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的文化特征
宁波帮精神作文
宁波帮精神作文宁波帮，是指浙江宁波籍商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们以商业为主要活动，通过商业活动积累财富，进而参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宁波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也与宁波商人的商业精神和家族传统有关。
宁波帮精神，是宁波帮成员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精神风貌，具有强烈的宁波地方特色。
首先，宁波帮精神体现在宁波帮成员对商业活动的热情和执着。
宁波地处海滨，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商港城市，这为宁波商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商业发展条件。
他们勤劳勇敢，敢于冒险，善于经商，善于创新，不断开拓市场，积极参与国内外贸易活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集团之一。
他们以商业活动为基础，逐渐扩大影响力，参与政治、外交等领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次，宁波帮精神体现在宁波商人的家族传统和社会责任感。
宁波商人重视家族传统，注重家族文化的传承，讲究家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和互助。
他们以家族为单位，联合经营，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和影响力。
同时，宁波商人也重视社会责任感，积极回馈社会，支持教育、慈善事业，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宁波帮精神体现在宁波商人的创新和开放。
宁波商人敢于创新，善于变通，不断寻求商业上的突破和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同时，他们也具有开放的心态，勇于接触外部世界，吸收外来文化和经验，不断完善自身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使宁波帮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商业集团之一。
总之，宁波帮精神是宁波帮成员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有的精神风貌，具有浓厚的宁波地方特色。
它体现在宁波商人对商业活动的热情和执着、家族传统和社会责任感、创新和开放等方面，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宁波帮精神不仅是宁波商人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清时期浙江三大商帮文化差异比较
明清时期浙江三大商帮文化差异比较【摘要】龙游帮、湖州帮、宁波帮同出于明清时期的浙江，但区域间的文化差异比较明显。
龙游帮受南宗儒学及徽商的影响较深，儒文化的特征比较明显；湖州帮以吴文化为主，与越文化、中原文化、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宁波帮将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有机地结合，形成了以海洋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特色。
区域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商帮经营方略的不同和命运的不同。
【关键词】明清浙江；三大商帮；地域文化；差异比较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人们在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孕育、积累、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群体所形成的文化各有不同。
龙游帮、湖州帮、宁波帮虽然都出于浙江，但由于他们的生存的地域环境、历史渊源、社会底蕴等各不相同，所以，表现出的商帮文化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深受儒学及徽商影响的龙游帮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帮在明中叶就活跃于经济不发达的浙西山区，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
龙游帮是中国早期形成的商帮之一，也是浙江商帮的鼻祖，相对于其他商帮，它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深。
（一）儒学文化表现明显南宋时期，孔子的第48代孙孔端友迁至衢州，形成了孔府南宗。
孔府南迁推动了衢州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后来的龙游商帮与儒家文化的结合。
孔府南宗的建立，使衢州遂成为儒学重地。
儒学书院遍布府县各地，龙游县更是儒学书院林立，较有名的如九峰书院、鸡鸣书院、枫林书院等，至明清间龙游一县书院多达30余所。
①因此，龙游成了最早从南孔文化传播中获益的地方，明代龙游就出了31名进士。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龙游商帮始终侵润于浓郁的儒学氛围之中，养成了重儒的文化传统。
浓厚的儒文化氛围，使龙游商帮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的影响，经商之后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儒学渗透到日常经商活动中，将儒学与经商活动完美结合。
他们经营业中的一大部分多与传播儒文化有关，如造纸、刻印书籍、贩书等。
他们中不少是儒化了的商人，富有文化教养，重诺守信，义利相兼。
如龙游儒商代表童佩，不但经商有成，刻书贩书于大江南北，而且多才多艺，家中藏书达25000卷，著有《童子鸣集》、《佩萸杂录》、《九华游记》、《南狱东岱诗》等，是龙游帮中集收藏、鉴赏、考证、校雠印刻、贩销于一身的明代儒商。
宁波商帮的企业文化观
宁波商帮的企业文化观摘要：以开放、开拓、诚信、创业、团结合作为核心的宁波帮精神是宁波帮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当代宁波精神的源头活水,值得今日宁波人加以继承与弘扬。
关键字：宁波帮，精神，诚信，开放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三角南翼，扼南北水路之要冲，又有天然良港，自古就是重要的商贸口岸，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宁波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事航运与贸易，形成了“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社会风尚，宁波商人的足迹遍布天下，以“无宁不成市”闻名遐迩。
宁波商帮文化，也可称宁波工商文化，是以近代”宁波帮”开始到现代”宁波帮”工商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宁波商帮的传统文化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工商业的有机结合，实行义利并举发展企业。
“宁波帮”原指明清以来旅外从事工商业的宁波商人群体，现泛指在经济社会与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奋发有为的旅外宁波籍人士。
“宁波帮”形成于明清时期，鼎盛于20世纪之初，与广东帮、山西帮、安徽帮并称为中国四大商帮。
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关系，当其他商帮逐渐衰落之际，“宁波帮”却一天比一天兴隆，在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商帮。
这离不开“宁波帮”精神：大气开放、诚信为本、艰苦创业、报效桑梓。
一、大气开放。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宁波地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宁波人世世代代面对大海的挑战，艰险的环境养成了他们开阔的视野，他们善于不断吸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来发展壮大自己。
在“宁波帮”的创业经历中，始终都贯穿着宁波商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
他们的根在宁波，创业在上海、天津、武汉以及香港、台湾等地。
武汉是近代宁波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五口通商前后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借助湖北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活跃在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
宁波商帮催生湖北商贸。
早期汉口商帮人数以宁波商人为最，他们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杂粮业、洋油行业，他们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在汉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简述宁波帮文化的含义
简述宁波帮文化的含义宁波帮是宁波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一种群体称谓。
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
源远流长的从商风气宁波商事之早追溯至公元前。
公元前222年，秦于三江口以东建置鄞县。
唐宋时，宁波“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至清初，则成“百货咸备，商号林立”的繁荣景象。
“五口通商”后，宁波的商业曾一度兴旺。
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宁波的钱庄、南北货号、鱼行遍布于市，世人称“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初显风流姻亲帮姻亲，同乡助同乡。
长年在外埠经商的宁波人，通过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结成了商业群体，这就是天下闻名的“宁波帮”。
“宁波帮”形成于明朝，崛起于五口通商后的上海，至辛亥革命后达到鼎盛。
近代中国工商业的风风雨雨，留下了“宁波帮”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书写上海港的开埠史，离不开“宁波”二字。
五口通商后，大批宁波人麇集上海，致力于创业活动，逐渐结成了上海最大的商帮，对上海的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各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海成了海外“宁波帮”的摇篮和跳板。
时至今日，上海高一半的市民家庭与宁波有着扯不断的血缘关系。
香港，中国另一颗“东方明珠”，同样流溢着“宁波帮”熠熠光彩。
从安子介提出经济发展理论，到包玉刚建立“海上王国”，从邵逸夫成为“影业巨子”到陈延骅成为“棉纱大王”，宁波又是与香港腾飞紧密相连的一个名字。
星转斗移，乡情不渝。
继老一辈“宁波帮”之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宁波帮”继承着报效故乡、造福桑梓的风范与传统。
目前，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活跃着30多万“宁波帮”。
他们不仅继续为家乡的公益、教育、医疗等事业慷慨解囊，而且为故里的经济建设献计出力，昭示了海外游子的拳拳之心。
宁波帮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宁波帮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以宁波帮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为题，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宁波帮，又称宁波商帮，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商业组织，兴起于明清时期的宁波地区。
它以商业活动为核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和商业道德，被誉为中国商帮文化的代表之一。
宁波帮精神的核心是“联结”，即商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和群体意识。
它强调商人之间的团结和合作，通过联合起来共同发展和应对外部挑战。
这种精神在当时的宁波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传承。
宁波帮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业合作和团结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只有通过联结和合作，商人们才能共同应对经济风险，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宁波帮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培养现代商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积极作用。
宁波帮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也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帮注重商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信任，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在当代社会，这种合作理念对于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通过相互帮助和信任，商人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宁波帮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培养商人的专业素养和商业道德也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帮注重商人的专业能力和商业道德，强调诚信、守信、守法。
这种商业道德的传承和发展对于提升商人的职业素质，促进商业行为的规范化和良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只有通过恪守商业道德，商人们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实现自己的商业目标。
宁波帮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帮以商业为核心，通过商业活动带动了宁波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当代社会，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支持和推动。
因此，宁波帮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对于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具有积极作用。
只有通过发扬宁波帮精神，商人们才能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宁波帮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帮的介绍
宁波帮的介绍一、什么是宁波帮“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宁波商人已成为21世纪中国第一商人群体，宁波商帮精神和甬商品牌的传播已经成为一大热点。
宁波新商帮的起步都得益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
二、新老宁波帮区别与明清旧宁波商帮截然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个性的一种有鲜明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
而新商帮的种种不同模式，反映的则是这些商人群体对当地蕴涵着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
宁波商帮善商族，善义族。
他们极富有冒险精神，既了解宁波，又了解本土情况。
他们往往具有高学历和深厚的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商人，他们往往视野更为宽阔，而不过度关注眼前的利益。
作为近代宁波商帮的代表，包玉刚家族更是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验证了宁波帮区别于同为浙商的温州人、台州人、义乌人的特性——善于利用“海洋文化”和资源，依靠近海的优势进行原始积累，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走向陆地，并将海陆资源整合，从而影响产业走向。
宁波帮在外几度潮起之后，宁波本地也于改革开放20年中，迎来了宁波帮的机遇。
细数宁波的上市公司，甬成功、维科精华、雅戈尔、大红鹰、波导股份、宁波富达、宁波联合、宁波韵升……在一个地级市中拥有十多家上市公司并不多见。
而那些富裕的宁波商人热衷的特有的“捐赠”行为，更是让全国各地都一度“熟读”宁波帮。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应该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
新商帮的发展水平，也显示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三、宁波帮特点1、与时俱进2、商文合一3、区位优势四、新宁波帮甬成功、维科精华、雅戈尔、大红鹰、波导股份、宁波富达、宁波联合、宁波韵升（一）、宁波新商帮民营企业的特色浓烈。
宁波帮故事演讲稿
宁波帮故事演讲稿尊敬的评委、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关于宁波帮的故事。
宁波帮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业帮派之一，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历史。
一、宁波帮的起源宁波帮最早出现在明代末期，当时宁波地区的商人凭借着过硬的商业实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商业力量。
这些商人经营着海外贸易，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运往世界各地，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宁波帮的势力逐渐扩大，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商业集团之一。
二、宁波帮的特点1. 商业覆盖范围广泛宁波帮的商业活动遍及各个领域，涉及海外贸易、金融、产业等众多领域。
其中，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尤为显著。
宁波帮的商人经营着大量贸易船只，与国外的商人进行商品的交易，使宁波成为当时中国的最大出口港口之一。
2. 家族相互合作宁波帮的商业活动往往是由一个家族内的多个成员共同参与和掌控。
这些家族之间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
他们共同出资经营，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形成了天衣无缝的经营模式。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加强了宁波帮的实力，也促进了宁波地区经济的繁荣。
3. 富有社会责任感宁波帮的商人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社会责任。
他们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资助教育、修建学校，改善民生。
他们注重员工的培养和福利，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宁波帮的带领下，宁波地区的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宁波帮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1. 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宁波帮通过巧妙的商业运作和广泛的商业网络，将中国的商品带到了世界各地。
他们在海外建立了大量的商业网络，与国外商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这不仅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2. 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宁波帮在宁波地区投资兴办了大量的工业企业，涉及纺织、造船、石油等多个领域。
这些企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我对宁波帮的一点认识
我对宁波帮的一点认识第一篇：我对宁波帮的一点认识我对宁波帮的一点认识2007年9月，我进入宁波大学，这所由宁波帮人士捐赠的大学。
出于这种特殊情愫，让我有了一种去了解宁波帮的想法。
以前通过宁波帮知识竞赛，参观宁波帮博物馆以及网上查阅等途径，对宁波帮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学期通过《宁波帮研究》这门课，让我对宁波帮有了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名闻遐迩的“宁波帮”，是宁波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体称谓。
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商帮之一。
“宁波帮”形成于明朝，崛起于五口通商后的上海，至辛亥革命后达到鼎盛。
近代中国工商业的风风雨雨，留下了“宁波帮”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宁波帮主要有三大特点。
一是勇创大业。
有一句话说，无宁不市。
这说明宁波人的创业精神。
创业，既要有宏大长远的目标，又要有坚忍不拔的实干。
如同创建一座大厦，目标便是构建大厦的总体设计，实干则是建造大厦的钢筋砂石。
宁波地处海滨，田少人稠，在长期外出经商者中，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他们根在宁波，创业在上海、天津、武汉以及香港、台湾，还有的徙向海外，诸如虞洽卿、盛丕华、吴锦堂、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等等。
从这些宁波商帮的人生经历中，都可以发现宁波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勇闯大业的精神风貌。
在上海的发展历史中，宁波人创造了50多项第一，比如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所等等，他们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报效桑梓。
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
凡是有宁波人在外地从事实业的地方，几乎都有宁波同乡会的组织，这些同乡会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扶助乡亲，报效桑梓。
这种理念在宁波商帮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他们离别故土，走南闯北，艰苦创业，取得成效之时，不忘报效国家，不忘为故乡父老乡亲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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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县、慈溪县、奉化县、象山县、定海县六县,所谓“宁波帮”就是指这六个县在外地经商的商人集团。
宁波所属的六个县是浙江滨海港湾和岛屿的主要所在地，正因如此，宁波商帮文化主要的不是儒家文化,而是海洋文化。
这使得近代宁波商帮有大海的胸怀，大海的气魄，因而是海魂商魄。
海洋文化的特征是开拓进取、审时度势、敢于冒险,反映在宁波商人群体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勇于拓展近代宁波商人善于开拓市场,占领市场。
《鄞县通志》说:“甬俗轻,夙称善商,行贩坐贾,遍于海内”。
《定海县志》也说:“国内北至蒙古,南至粤桂,西至巴蜀;国外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几无不有邑商足迹”。
宁波商人除在本省杭州、台州、温州等地经商以外,还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沙市、苏州等城市在商界位据要津，特别是上海，成为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
到清末，宁波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
一些宁波帮巨商成为上海的风云人物。
清末民初上海工商界曾流行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定海人) 一封信。
”上海两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都是宁波商人。
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在海外分布甚广。
《慈溪县志》称，邑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
十九世纪末一批宁波商人闯荡海外,依靠智慧和勤劳,在日本和南洋等地,创造了不凡业绩。
20 世纪40 年代，香港是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的大本营。
旅港宁波人以香港为跳板,又以香港为依托,进一步向日本、东南亚和南美洲等地发展。
像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一位是董浩云，他从供职天津航运公司,到自己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盛时有轮船近150 艘,总吨位达1200 万吨,被誉为“现代郑和”。
另一位是包玉刚,他以一条旧船进军航运业,经过近20 年的奋斗,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他们把自己的企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企业,反映出宁波商帮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开放闯荡的广阔胸襟。
宁波商轮公司创办人虞洽卿世界船王董浩云二、善于创新宁波商人保持特色的传统行业的同时,独具慧眼,适时更新经营项目,经营新兴行业。
宁波商人经营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在国内商界久享盛名。
欧美轮船进入我国之际,宁波人就将自己经营的沙船业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
像慈溪的董氏家族(董耿轩、董友梅) 、镇海李氏家族(李也亭) 是最典型的,他们经营沙船业致富,而后转向航运。
航运业的开展,带动了关联行业,如粮食行、糖行、北货行、药材行等。
他们积累了巨额家财,转而经营房地产、垦殖、银行、保险等新兴行业。
银庄业是宁波商帮得以发迹的又一支柱产业。
上海实力雄厚的钱庄股东大多是宁波籍富商。
单就镇海县而言,就有方介堂家族、李也亭家族、叶澄衷家族、宋炜臣家族等。
十九世纪末,宁波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适时地向新兴的银行业渗透。
严信厚、朱在三、叶澄衷等巨商参与筹办了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以后,又在上海、天津、杭州等地组建了多家银行。
傅筱庵曾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方椒伯(镇海人) 任北京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同时又任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南市分行经理。
朱葆三曾任中华银行董事长、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
1929年秦润卿、王伯元等人接办中国垦业银行,一次收足资本现银250万元。
宁波商人自设的四明银行,以孙衡甫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采用西方经营方式,除招揽工商业存款外,还设四明储蓄会等组织,千方百计吸收储蓄。
1919年,秦润卿的豫源钱庄改组为正明银行。
1931年刘鸿生开办了中国企业银行。
而后在苏州、上海设分支机构,扩充营业,经营证券买卖,获利丰厚。
除投资设立银行外,朱葆三、傅筱庵、虞洽卿等人还投资于外国银行。
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可见宁波商帮在金融界势力之盛。
宁波商人筹办或掌权的银行,对宁波商人的创业多予照顾。
“火柴大王”刘鸿生经营1 0多家企业,获得了浙江兴业银行的支持,虞洽卿创办的航业集团,也受益于四明银行的财力支持。
商业、工业、运输业与金融业相互为用,事业越做越大。
他们思想机敏,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市场需求,及时更新经营项目,如进出口贸易、日用洋货洋布业、证券业、五金颜料业。
钟表眼镜业、公用事业等等。
他们在国内各通商口岸、通都大邑人众势雄,还在世界的某些城市占有一席之地。
他们的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映了宁波商帮投资的新理念。
火柴大王刘鸿生三、敢于冒险做大事,一定要敢于冒大险。
航海事业及海上的捕捞作业,有不测风云,其险情较之田野作业千万倍。
民谣说:“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
”海上置办货物、贩运贸易,风浪险恶,海盗凶残,人们视为畏途。
凭借智慧和勇气,宁波人履险而不惊。
早在秦代以前,宁波己有近海岛屿上的渔贩盐商。
唐宋时期,宁波的商船远航海外。
北宋时期,开往南亚、中东、非洲以及日本、高丽的商船也大多从明州出发。
南宋时期,明州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
但是明朝厉行海禁,宁波商人为了寻找商业资本的出路，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贸易。
清康熙开放海禁,宁波商帮的海外贸易有所复苏,宁波商船驶往南洋群岛等地经商。
此外,宁波商人还经营沿海埠际贩运贸易,合计每年货运量约有2余万吨。
沙船贩运业、海上进出口贸易都是冒险的行业,也是发财的捷径。
宁波商人中有不少则是在干冒险事业中获取巨利的。
宁波商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前后两次较大规模的海外创业，其风险更大。
清末光绪年间，一批宁波人为生活所迫去海外谋生。
所谓“三把刀子闯天下”，即理发刀、厨刀和裁缝刀。
他们含辛茹苦，从下层劳动者做起，日积月累，把自己的事业一步步做大。
慈溪的吴锦堂(后为关西财阀之称的巨商)，1882年在上海一烛店当佣工，1885 年东渡日本经商。
鄞县胡嘉烈(后为新加坡巨商)，1924年去新加坡谋生,也在一家商店当学徒。
20世纪40年代前后,国内社会经济动荡不宁，宁波商人大批地从上海等地到香港、台湾地区闯荡。
那时的香港经济十分萧条，宁波商人凭借其在内地从事工商业的经验及所积累的资本，敢冒风险，奋力开拓，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站稳脚跟。
在此举两例,可见一斑。
一是上海经商的王宽诚，1947年迁居香港，当时香港经济萧条衰落,不少人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离港而去。
而王宽成目光敏锐，果断地把资金投向房地产，并创办维大洋行等数十家企业，经营地产、建筑、船务、国际贸易等等,获得了成功。
二是包玉刚，1949年赴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航运业。
60年代国际航运市场看好,各公司争着向日本造船界订船。
到了70 年代，市场形势忽然逆转，许多船只租不出去，建造中的船只总吨位急剧下降，再也没有人向日本订船了。
而包玉刚就在市场最不景气的1971年，敢冒风险，向日本公司订造了6艘船，总吨位达150万吨。
这一举措，不仅赢得了日本造船界的尊重，而且随着国际航运市场的好转，包氏公司一帆风顺。
到了80年代，跃居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
地产大王王宽诚世界船王包玉刚四、同舟共济沿海乡民驾船遇险是常事。
一遇风险则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民国《鄞县通志》说,市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
和衷共济使宁波商帮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
宁波有谚:“同乡三分邻,同姓三分亲。
”民间素有乡邻互助的传统习惯。
宁波人外出谋生,往往经族人介绍，同乡引荐，投亲靠友。
叶澄衷祖上世代务农，14岁跟乡人去上海学生意。
虞洽卿是乡间裁缝的儿子，他1 4 岁那年，同村族人虞九鹏带他到上海进瑞康颜料行当学徒。
秦润卿也在15 岁那年由表叔林韶斋保荐,进上海协源钱庄学业。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批人在外闯荡,都得到同乡和同乡会组织的帮助和提携,上海开埠后，大批宁波人涌入，同乡会组织成为宁波人进入上海商界的一个主要途径。
随着各地相继创立会馆,同乡扶助声势更加壮大。
从建立各帮各业会馆到成立公所，到统一的同乡会，其功能也有变化，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赡老济贫，还作为集议场所，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
宁波旅沪同乡会对团结同乡,协调商务,共同对外进行商业竞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1909年虞洽卿等集资创办宁绍商轮公司，以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相抗衡。
当时,以优惠的票价来争取旅客,在船上挂牌“立永洋五角”，致使太古轮乘客锐减。
太古轮自恃资本雄厚，联合东方轮，把票价从一元降到三角，企图压垮宁绍轮，还以赠送毛巾、肥皂招揽乘客。
在宁绍轮亏损、困境日甚的情况下，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动宁波同乡集资，组织“宁绍公司航业维持会”，补贴宁绍公司亏损，并相约不乘载外轮，战胜了英商。
宁波帮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
孙中山先生在1916 年视察宁波时说：“宁波人对工商业的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居一指者也。
”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宁波商帮的不凡历程，应以哲学的视野分析商帮的成败得失，以便发扬宁波帮精神，弘扬宁波帮文化。
民国九年中国通商银行全套十枚。