体现每一种社会形态特征的特有的各种地点和空间设置的“可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则体现为每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秩序的“被构想的”空间;“表征的空间”被理解为“居住者”“使用者”或“占有者”生活于其中的“可经验的”空间。

[7]38-43同时，“空间不能再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环境，相反地，应该被理解为权力和反抗的工具”[8]，是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运转的场域，也体现出权力反抗与规训的工具性价值。

具体来说，“空间的表征”主要强调专家、政要等加强主流文化引领、国家权力渗透，是对文化空间的监督与控制;“表征的空间”主要是受权力统治支配与反抗统治秩序的生活与居住空间，最后权力塑造主体与生活居住主体两者间的权力支配与权力互动在“空间实践”中得以完成。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承载。

可以说，当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生产与实践表达。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凸显，“村庄的公共空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很难形成和组织有益的公共生活”，从而导致农村人际关系不断疏远，农民“缺乏与他们实际生活相匹配的文化”，使得“许多人缺乏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与希望”。

[9]25农村居民以公共空间为基础的巨大文化交往与文化表达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部分农村文化日益凋敝。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期，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整体上处于基础供给层面，以新建乡村公路、水利桥梁、乡村学校、广播站、文化站等基础硬件设施与文化传播机构为主，主要加大农村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和传统意义上的宗庙祠堂等设施和场所的建设力度，极大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